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五大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党的十五大以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蓬勃兴起。为进一步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中共中央于1998年6月24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要求全党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五大主题，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十五大精神上下功夫，把全党的理论学习提高到新水平。为了帮助读者切实全面、准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在系统阐明这个理论博大精深的内容之前，有必要对这个理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个理论的显著特点，这个理论的逻辑结构，以及如何去深入把握这一理论等问题，作一概括性说明。

一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的，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江泽民所作的十四大报告在系统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后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一16页）这段论述全面地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基础、现实根据、思想渊源等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条件，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一）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个伟大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都反映着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在其名著《哲学的贫困》中有句名言：“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出如下结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与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的产生一样，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有着自己特定的时代背景。当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列宁分析了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那个时代的世界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二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其一，战后40多年，西方国家之间无战争，世界范围内保持了相对和平；其二，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长期竞争共处，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其三，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从军事转向科技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其四，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潮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众多矛盾，都是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邓小平正是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当代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做了冷静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正是以此为立论的基础，以这种时代眼光和世界历史眼光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发展思路，从而形成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对世界历史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时代根据，也使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基础。

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也是在总结和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创立的。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基础。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都昭示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也发生过严重的曲折，甚至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究其原因，从根本上看，就是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建国以来特别是1956年以后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面的历史经验。过去探索中的错误则从反面提供了经验教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事实上，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正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契机。正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和开放的问题。他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挥。又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同时他还明确指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构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即实践主体的理论需要。就前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进行总结的最新科学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原则、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就后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人民群众迫切理论需要的积极回应。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他还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的深刻性在于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在实践中的实现，都与人们的需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需要有关。正像毛泽东思想是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适应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迫切理论需要而做出的积极回应。中国当代社会的明显特点，就是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曾做过艰辛的探索，成绩巨大，但教训也极为深刻。当历史列车把中国带到70、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中国的国情到底有什么特点，中国社会到底处在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那个阶段上，社会发展的目标、动力、战略到底应当怎样认定，等等。在指导我们实践的原有的理论已失去解释力的情况下，这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指导中国实践的邓小平理论。

（四）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邓小平理论“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着先导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经典作家思考社会主义的方法，都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依据。如，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假设，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却变成了现实。邓小平理论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正是抓住了马、恩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关键问题，结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再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较好的思路，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他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显然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党和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主张，尽管这些思想和主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有的甚至是一些思想火花，但却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一方面没有丢掉老祖宗，另一方面又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于新的实践，用新的思想、观点去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言：“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五）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总结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基础上，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个理论的形成都做出了贡献。而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的是邓小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实践中推动邓小平理论不断向前发展。所以，党的十五大一方面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又强调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之所以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并不是偶然的，是同他长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经历和崇高品格分不开的。邓小平那样漫长曲折的“三落三起”传奇式的革命生涯，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那种好学深思的品格，练就了他无比深刻的敏锐的洞察力；他那种坚强钢毅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熔铸出他那伟人独有的风范。对此，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做了生动的说明：“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比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他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他崇尚实干，行动果断，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5页）所有这些，都是他创立邓小平理论无比优越的主观条件。

二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列宁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对邓小平理论同样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的考察。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这是因为，这次标志着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开始，也标志着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也是反映这个历史过程并指导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开始。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个“历史起点”并不是突如其来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则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着手进行全面整顿。他一再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求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整顿为纲，通过抓好各方面的治理整顿，开始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混乱和错误。他为生产力正名，要把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整顿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错了，但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这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否定“两个凡是”，为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做了一定准备。正如后来邓小平自己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那时的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255页）因此，总的说来，尽管在1975年邓小平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在酝酿和萌芽之中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主题（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拉开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的序幕，并从原则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在会议前夕邓小平所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五大把这篇讲话看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停止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又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两篇重要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阐述的重要思想标志着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开始具备雏形。在这之后，我们党继续推进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和讲话，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于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于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观点。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提出标志着这一理论开始形成。

（二）在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中，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初具轮廓（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

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逐步得以全面展开并向深度推进，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必然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理论思考的深入。邓小平基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先后发表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揭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件，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这是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先导。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体系充实了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深入研究了我国的国情，明确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依据阐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系统地分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三大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

（三）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1987年10月至1992年10月）。

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邓小平理论充实了许多重要观点。尽管这一时期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但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决策，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动摇，在国际局势剧变中党中央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继做出了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关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等一系列重要决定。这些正确的重大决策保证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个谈话在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以及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姓“社”姓“资”等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和探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新的、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新概括，关于台阶式发展战略的新概括，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等等，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的新回答，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并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做了高度的概括。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对于统一全党与全国人民的认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推动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在整体推进和攻坚阶段的改革开放新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1992年10月至1997年9月）。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艰巨任务、改革与发展两大课题、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买方市场的形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加和再就业、知识经济的崛起等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犬牙交错，而且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综合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形势，分析矛盾，审时度势，显示出了卓越的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运用和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不仅郑重地做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强调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而且十五大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十五大是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典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反复指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强调思想路线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问题，要求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必须善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二是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是我们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客观依据。更加准确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坚持和发展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明确提出了实施“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相互促进和内在统一，做出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四是坚持和发展了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强调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针，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概念，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五是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要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高度概括和总结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著名论断。六是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的思想。在邓小平新时期党建理论的指导下，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提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反腐败提到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并进一步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倡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在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对外开放、政治体制改革、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外交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表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上的全面性。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这些新发展、新贡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现阶段中国实际和国际形势新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坚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胜利推进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一定会在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推动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 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以及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做过多次概括和表述，既体现出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体现出我们党对这个理论认识的逐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一）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认识。

邓小平理论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党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的概括和认识也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

第一次对这个理论做概括，是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5页）这个总结共有10条，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个概括反映了我们全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虽然那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作为道路要点提出来的，但它却是后来对这个理论概括的雏形。

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和理论主题以后，在全面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理论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已经有了一个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三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十三大把它概括为十二条：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在列举了这些观点以后，十三大进一步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这一次概括与《决议》的概括相比，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而且增添了新的内容，更加显出了特点，但从现在看，这毕竟还是一次初步的归纳，所列12个观点，有的并不是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而有些当时已提出的很重要的理论观点却没有被归纳进去。这反映了当时全党对这个理论的认识水平。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也概括为十二条。这十二条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按照“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将十三届七中全会归纳的这十二条与十三大的十二条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首先表明了，在这一时期内，理论有了发展，而全党对这个理论的理解也加深了，因此，各条的内容写得比十三大充实了，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但这种差别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如十三届七中全会归纳的第一条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政权摆到第一位。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也反映了我们对东欧剧变的认识水平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理解水平。另外，十三届七中全会归纳的十二条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容，没有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内容。这显然是个不足。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了新的归纳，并在每一个方面提出了“三个必须”的基本要求，明确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比较深刻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指明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应该说，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邓小平理论体系进行概括的尝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党的十四大在系统总结14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种概括比十三大的概括更准确和全面了，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体系认识的新水平，标志着我们党对这个理论的认识出现了飞跃性进展。

1995年，由中央宣传部编写、中央批准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在十四大概括的九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和展开，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16个方面的内容。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名称简称为“邓小平理论”，但对其内容没做新的概括调整。可以说，邓小平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上述九个方面展开，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原理和范畴，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通过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从全党来说，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概括和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而这个认识过程也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前进的。这也表明，上述任何一次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认识和归纳都不可能是终极性的，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会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这个理论科学体系的认识也将继续深入和升华。

（二）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

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我们党从不同的角度先后做过一些评价，这些评价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逐步深化和发展的。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首次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而且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做了初步的认定。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1989年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0年6月12日，江泽民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他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1年来，我们党正是采取了这种正确态度，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90年12月30日，江泽民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结合全会阐发的十二条原则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阐发了自己的认识。他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而又很不容易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就在于这种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丰富和发展。这次会议通过的《建议》，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阐述了十二条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丰富经验的概括。实践证明，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的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在系统回顾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小平同志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国现代化事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的新的历史功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原因。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1992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评价。前一个意见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正确总结，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成果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回答了当前我国建设和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实践表明，这一理论和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遵循这一理论和路线，我们才能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克服困难，胜利前进。后一个意见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已经成为团结全党为实现新时期宏伟目标努力奋斗的思想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拓展和深化，邓小平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全党对这一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也逐渐明确和加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人们认识的成果，对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等做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并且郑重地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四大报告第一次使用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四大报告还强调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在一系列讲话中从不同角度反复重申了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1993年12月2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角度确认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改革开放15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从认识论和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也表明我们党领导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1996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从总结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角度指出：现在苏联解体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而在我们中国，因为有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不仅保持住了，而且发展了。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威力。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中央发布了悼念邓小平的三篇重要文献，对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做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做了充分的肯定。文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没有邓小平同志创立的这个理论，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和同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进一步确认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最主要的评价的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发展和发挥。不仅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而且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确认了它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是对它们的发展和创新，确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十五大还做出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的重大历史决策；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三）对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认识。

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党对于这一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指导地位的认识也日益明确和深化。从党的有关文献看，对于这一理论的指导地位的确认，我们逐步使用了以下六种表述。

第一种表述是“思想武器”。1992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工作要点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指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以此来武装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4页）党的十四大在号召全党“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时候，也把这一理论确认为“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1994年12月14日，胡锦涛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把邓小平理论称做“强大的思想武器”。他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团结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精神支柱，是引导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从过去十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又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产物，这一理论揭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推进改革和建设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方法。”（《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5页）

第二种表述是“指针”或“根本指导方针”。1992年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在阐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时是这样表述的：它“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宣传思想战线必须牢牢地把握这一根本指针，用以指导自己的全部工作。3月，胡锦涛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是我们在新时期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也是加强党校工作的根本指针。

第三种表述是“精神支柱”。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1994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指南，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1996年10月1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也强调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四种表述是“行动指南”或“科学指南”。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精神支柱和科学指南。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第五种表述是“指导思想”。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江泽民所致的悼词，在高度评价邓小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党章明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六种表述是“旗帜”。1987年党的十三大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前进的伟大旗帜”。（《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直接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为旗帜。他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后来江泽民又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旗帜问题。1993年11月2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旗帜问题，并在讲话的结尾发出号召：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一致，扎实工作，艰苦创业，奋勇前进。1997年2月，中央在悼念邓小平的文献中，明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更加集中和突出地强调了旗帜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

四 邓小平理论的显著特点

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我们在这里从理论内容、价值取向、思维品格、理论体系四个方面来看这一理论的特点。

（一）理论内容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性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从理论内容看，邓小平理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其一，准确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基本国情的估计，虽然也有毛泽东的“一穷二白”的基本判断，但在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上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许多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正如邓小平总结所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他对于我国社会所处的阶段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国情的概括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术语。1987年8月29日，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根据，不仅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而且以此为基点，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概括，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贯彻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也为反对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其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刻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初步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的结合上去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并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突破了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历史难题；他的民主政治论，把追求民主作为改革的总体目标，致力于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机制；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独创性地将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为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找到了智力支持和精神支点。其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形成了符合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以走自己的路为方法论支点，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蓝图为总体发展目标，以优势发展战略为战略选择，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为发展动力，以人民群众（依靠力量）、党的领导（核心力量）、人民军队（坚强柱石）为发展主体。而这个发展模式又以改革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三步走”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为政策支持。

（二）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但这些规律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因此，社会的发展就同时具备了两个向度：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同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也必须反映这二者的统一，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要反映人的价值追求。关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应该既从规律性角度展开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又应该体现人类的价值理想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贯注价值理性精神的，其科学性并不表现为对价值理想的否定，而是从人类历史实际发展中提出价值理想并科学地论证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方法、手段和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都表现了对这种统一的自觉。然而，在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实践选择上，却存在着将二者割裂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忽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要求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下实现。20年代后期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模式的实施，都与片面张扬价值理想有关。另一种情形是主张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把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推到无限期的未来，这种思想倾向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等同于空想而加以拒斥，其结果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就与这种思想倾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邓小平理论既克服了离开生产力基础片面张扬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倾向，又克服了技术实用主义的倾向，体现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统一，在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意义的同时，又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

第一，邓小平理论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充分认同的，但又把这种认同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上。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背景下进行的，邓小平对这一理想目标的追求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因此，他接着又指出：“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第二，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人民价值观，他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紧紧地与人民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主体取向。把人民群众看成历史的动力，把人民群众看做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总是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二是以满足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取向。邓小平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给人民以实惠。他明确说过，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邓小平提出的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鲜明地体现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

第三，邓小平理论的价值理想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内在统一的。邓小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和方法，既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手段和方法的重视，又是贯注了价值理性和目的精神的。他一方面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一起并列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方法；他一方面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提了出来，同时又将生产力的发展落脚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意义。它是一个全面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行动参照和理论纲领。

（三）思维品格的创新性。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之力。创新表现在许多方面，有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居于全国社会发展指导地位的理论的创新，对于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性。就理论的层面而言，创新活动与运用活动具有内在的联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只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不能算是理论家，只有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并且有创新活动的才算理论家。他说：“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邓小平的这种创新性思维，表现在思维对象上是思维领域上的开拓和扩散，他能够想前人之所不想；表现在观点上则是思维的高度的超越性，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都体现了这一点；表现在思维振荡的幅度上，从时间上看则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从空间上看则跨越亚洲与整个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则是一种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的，而以归纳法为主导的发散式思维。不管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是改革开放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理论中是演绎不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创造、概括和归纳出来的，思维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体现在归纳法中。

（四）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征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看。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是闭门运思的结果，而是对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批判、继承和超越的产物。

第一，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并站在时代高度，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一方面没有丢掉老祖宗，同时，也说出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新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表现在哲学观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具有系统性、开放性特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特色论”、“两论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学说，不仅是对毛泽东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扬弃。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他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自然经济思维定势的变革，也是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表现在政治思想上，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和发展；他的民主和法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的文化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战后重建，德、日战败国的恢复，尤其是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发展的主题受到极大关注，成为国家政策和理论研究的现实议题。邓小平虽然没有写出专门研究西方发展理论的文章和著作，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包含着对这些理论的批判继承。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注重批判吸取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增长”、“全球经济趋于一体”等思想观点，坚决反对依附论所主张的断绝与发达国家联系等论点，强调走自己的路。他坚决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片面强调经济目标的倾向，批判地借鉴了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观点。

从现实看，邓小平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非常完善的无需发展了的。他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邓小平理论就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还将不断出现，邓小平理论还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之后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也不能要求邓小平为他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也必须根据变化发展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要求，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品格的鲜明体现。

五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逻辑结构

掌握理论必须要把握它的科学体系，用理论的科学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个原理只是历史地，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47卷，第464页）邓小平也说过：“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44页）江泽民则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我们在学习和应用中，也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

（一）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对于这个理论是否形成体系的标准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所谓形成了科学体系，从实质和根本上说，就是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就是提出了观察、分析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这一系列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另一种看法认为：“看一个理论是不是有科学体系，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它有没有一个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并把它贯穿于全部理论的始终。如果说这一理论有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基础，而且这世界观、方法

论是贯穿于全部理论各个观点的始终，那我们说这个理论就是可能会成为体系。第二，要看有没有一个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或者基本的理论问题，各个观点是否都围绕解决一个大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理论就可能成为体系。第三，要看有没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如有则可能成为体系。”（李君如：《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这两种看法尽管有些差异，但总体精神是一致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邓小平理论确实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这只要认真钻研《邓小平文选》和党中央的重要文献，只要认真联系历史、联系实际来思索和领会，是不难得到共识的。因为这个理论不仅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也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贯穿理论始终和各个观点的哲学基础，而且它也有始终围绕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中心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再者，它围绕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的答案，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有些人以邓小平没有大部头理论著作为由，否定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科学体系，这是毫无道理的。据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明确认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党的十五大重申并发挥了这一认识，认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一个有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它是由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组成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如何在学习和研究中从逻辑上表述这个科学体系，呈现出符合邓小平理论实际的逻辑结构，则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邓小平理论还在发展之中，对这个理论科学体系逻辑结构的表述，也在发展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再发展的逻辑结构的表述。在对这个理论的丰富的实质内容的多方面、多途径研究和探讨中，对这个理论科学体系逻辑结构的表述，也将不断深入、完备和向前发展。

事实上，近些年来，理论界已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逻辑结构表述的问题予以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写出了不少专著或教材，但短期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研究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然后再研究其中的逻辑关系。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理论创立者的思维逻辑。

邓小平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十四大归纳为九条，《学习纲要》又扩展为十六条。邓小平多次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有很多条，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展开的。用最概括的语言讲，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就是回答和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个大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甚至很难截然分开。但是，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邓小平的论述来看，都是两个问题。邓小平多次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我们的认识不完全清醒。他提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的谈话中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提出来要我们解决。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他对外宾说：“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上述表明，邓小平已经挑明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他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在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后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这里讲的“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就是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里，邓小平的思维逻辑是，在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就是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逻辑，从而也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所以，我们主张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展开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和体系。

（三）《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一书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理解，我们认为，就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本身来讲，应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二部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考虑到本书是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研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描述体系结构本身，这样就把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作为一部分来写。于是本书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主要写基本理论，围绕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安排了六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这样安排的逻辑根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精髓，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两大理论，就无法解释后面的一系列理论。只有准确把握了这两大理论，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逻辑展开和体现，

“中篇”主要写行动实践层面上的理论，围绕着邓小平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安排了六章：基本路线论、基本纲领论、发展战略论、国际战略论、祖国统一论、发展主体论。这样安排的逻辑根据是，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在行动实践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基本纲领是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具体化，发展战略、国际战略、祖国统一是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不同方面的更加具体的展开。发展主体论则是以逻辑终点的形式来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即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下篇”主要写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围绕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安排了三章：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这样安排既展开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关系，又突出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创新和发展，即呈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地位，又突出了这个理论的实践价值。

六 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

学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能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诚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所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正因为学风问题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至关重要性，江泽民在1997年5月29日讲话和十五大报告中以及在1998年2月《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和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突出地讲了学风问题，在号召全党兴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进一步端正学风，把学风问题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和“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来对待。《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不仅专门阐述了学风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全党必须在学风上有一个明显进步。”把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看成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能否深入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既来自实践的呼唤，也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从实践方面看，当前，我们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经过20年的实践历程，我国的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已经触及到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领域中的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住房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毫无疑问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但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正确的出路是端正学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以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从理论方面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前进。但是，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邓小平理论只能是初步地而不可能完全地、最终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所有问题。实践的发展必然会要求理论的不断回应，因此，邓小平理论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学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学风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步；我们今天也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学风对待邓小平理论，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前提下，推动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而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态度。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理论不能脱离实际，他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实际？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脱离了这个实际的理论，就是不正确的理论，是我们所不取的。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强调指出，理论学习新高潮能不能扎扎实实地兴起来，理论武装工作能不能取得明显成效，关键在于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今天，进一步端正学风，抓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关键”二字，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必须做到以下五个“坚持”和“统一”。

其一，坚持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理论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深入学习这个理论，必须注意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的倾向，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是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同时又必须克服一味地追求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把邓小平理论看作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的另外一种错误倾向。邓小平理论所追求的不是纯学术上的完满，它所致力的目标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是在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我们也必须围绕着现实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去运用邓小平理论并通过这种运用去把握它的理论体系。只有坚持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的辩证统一，才能把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真正落到实处。

其二，坚持理论与方法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理论无疑是一种准确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理论，我们必须把它当作理论系统来把握，但邓小平理论又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它告诫人们，必须一世从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因时因地制宜地观察和处理问题。因此，我们在理论的层面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还必须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把握它，把它看作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正如江泽民所指出：“邓小平同志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求是》,1998年第4期，第3页）

其三，坚持学习与应用的辩证统一。学习是应用的前提条件，应用是学习的根本目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也决定了它本身也是应用的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内容本身固然重要，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和作用更为关键。全面准确地把握理论体系，目的正是在于应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正是体现了将学习和应用邓小平理论辩证统一起来的正确指向。江泽民同志也反复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一要要学以致用。要把邓小平理论同国际国内的实际，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其四，坚持言论与行为的辩证统一。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到行动上，不仅要用邓小平理论来完善自己，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还要用它来改造自己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方面，要切实树立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仰，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注意在自己的行动中去运用和实践这一理论，将这一理论变为自己的切实行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其五，坚持求实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讲求实际，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着眼点，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出发点，但求实的目的在于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创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归宿。当然创新又必须以求实为基础，离开求实的创新只会陷入空想。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时刻鼓励大家创新。他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我们说邓小平是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典范，正是因为他较好地处理了求实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古人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也必将不断出现。只要我们进一步端正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领全局、贯穿各项工作的灵魂，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定会将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并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推动邓小平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