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而且也在文化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文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艺舞台上，迅速地以它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新的革命内容和题材、新的主人公、新的艺术手法吸引了全世界愈来愈多的读者，并且对世界文学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探讨和研究苏联文学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传统与革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苏联文学的多民族性、苏共对文学的领导、苏联文学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苏联文学史的分期等问题作一个粗略的回顾与分析。

一

如何正确理解传统与革新，是苏联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在讨论的重大问题。

苏联文学是在十月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继承了世界文学首先是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俄国文学的传统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上，那就是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爱国主义以及同它有联系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着俄国先进文学的历史。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三者有过不同的表现和内容。

从创作方法上讲，带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早在十八世纪末拉季谢夫的作品中已经显露端倪。到了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期，通过从普希金、果戈理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全面形成。但是，就是在一些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里也不时显露出对俄国未来的信念，出现鲜明的浪漫主义形象，至于一些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

思想内容上的爱国主义、人民性和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上的反映生活真实、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以及充满幻想、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构成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苏联文学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

同时，苏联文学又是一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兴起的新型的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在1905年革命时期就已经萌芽，它的基本特征在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中已经形成，主要原则也在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得到了阐明。

列宁关于艺术创作的党性学说是社会主义社会新型文学的基础。列宁的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还阐述了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阶级与全人类的关系问题、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辩证地解释了创作自由与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的问题。列宁的这些论述和高尔基创作中所体现的艺术原则后来就成了苏联文学的基本纲领。

根据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发展，这种新型的文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苏联文学的指导思想的是共产主义党性原则。这是列宁明确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成就。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当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不仅是苏联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系列国家和民族在进行的事业。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党性并不是外加的，而象人民性一样，是社会主义艺术内在的特点。实际上，社会主义艺术的党性就是人民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两者是不可分的。

对于文学中的党性，应当有正确的理解。第一，党性不是共产党员作家所专有的，有的党员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党性有时反而不及非党作家。第二，党性在艺术中的表现与哲学、政治、科学中的表现很不一样。作家的党性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直接“翻译成”艺术语言。党性是指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问题，也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倾向性，同时也是审美的概念。党性表现在作家对某些事实的选择与阐释上，表现在作家如何评价生活现象上。肖洛霍夫说得好：“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的指示进行写作的，而我们的心是属于我们以自己的艺术为之服务的党和人民的。”6185273因此，党性原则是通过作家的心来实现的。它包含着作家的全部丰富多彩而又复杂的感情世界。

这里涉及某些人提出的文学的“真诚性”问题。毫无疑问，真诚性这一类主观因素在艺术创作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但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把这类因素同熟悉生活、深刻而充分地反映生活、捍卫进步的立场等等艺术性的客观标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此外，在苏联文学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人提出“创作自由”问题，有的是针对行政领导上的粗暴干涉，这自然是应该避免的；有的则似乎认为文学的党性原则与创作自由是不相容的，这就需要分析。实际上，“绝对自由”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一个作家，只要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深入地掌握生活、了解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把自己同社会主义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就能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曾预言：“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6185274

苏联最优秀的作家把党性原则理解为“历史的严格的指示”（高尔基），理解为自己对人民和人类所负的职责的最高体现（马雅可夫斯基），理解为自己的心的指示（肖洛霍夫），以他们的全部创作证明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特点的远见性。

其次，十月革命改变了苏联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的性质，文艺与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结合得更紧密了。

苏联作家把表现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看作首要的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建立在公正、人道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大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劳动变成光荣豪迈的事业，旧世界的偏见与残余意识的克服，如此等等，都成了苏联文学的主要题材。

革命把人民群众推到历史的前台。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人民群众已经作为唯一的生活主人出现，但这只是在少数作家的作品里才能遇到。现在，人民群众成了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苏联文学的主人公。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好！》、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等等作品所以是早期苏联文学中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作品中提出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因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命运在作品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6185275。文学不是哲学，但在一定意义上，革命文学也有“改变世界”的任务。苏联文学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积极参预改造社会的过程。列宁提出的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成了对整个苏联文学的基本要求。对高尔基的《母亲》，列宁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也就是一本能够积极促进革命发展的作品。苏联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一种公开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性质。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苏联作家的整个活动“按照其使命来说都是一种国务活动”。这代表了苏联作家的共同想法。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起，经过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改造大自然的计划，再到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最后到六、七十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科技革命，苏联作家都是力图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反映生活中的主流及其矛盾与冲突的作品。

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它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它对生活进程的积极干预，也与苏联文学强调教育人的功能有关。凡是进步的、优秀的文学至少具有三种功能：认识作用、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苏联文学在一定时期对后一种功能更是特别强调。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明确提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众所周知，人的立场、观点、精神面貌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文学作品。苏联文学不仅能够使读者获得多方面的认识和知识，而且能够形成他们的理想，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定向”（列昂诺夫），帮助他们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体会到新社会的优越性，对妨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作百折不挠的斗争。当然，也应该看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对教育功能作简单化、狭隘化的理解，曾经产生过一些公式化、图解化的作品。

再次，对社会主义事业坚信不疑，是苏联文学的又一特点。社会主义理想是苏联作家进行创作时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们的审美理想，因此，苏联优秀文学作品的中心人物多半是体现这种理想的正面人物——社会主义的新人。他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们不辞劳苦，临危不惧，坚韧不拔，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建立名垂史册的丰功伟绩。他们参加史无前例的十月革命，通过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严峻考验，建立巨大的工业基地，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城市和乡村。这种人物赢得了苏联读者以至全世界进步读者的爱戴，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正面人物的形象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多种多样的社会经历以及千差万别的社会活动形式勾勒出来的，它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不是一个集中地体现了现代苏联人身上全部优良品质的单一的形象。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上，苏联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过不少的偏差，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未能揭示正面人物成长的复杂的辩证过程。

苏联文学从它诞生时起就创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鲜明的正面人物形象。他们性格不同，修养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作家对他们采取的典型化方法也不同，但他们都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诞生和成长。有的作家以真人真事作为小说的基础，如《恰巴耶夫》中的同名主人公、《青年近卫军》中的青年近卫军队员、《真正的人》中的密烈西耶夫，另一些作家对他们本人的生活和斗争经历进行概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教育诗》中的教养院院长马卡连柯，还有一些作家在一个典型性格中综合了他们自己的多方面的生活知识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塑造了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形象，如《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库图佐夫、《苦难的历程》中的捷列金和达莎、《新垦地》（旧译《被开恳的处女地》）中的达维多夫和梅谭尼可夫、《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中的伊兹维柯夫和拉戈静、《瓦西里·焦尔金》中的同名主人公、《俄罗斯森林》中的维赫罗夫。

但是，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上，苏联文学曾经受到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干扰。“典型是某种社会力量的本质表现”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解就是其中的一例。按照这种理解，作家在创造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典型时不必去深入研究多种多样的人物性格，不必去创造性地利用世界文学的丰富经验。结果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仅仅是人的“社会本质”，而忽略了世世代代形成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高贵的品质：爱人民、爱祖国、忠于友谊、忠于爱情，等等。人物不仅在同一个作品中彼此相似，甚至在不同的作家的作品中也彼此雷同。与此有关的是“无冲突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对“理想人物”的抽象要求。塑造一个党的干部、工厂厂长、先进青年的形象时，从他们的“社会本质”出发，这样的人物就必须能代表整个共产党，代表苏联企业的所有领导人，代表所有的苏联青年，而且，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任何缺点。“无冲突论”又使这些人物似乎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在同大自然、贫穷与落后的斗争中，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而是在只有好与坏的斗争的田园式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有的作家和评论家，在反对“理想人物”、批评战后文学粉饰现实的同时，错误理解“生活真实”，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单纯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热衷于描写人的潜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理想被取消了，描写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以正面人物的范例教育人的任务被遗忘了。

苏联文学主张写真实。而写真实，不仅仅意味着作家要忠于现实，而且也意味着作家要积极地支持新的进步的事物，同过时的落后的事物作斗争。苏联文学的肯定性因素并不在于每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正面人物。《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是一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但作品却从党性立场出发，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了人民的事业，肯定了社会的理想。

最后，苏联文学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传统，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力求在作品中加以体现。

在过去的俄罗斯文学中，凡是人民的苦难、无谓的牺牲、被践踏的希望、破灭了的幻想展示得最充分的作品，凡是同情“小人物”、保护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抗议人权被蹂躏的声音响得最愤激的作品，人道主义也就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起，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作品，都是如此。但是，旧人道主义，不管它多么伟大，却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带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性质。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制度有了根本的改变，人道主义获得了新的内容。高尔基把它称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要把一切种族的和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的铁蹄下彻底解放出来”6185276，“要对小市民、资本家及其仆从、寄生者、法西斯分子、刽子手和工人阶级叛徒的政权怀有永不熄灭的憎恨”6185277，“是使整个劳动人民的世界摆脱嫉妒、贪婪、庸俗和愚昧——摆脱许多世纪以来摧残着劳动人民的一切丑恶现象”6185278。苏联文艺界后来把这种新的人道主义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这种思想内容贯穿在前期苏联文学，特别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这突出地显示出苏联文学的战斗性。但是在某些文学作品中，过多地表现了表面生活和一般的社会关系，忽视了人的自身价值，影响了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等等相互关系问题的辩证的解决，因而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当然，一些优秀的作品并非如此，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列昂诺夫的《獾》、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都是在极度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揭示出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显示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力量和激情。

在四十年代以后，随着革命初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成为过去，随着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日益扩大，苏联文艺界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作了更全面、更广泛的解释。这里面既包括有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的问题，也包括有道德、伦理、价值、审美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法捷耶夫就说过：“苏联文学力图把人类一切真正有重要价值的东西恢复它们原来的意义。它断定，对祖国的爱是高尚的、美好的，真正的友谊是无私的，母亲的名字是神圣的，人被赋予生命是为了劳动和创造。”6185279肖洛霍夫也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美好，能够激发对人的爱以及为人道主义的理想而积极奋斗的愿望。”6185280

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了由于反对“个人崇拜”而引起的关于人道主义的热烈讨论，其中不乏纠正过去关于人道主义的偏颇理解，但也有鼓吹抽象人道主义的言论。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争论，不仅过去的人道主义财富得到了进一步肯定，而且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也有新的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中揭露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官僚主义的错误和“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歌颂受难英雄坚持理想的大无畏精神等等都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是当时关于人道主义的口号。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起，到邦达列夫的《岸》和《选择》、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和牧女》、贝科夫的《方尖碑》、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普罗斯库林的《命运》等，都鲜明地突出了人道主义的主题，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二

上面谈了苏联文学的特点，基本上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但两者又不能混为一谈。从一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比苏联文学的概念更广，因为赞成或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批作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作家。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联文学中也有不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的流派与作品，所以苏联文学的概念就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要宽广。不过，在苏联，长期以来都是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此，在谈论苏联文学的时候也必须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苏联的文学史家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兴起同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亦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阶段联系起来，这是有根据的。这时候，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改造生活的现实的社会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的指南。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才获得了兴起的可能。高尔基在二十世纪初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塑造了一批不朽的形象，体现了无产阶级带来的新因素。这就是《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当时高尔基并没有意识到他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这种新方法也没有定名。世界文学史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拜伦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都不知道自己是西欧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创始人。这都是后来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在分析了他们的作品以后所得出的比较一致的论断。

新的艺术方法从《母亲》等作品问世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已经积累了无数的事实。苏联文学界已有可能确定新艺术方法的本质，勾画出它以后发展的趋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兴起的时候，它既是一种艺术方法，又是一种流派，是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以及早期苏联文学中许多文学流派之一。苏联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是在克服各种偏向的过程中到达的。这是一条探索的道路，但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并丰富这一方法的道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高尔基就曾多次谈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的反映”6185281，“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作为社会主义创造的劳动实践的反映才能出现”618528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932年，它是针对“拉普”把哲学范畴机械地搬到文学中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而提出来的。经过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长时间的讨论，文艺界一致承认古典文学传统的作用以及由新的生活过程和作家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所规定的现实主义的新质（社会主义性质）。大作家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批评家如卢纳察尔斯基、沃隆斯基，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说明苏联文学的艺术特点。被提出来的概念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还有“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带倾向性的现实主义”，“宏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等等。最后大家同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并于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6185283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章程中明明写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文艺领导工作和评论工作中却发生了偏差，有人把“基本方法”理解为“唯一方法”，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路子搞得很窄，造成了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排斥其他的局面，这是高尔基等人所始料不及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至三十年代初同苏联国内的各种流派，特别是现代主义诸流派的竞赛与斗争中形成和壮大的。它强调党性、人道主义、人民性等思想原则，逐步把各种流派的优秀作家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一直在同国外的颓废派、现代派、先锋派作斗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关系也是长期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在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因素，这是事实。因此在对待浪漫主义的态度上，有些作家也发生过变化。只要比较一下高尔基在1919年写的《困难的问题》和他在1933年写的《论生动活泼》等文章，或者比较一下法捷耶夫在1929年写的《打倒席勒！》和他以后的许多言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看法起了多大的变化。在二十年代，“列夫”派（“左翼艺术战线”）断言：无论过去或现在，党都不知道浪漫主义，党所遵循的仅仅是清醒的实际的估计和策略性的必需。“拉普”派则把浪漫主义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他们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根本不需要任何“浪漫主义的杂质”。但高尔基在《论生动活泼》中提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别名”6185284这个公式也不够准确，苏联文学的发展也证明它是片面的。以描写卫国战争的英雄主义的作品为例，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能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如法捷耶夫、冈察尔、吉洪诺夫的作品），又能利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潘诺娃、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应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包括客观认识（现实主义因素）的深度，又包括作者主观的激情（浪漫主义因素）。

至于作家的个性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风格、体裁等，虽然没有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所保证的那样受到尊重，出现了单一化的倾向，但一些优秀的作家却往往有所突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个性。高尔基的特写《列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其类别、样式、风格是多么的不同。梅热拉依蒂斯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艾特马托夫和斯捷尔马赫，加姆扎托夫和斯穆尔，等等，他们的艺术特点也是多么的不同。但是他们之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艺术原则，那就是思想立场的接近，也就是深信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胜利。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应该历史地来理解。它是一个内部一致而又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创作方法。它具有由社会主义思想所规定的基本属性，又能容纳当代社会主义各国各民族的艺术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优秀艺术的经验。它经常扩大它的界线，但又不是无边的，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它是新型的艺术意识，不囿于一种或几种表现方法，而是真实表现生活的多种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它吸收世界艺术过程的先进趋向并能够找到把这种趋向表达出来的新的形式。这就是苏联文艺界近一、二十年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解。

三

苏联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多民族性。苏联文学不仅是俄罗斯民族或几个较大的民族的文学，而且是苏联所有民族的文学的总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苏联各民族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中、从沙俄的民族压迫中解放出来，为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苏联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千差万别，这在语言、文学、艺术、民间文学中都有所表现。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历史上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在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克服陈旧的形式的同时，创造性地利用其他民族的成果来丰富自己。

苏联共产党和列宁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列宁在1919年就曾指示：“……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61852851925年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也指出：“对于我们联盟中许多共和国和省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必须加强注意。”6185286在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中，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苏联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有的是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有的是自治州或民族区。据苏联1979年1月的统计，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人，近一亿四千万，占总人口的一半有余；其次为乌克兰人，约有四千二百万；人口在一千二百万以下、二百万以上的有乌兹别克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塔吉克人、立陶宛人、土库曼人。苏联本地的民族使用的语言约有一百三十种，其中约有七十种是标准语，这里面约有五十种是新近才有文字的语言。除了民间口头说唱以外，苏联文学就是以这些语言写成的。

苏联哈萨克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阿乌埃佐夫在谈到如何分析全苏文学发展过程时曾经指出：“除了苏联各民族文学之首俄罗斯文学，从历史上语言的同源出发，苏联文学可以分成若干组。第一组是同俄罗斯文学及西部各斯拉夫民族文学相近的文学：乌克兰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第二组是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的文学：立陶宛文学、拉脱维亚文学、爱沙尼亚文学。第三组是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学：格鲁吉亚文学、亚美尼亚文学、阿塞拜疆文学以及北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学。第四组是中亚细亚和哈萨克各民族的文学：哈萨克文学、吉尔吉斯文学、乌兹别克文学、土库曼文学、塔吉克文学。”6185287如果再加上伏尔加沿岸和乌拉尔地区各民族的文学、极北地区各民族的文学、犹太文学，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苏联文学”这个概念包含着多么广泛而复杂的内容。

苏联多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一致和多样。从内容、从社会理想、从建设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愿望和目标来说，各民族的文学是统一的，但是它们的审美特征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就是表现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新的思想、新的精神面貌，就是表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思想，就是描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和斗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描写过去，这也是社会主义内容的表现。民族形式，首先是指民族语言，但不仅仅是语言。民族形式中也反映出某一民族的生活习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特点、心理状态的特点。在情节中，在具有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性格特点的人物的形象中，还有在艺术作品的风格和描写手法中，民族形式都有所表现。

苏联各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既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产物，又是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啊分不开的。不能说十月革命前就没有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但那只是在个别民族文学之间进行，而且不是文学发展内在规律性的表现，也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十月革命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当然，在革命初期，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不可能达到无所不包的、深入的程度。当时苏联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很不一样。一部分民族文学拥有丰富的艺术遗产，另一部分仅有民间口头叙事诗歌的传统，第三部分则刚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字。因此，还不具备全苏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前提。此外，各民族文学中还存在着许多彼此对立的大大小小的文学团体，它们也妨碍文学交流。

到二十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三十多种民族文学加入了全苏文学生活的洪流，而到了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已经有四十多种民族文学的代表出席。因此，高尔基在开幕词中有权这样说：“我们各共和国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面前，出现在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对我们友好的文学家面前了。”6185288

在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文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俄罗斯文学又从其他民族的文学经验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早就对某些民族的文学起过影响。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在苏维埃时代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等对其他民族的文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各民族的语言艺术家不仅向俄罗斯文学学习，而且也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哈萨克的江布尔，白俄罗斯的库帕拉、柯拉斯和库列肖夫，乌克兰的巴让、狄庆纳、柯涅楚克和冈察尔，阿塞拜疆的武尔贡，亚美尼亚的伊萨克扬和恰连茨等等的创作经验，对俄罗斯文学就具有不小的意义。

全苏作家协会的建立，为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翻译工作的加强，又大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各民族文学的作品不仅通过俄文的翻译向苏联所有的民族传播，而且其中优秀的作品也由此走向世界。高尔基在总结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愿望时特别提出：“必须用优秀的俄文译文出版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州当前的小说和诗集。”6185289

如果说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接触已经具有计划性，那么在四十到七十年代，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创作合作就以更大的规模、更深入的方式进行，使各民族文学进一步接近，进一步相互丰富。许多民族作家，如吉尔吉斯的艾特马托夫、白俄罗斯的贝科夫、乌克兰的斯捷尔马赫、阿瓦尔的加姆扎托夫、立陶宛的梅热拉依蒂斯，不仅得到了全苏联的承认，有的还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在苏联，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它值得自豪的东西。阿布哈兹诗人古里亚说得好：“文学，就跟金子一样，有大块金子，也有小块金子。但不管大块小块，都是金子！也不会是那样：大的是纯金，小的是粘土。金子就是金子！不在乎大小。”6185290苏联各民族的文学正是在这样相互尊重的思想的光照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四

苏联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苏共文艺政策所起的重大作用。

文学不是从属于政治，但不能脱离政治。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特别是党的文艺政策，对文学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共产党希望每一个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作家进行创作时要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出发，要考虑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动乱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战争的年代，党尤其需要这样做。但这并不等于党要提出一些标准化的要求或条条框框，让作家照此办理。

在有史以来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苏共的文艺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形势的需要，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在某几个时期，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免常有失误，甚至是有重大的错误，特别在斯大林领导的后期，也就是“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期，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既考虑到艺术的特殊性，又总是把艺术同社会发展的规律，同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列宁在1905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其他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阐明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家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等等。列宁反对艺术创作中的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强调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总之，列宁领导文学的主要原则是争取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艺术家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他们能够真正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才干。但是，列宁也不是片面强调自由。据蔡特金的回忆，列宁说过，革命胜利后，艺术家“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的理想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不管这种理想是否有点用处，因此，你就碰到了激动、试验和混乱。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6185291列宁还善于团结思想认识不同的作家。早在1905年，他就认为吸收某些象征主义作家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工作的做法是正确的。列宁对思想上一度出现迷误的高尔基的耐心帮助，更值得后人学习。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共力图把列宁领导文学的原则贯彻到党的文艺政策中去。在从国内战争过渡到和平建设的转折点上，俄共中央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批判了该协会向党闹独立性并且主张和以往的文化决裂来创造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1922年，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在谈到文艺、教育、科技队伍中的非党人士时写道：如果他们“哪怕是大体上了解已完成的伟大变革的真正含意，就应当经常支持他们，同他们进行认真的合作”6185292。这个决议还谈到要爱护“同路人”作家。1925年，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拟定了文学发展的道路，指出了文学界各种流派和团体应当如何相互对待，同时还要求党的报刊上的文学批评应当根除盛气凌人的命令口吻。

三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时代，党性原则不断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大部分作家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当时最大的作家团体“拉普”的宗派主义却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因此联共（布）中央在1932年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了“拉普”。两年以后，苏联作家协会成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写进了协会章程。

三十年代，苏共通过各种方式先后对庸俗社会学、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有些方面批评得不彻底，有些方面批评得过了头，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肃反扩大化涉及大批文学界人士，有人遭到镇压，有人遭到囚禁，有人遭到批判或不能发表作品。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以后，苏共领导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日益扩大阵地感到恐惧，它们对社会主义加强攻击，进行文化渗透；在苏联国内，文艺界一部分人中间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同时，创作中也出现了悲观失望的调子和脱离现实的倾向。针对这些情况，联共（布）中央在1946—1948年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等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了艺术中崇高的审美理想的重要作用，批评了艺术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以及不重视当代生活、脱离群众等倾向。但总的说来，对战后初期文艺界缺点的估计过于严重，违反了文艺特点，混淆了矛盾性质。同时，由于“个人崇拜”大大发展、斯大林的某些主观判断和不正确的评价也反映到这些决议中来，日丹诺夫关于两杂志的报告和关于音乐问题的发言更是充满了尖刻、挖苦的语言，特别是前者，对个别作家的批评几乎达到人身攻击的程度，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氛。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再度流行。文艺界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伤害。

“个人崇拜”的盛行给文学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出现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作图解的作品；“无冲突论”的流行又滋生了一些粉饰现实的作品。出现了“指示性的”、简单化的、政治鉴定式的文学批评。四十年代末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被指责为具有世界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思想。

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指出讽刺文学仍然缺乏，提出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要求文艺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但由于把艺术典型的塑造过于直接地同政治联系起来，主要是由于“个人崇拜”依然存在，“左”的思想没有受到清算，一些弊端也未能得到纠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肯定斯大林前期领导工作的功绩的同时谴责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号召克服“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但苏共认为，尽管如此，苏联文学仍旧向前发展了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苏共要求艺术家同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认清自己的崇高使命是鼓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自己成为党在新社会建设和思想教育方面的忠实助手。

1958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这个文件的精神对整个文艺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提出，要创造一切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艺术家的个人才能；要关心所有劳动者的审美教育，要在人民中培养起高尚的艺术趣味和文化素养。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内，文艺界气氛十分活跃，既有对过去的批评与检讨，也有对今后的希望与设想，争论此起彼伏，推动了创作上的探索。但偏激和过头的言论也造成一些思想混乱。后来产生的领导上的“唯意志论”也使自由讨论难以很好地进行，思想解放的进程受到阻碍。

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批评了前一个时期文艺界对过去和现在两种极端的看法，提出既不要热衷于揭露现在，也不要留恋过去。它的决议指出，列宁的党性与人民性原则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党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党要求文艺批评能更积极地贯彻党的路线，更有原则性，同时也要更关心艺术家。1972年苏共中央又专门作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强调指出，苏联文艺批评应当把思想评价的准确性、社会分析的深度同美学的严格要求、爱护才能和有成效的创作探索的态度结合起来。1976年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又指出：党的文艺方针是关怀文艺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同时又要有原则性的要求。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1981年）再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解：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的利益，和人民同甘共苦，肯定生活真实和人道主义理想，积极参加新社会建设。

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后期，也显露出“个人崇拜”的某种回潮，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的作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反而有所发展，这一切使一些触及历史的作品不能发表。

从以上的回顾中，一方面，不难看出，苏共关心和支持文学中一切先进的和有益的因素，帮助作家们克服旧思想的影响，指导文学沿着深刻地、全面地、完满地反映现实的道路发展。在苏共中央有关文艺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中，都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都提出文学的高度思想性和真实性一定要同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要求，同时也希望作家的创作个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苏共号召作家们大胆地进行创作探索，丰富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和样式，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以满足苏联读者的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苏共重视文学的社会使命，总是把文艺工作者看作是思想教育中的可靠助手。苏联作家也以高度的党性、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来批判文学“独立”于社会、“为艺术而艺术”、无政府主义的“创作自由”等错误思想，从而取得创作上的成就。

同时，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三十年代后期盛行起来的“个人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行政命令领导方式、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唯意志论、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的自满自足和固步自封，在苏共中央的决议和其他文件中都有所反映，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1946年《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6185293，给苏联文学带来很大的损害。

五

苏联文学从诞生以来，就遭到了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士的谩骂、攻击，被看成是洪水猛兽，但也受到了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被称为“良师益友”。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说明苏联文学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苏联文学积极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俄国古典文学来到中国，始于1903年翻译出版的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接着，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也翻译过来了。苏联作家的作品最早译成中文的是高尔基的《该隐和阿尔乔姆》，时为1907年。此后，《二十六男和一女》和《意大利童话》中的第十一篇也分别于1916、1917年译出。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高尔基的重要作品陆续翻译出版。很多文学大师都译过高尔基的作品，如鲁迅译过《俄罗斯童话》，瞿秋白译过《海燕之歌》和一些短篇，夏衍译过《母亲》和《没用人的一生》，巴金译过《马卡尔·楚德拉》和其他短篇。也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断翻译过来。郭沫若最早译出了他的《我们的进行曲》、《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1930年，鲁迅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1931年，曹靖华泽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几乎在同一时期，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瞿秋白除了编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艺的论著外，还翻译了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的文艺理论文章。此后，苏联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就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冲破重重的封锁和禁令，如鲁迅所说的，“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6185294。

苏联的文学作品以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中国的读者，推动了一批又一批人走向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一旦为文艺界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就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文学运动。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运动也超过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革命文学运动，它同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国际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互相呼应，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红色的十年”的世界性高潮。这次文学运动由于毫无模式可以遵循，难免有种种幼稚和偏激的表现，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是一次创举，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尽管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条件十分艰苦，但苏联文学的翻译介绍仍旧继续进行，革拉特科夫的《水泥》、肖洛霍夫的《新垦地》和《静静的顿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陆续出版。至于反映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作品，更是迅速地介绍过来。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俄罗斯人》、《等着我吧》，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别克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中译名为《恐懼与无畏》），柯涅楚克的《前线》，列昂诺夫的《侵略》，阿丽格尔的《卓娅》，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先后翻译出版，成了中国人民的新的精神食粮，成了革命部队的“无形的军事力量”，坚定了人民夺取胜利的信心，鼓舞了敌后斗争的士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苏联文学以至一切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苏联文学的封锁、禁止、摧残与迫害已成为过去。由于中国当时强调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在五十年代，几乎所有重要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都介绍了过来。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凯特琳斯卡雅的《勇敢》、比留科夫的《海鸥》、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巴甫连柯的《幸福》、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费定的《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等描写十月革命前后动乱年代的史诗这时都翻泽出版，使读者对苏联文学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揭露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特罗耶波尔斯基的《农艺师手记》、田德里亚科夫的农村小说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对苏联文学的系统研究也开始了。

对于苏联文学，中国文学界的前辈都极为重视，给予高度的评价。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把介绍苏联文学看做是“偷火给人类”的庄严工作，它让“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6185295。在新中国，茅盾说：“苏联文学是把自己的一切创造都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它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忠实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四十多年来走过的光辉的革命的道路。人们从这里可以找到解放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人民对苏联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把它当作良师益友。”6185296巴金说：“我们的读者在苏联文学中找到很多新的、健康的、鼓舞人的东西。……那些精力充沛的、健康而乐观的新的人，那些把个人跟集体结合得很好、让个人和谐地融化在群众中间的人，那些不知道个人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的劳动者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②周扬说：“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国人民中找到了愈来愈多的千千万万的忠实的读者……他们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当作了自己学习的最好榜样。……他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人物，一种具有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的人物。”61852976185298可以说，苏联文学对新中国整整一代的年青人起了巨大的有益的影响。

如果说，苏联的文学作品对中国读者起的思想启迪作用是巨大的，是人所共见的，那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著作对中国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就需要加以分析了。

一般地说，列宁、普列汉诺夫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高尔基、卢纳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还有其他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文学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一些重大文学现象时起了好的作用。鲁迅就说过，他看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才“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他还因此译了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纠正他和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6185299。苏共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批评是严肃认真的，是及时的；苏共对待中间作家、党员作家、文学遗产等等的态度，是慎重周到的；苏共强调文学中的党性原则、人民性原则，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这些，对中国文艺界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弗里契以及其他文艺批评家著作中出现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和教条主义倾向都在三十年代以至较长时间产生过消极影响。苏共中央的某些决议，如1946—1948年的几个决议对中国文学界也起了不良影响。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苏联文学和一切外国文学的介绍研究工作趋于停顿。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重放光芒。苏联文学的介绍工作以新的势头展开，研究工作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下进行。不仅五十年代在中国就已闻名的作家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三部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冈察尔的《小铃铛》等等受到重视，六十年代在苏联崛起的作家如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斯塔德纽克、艾特马托夫、瓦西里耶夫、普罗斯库林、拉斯普京、别洛夫等，以及七十年代闻名的万比洛夫、舒克申等的作品也陆续翻译过来。过去在苏联受到冷遇或遭到批判、现在受到重视或恢复名誉的作家如叶赛宁、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等的作品的翻译也渐渐多起来。苏联文艺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讨论受到了中国文艺界的重视，苏联近些年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探讨也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

现在，苏联文学界正经历着一个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国文学界，包括苏联文学研究界，也在总结过去吸收借鉴外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在内的经验教训，使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学为我所用。可以预言，今后，苏联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也将在新的条件下取得稳步的发展。

六

在着手编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在苏联，这也是一个长期得不到一致意见的复杂的问题。

五十年代以前，苏联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专著大都按五年计划分期，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六十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史家基本上采取按年代划分的方法，特别是对前半期是如此。这有其方便之处和合理的因素，但同文学发展本身结合得仍旧不够紧密。在这期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的四卷本《苏联俄罗斯文学史》把后半段分为1941—1953年和1954—1965年两个时期，显然是一个改进。有的文学史把整个文学发展过程分为“1917—1941年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和“四十至七十年代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两大时期。把时期拉长，对分析某些文学现象是有好处的。有的文学史则分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时期”、“四十至六十年代发展社会主义时期”、“六十年代末至今的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但所有这些著作在论述中也还是按照年代。与众不同的是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的六卷本《苏联多民族文学史》，它不但弥补了过去只写苏联俄罗斯文学史的缺点（尽管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编写了自己的文学史），而且在分期问题上有它自己的特色。它的分期是：1917—1931年，三十年代，卫国战争时期，1945—1954年，1954—1967年。

本书编写者根据自己研究苏联文学得出的分期法，与《苏联多民族文学史》的分期法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同。

本书最后写到1981年，我们把这以前的苏联文学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即：1917—1932年，1933—1952年，1953—1966年， 1967—1981年。以上分期的上下线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上下略有交叉。

在第一个时期，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国内战争进行了几年，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处在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文艺领域也不例外。各种流派纷呈，作家队伍明显分化，文艺思想激烈斗争。苏共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1925年关于文学政策的决议、1932年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都是文艺界的大事。作家们的主要任务是反映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和人们在这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通过作品对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作出阶级分析，并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同时，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文学发展方向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在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人们在世界观上、在奋斗目标上渐渐趋于一致。1932年，苏共解散了宗派主义严重的“拉普”，从而为团结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初次发表，列宁的文艺观点被广泛接受，卢纳察尔斯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列宁与文艺学》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关于新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讨论大规模展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开始出现。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全面的表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作家们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卫国战争时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一切为了前线。自三十年代后期起，“个人崇拜”给文学带来了不良的影响。1946—1948年苏共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决议以及日丹诺夫的有关讲话由于方式简单粗暴、批评不实事求是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现实的作品不断出现。“无冲突论”流行。

在第三个时期，1952年4月，《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揭开了文艺界反对“无冲突论”的序幕。次年6月，《真理报》又发表社论《克服文艺学中的落后现象》，批评文艺学中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这是反“无冲突论”斗争的继：续与发展。1952年底，苏共召开十九大，总结报告对苏联社会生活中的缺点和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号召文艺界“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和弊端，“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用果戈理和谢德林的讽刺烈火来烧掉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此后，文艺界就提出了“积极干预生活”和“写真实”的口号。总结报告并对“无冲突论”者的典型说作了剖析，认为“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刻划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实际上是肯定了反面形象的意义。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4年底，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基调是反对“无冲突论”。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正式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在文艺界也引起紧张的探索和激烈的争论，思想活跃与思想混乱同时存在，既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一些迷误。

在第四个时期，针对上一个时期，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文学界对过去和当前两种片面理解和思想倾向，《真理报》于1967年1月发表社论《当落后于生活的时候》，涉及两个最有影响的刊物《新世界》与《十月》之间的争论。社论批评《新世界》“过分侧重反面现象”，“把反英雄人物”提到首位，批评《十月》“对当前的良好进展估计不足”，常常采取简单化的贴标签的做法。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极端”问题就是发轫于这篇社论。总结报告明确提出文艺界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企图把苏联今天丰富多彩的现实，简单地归结为党在克服个人崇拜后果后一去不复返的问题”。另一个极端是“企图粉饰过去遭到党坚决的原则性批评的现象，保留同党近年来在自己的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中贯彻的创造性新事物背道而驰的概念和观点”。换句话说，就是既反对对现实抹黑，也反对粉饰过去。此后，文艺界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的斗争日渐平息，激烈争论的气氛也趋于缓和。另一方面，在“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反映“科技革命”、“新经济体制”的文学作品也渐渐多起来。

在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上，也都贯彻了反对“两个极端”的精神。如“理想人物”与“反英雄”都遭到了批评，“正面人物”这个概念恢复了。关于“写真实”，既反对粉饰现实，也反对把“写真实”仅仅归结为暴露和批判。关于人道主义，既反对把人道主义一概抹杀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又反对没有阶级标准的抽象人道主义。关于现实主义，认为它不是保守的，而是发展的，但也不是无边的。

以上就是本书划分的四个时期的主要线索，不能说有很充分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这只是多种分期法中的一种尝试。

在作家论的编排上，我们觉得，把一些重要的作家按照他们的主要活动时间分别插入某一时期，还不如集中放在一卷里对读者更方便，何况有的作家活动的时间跨度很长。

最后，我们要向读者坦率地承认：本书虽然名为“苏联文学史”，但由于撰稿人还没有条件掌握苏联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的材料，主要论述的都是苏联的俄罗斯文学，只是在有关章节及作家专论中论述了苏联各民族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和作品，还称不上一部真正的多民族《苏联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