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即将到来。我们,《巴黎公社史》的作者们谨以这项科研成果,作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纪念。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历史,同马克思的名字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马克思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赞扬巴黎公社革命,多方努力帮助和援救公社革命者,而且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科学的总结。恩格斯指出,当公社最后一批战士殉难只过了两天,马克思就“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巴黎公社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正确性,而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实践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表明,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直到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和论述巴黎公社的历史,仍然毫无例外地必须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中国,巴黎公社由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评介而开始为人们正确理解,也有了半个多世纪。我国新民主义革命期间,巴黎公社先驱者的光辉榜样,一直鼓舞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为更多的人们所熟悉,公社革命者的英雄业绩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传诵。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有过一些很不准确的论述和应用。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歪曲巴黎公社的历史,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某些误解,严重损害了巴黎公社的声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的报纸刊物上相继出现了一批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批判了前一时期流传的一些错误观点,论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的巴黎公社的若干具体经验,也发生了一些争论。很显然,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如同其他各个领域、各门学科一样,负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同时在我们国家,迄今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史学工作者撰写的阐述巴黎公社历史的学术著作。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1979年把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列为科研的重点项目之一,以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雏形为主要的研究课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南,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系统地叙述巴黎公社革命酝酿、爆发、胜利以至失败的历史过程,阐明巴黎公社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和主要的历史教训,着重从正面澄清一些不准确的和错误的说法,以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参加这个集体项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北京两个高等院校的八位同志。除了个别同志较长时间从事巴黎公社史的研究以外,多数人只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这样一个角度对巴黎公社较为熟悉;有的还是刚刚加入史学工作者的行列。我对巴黎公社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只不过因为职责所在,对此还比较热心,才主持其事。这样,自1979年4月起,大约用了三年半时间,总算完成了这部仍然比较粗浅的《巴黎公社史》书稿。
马克思曾经说过,“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
现在这部《巴黎公社史》书稿,分为十章,大体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来说,前面三章主要阐述巴黎公社革命的发生及其历史背景。其中第一章着重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历史条件论证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前提,阐明巴黎公社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经济政治状况发展演变的结果,是法国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化的产物。书中指出,由普法战争失败所引起的推翻第二帝国的1870年9月4日革命是法国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可能解决处于激化状态的法国社会矛盾。
第二章主要阐述巴黎公社革命的酝酿过程。继承第二帝国衣钵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投降卖国的倒行逆施,使得阶级矛盾由于对待民族危亡的不同态度而重新突出起来。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出了打倒国防政府,建立巴黎公社的政治要求。自发的1870年10月31日起义和1871年1月22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使无产阶级经受了锻炼,成为巴黎公社革命的预演。这一章,还说明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渊源和各革命派别对于巴黎公社的不同理解。
第三章主要阐述巴黎3月18日起义的胜利。国防政府的后继者梯也尔政府签订法德预备和约,使法兰西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民族的灾难,巴黎人民备尝围城之苦,以及梯也尔政府和它的御用议会对巴黎的轻侮,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在巴黎出现了如同列宁所说的那种革命形势: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整个危机形势和统治阶级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加以梯也尔策划全面镇压巴黎革命力量,蓄意挑起内战,于是,蒙马特尔高地的枪声触发了巴黎公社革命。
通过上述分析,本书前面三章着重论证了巴黎公社革命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有着它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
在我国关于巴黎公社历史的论述中,探讨公社革命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说明第二帝国覆灭以后巴黎无产阶级建立公社尝试的历史过程,过去还是较少涉及的领域。我们期望,本书前三章中对若干问题的阐述,将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史料和观点。例如,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波拿巴专制政府内外政策的接连受挫,法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如何上升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巴黎公社革命酝酿期间三个主要的群众政治组织——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二十区国防共和中央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状况及其作用;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建立巴黎公社而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的一系列的激烈斗争等等。恩格斯曾经谈到法国历史的特点。他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
本书中间四章,着重阐述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雏形的基本特征,以及公社革命者建设和保卫公社的英雄事迹。所谓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是省略语,准确的全称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真正民主的”、新型的国家。我们之所以采用雏形的提法,包含这样一些意思:
第一,是承认它的不成熟性。巴黎公社犹如一个早产的婴儿。它发生在法国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从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因而在许多方面表现很不成熟。如果比之纯粹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它已前进了一大步。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核心人物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公社各项措施的深刻内容,都远远超过了在它以前的历次无产阶级运动。但整个说来,它并没有越出自发斗争的范围,其根本弱点就是没有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可以这样说,巴黎公社是在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政治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由于爆发革命而得以建立;同时又在无产阶级革命赢得胜利所必需的社会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社会变革的经济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遭到了失败。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其不成熟性而否定它的阶级属性。
第二,是指它处于萌芽状态,有待发展成长。巴黎公社的具体实践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但它存在的时间过于短促,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措施刚刚提出而未付诸充分实施;还有许多措施属于临时应急性质而没有触及根本的社会改革,有许多在后人看来应该做的事而没有做。这就是说,虽然它明显地表露了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基本特证,但还没有发展成为能够充分履行其职能的无产阶级国家。
第三,所说雏形也有具体而微的含义。巴黎公社的管辖范围限于巴黎,它未能行使全部国家权力。然而,它初步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部分地行使着国家权力,它的施政内容大大超过了一个市政机构的职权。它在法国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历史上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地方自治机构无从比拟的。它是与法国资产阶级中央政府相对抗的、不具备国家政权完备形态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
围绕着阐明上述基本观点,我们在本书中间四章的结构安排上,把依照时间顺序的历史叙述同对事物各个侧面的具体剖析结合起来。第四章主要说明巴黎公社革命胜利后最初十天的发展,评价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作为实际上的临时革命政府所建立的功勋及其失误,叙述了巴黎市内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公社选举和巴黎公社成立的盛况,以及巴黎公社革命在外省引起的反响。书中指出,巴黎公社的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
第五章着重阐述表明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雏形的基本特证,把公社政权的施政措施归纳为十大政绩。其中,对于确立无产阶级统治的新秩序,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进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样一些从本质上最能反映无产阶级国家基本特征的具体实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书中指出,公社政权所实行的变革,有些仅仅有了好的发端,远不能认为已经是完善的、定型的,但它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经验,理应给予高度的评价。
第六章叙述巴黎公社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评介了公社存在期间各种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以及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的状况,指出巴黎公社力量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在这一章,肯定了继承法国历史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的各种俱乐部的独特作用,说明它实际上成了大体以地域为单位的松散的公社基层社会政治组织,沟通公社委员会和城市居民联系的重要渠道。书中指出,各种中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的活跃,尤其是共济会戏剧性地宣布归附公社,正是表明无产阶级成功地联合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了中产阶级中的进步人士,扩大了巴黎公社的社会基础,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探讨了公社在农民问题上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
第七章叙述保卫巴黎公社,从4月3日公社出征失利到5月流血周最后的战斗,以至新喀里多尼亚流放地继续斗争的全过程。我们力求翔实地记载公社革命战士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和刑场,以及流放地所表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正是“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
综合本书中间四章的内容,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书中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公社期间的各项重要法令、决议和决定。诚如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在大体按时间顺序列举了公社的法令、决议之后所指出,“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
无庸赘言,具体剖析巴黎公社的各项法令和决议,对于理解和判别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其中,我们详细地阐述了著名的4月16日法令,即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场转交工人协作社的法令,以它作为公社打算触动私有制,开始筹划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的一个例证;同时,提出了与某些外国学者所持见解的不同看法,认为法令规定将付给逃亡归来的业主以赎金是必要的,实际上成为后来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必要时对待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先声。书中还对学术界有些争议的人质法令阐明了我们的见解。
书中着重论证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所采取的正确措施,认为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管理国家,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核心。公社规定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一般工人工资的薪金,是标志公社公职人员与追求升官发财,享受高薪的旧官吏有着根本区别的一项政治措施,而不是一般的劳动报酬制度。书中顺带指出,巴黎公社并非实行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
本书的这一部分,连同其他各章和附录,特意收入了所有履行职务的公社委员和将领们的简历,并对主要的公社活动家的感人事迹作了概要的介绍。他们之中大多是巴黎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有一些则是非法国籍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们在建立、建设和保卫公社斗争中的丰功伟绩,他们廉洁奉公、勤俭朴实的无产阶级本色,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以至从容就义的革命气概。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公社主要活动家中也有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理应受到革命人民的景仰。除此之外,对有过不很光彩经历的,以及仅仅出于爱国主义感情而一度置身公社的军事代表
书中对巴黎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主要失误,例如没有立即进军凡尔赛而忙于公社选举,对待法兰西银行的态度等作了探讨,提出了某些很不成熟的见解。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没有乘胜追击,无疑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但这正是反映了革命运动的水平和它的不成熟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还不可能在法国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能够争取做到的则是如同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指出过的,在起义胜利不久,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因此,对没有进军凡尔赛这一失误的危害和后果,估计必须适当。与此相关,组织公社选举时机不当,表明了中央委员会的盲目乐观和合法观点作祟。但就公社选举本身而论,它却是一次由无产阶级实际主持的,其结果确能体现人民意志的,真正民主的选举,应该作为创立无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出色的先例而载入史册。
本书后面三章从世界范围的历史演变,将巴黎公社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考察,作出总的评价。同时也对近年来巴黎公社史研究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说明了我们的观点。
第八章叙述巴黎公社与第一国际的关系,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对公社革命事业的支持、援助和捍卫。这一章阐述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的论断,指出巴黎公社接受了法国历史传统和第一国际革命思想的双重影响。尽管公社革命期间许多组织形式体现了法国的民族特点,包括巴黎公社名称本身都来源干法国的历史传统,但同时,而且更重要的是,公社革命的政治倾向,它的思想渊源和核心人物的成长,都是与第一国际的存在及其活动密切关联的。正因为如此,1871年巴黎公社不是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类公社的翻版。这场新型的革命一经发生,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无不为之欢呼,视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几乎全神关注巴黎事态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那些‘奋不顾身的’,‘决心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第九章全面地评价了巴黎公社在世界近代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论证了公社革命和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巴黎公社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巴黎公社的原则。书中指出,巴黎公社革命宣告了世界范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终结,开始了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历史进程;阐述了公社革命区别于以往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特点。这一章追溯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阐述了巴黎公社革命区别于以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的特点。在这一章,还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表述的发展,分析了经过巴黎公社实践的检验,如何充实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书中以一定篇幅,从当时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公社领导核心的状况,公社当政的实践,公社与第一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巴黎公社革命和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言而喻,这是巴黎公社史研究中的根本性的问题,既是研究巴黎公社历史的结论,又是评价巴黎公社历史地位的前提。如果将巴黎公社作为一个历史运动,并且放在十九世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总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很清楚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本身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当然,正如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样,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但仅仅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不能说明历史事件的真正阶级性质。我们应该掌握所研究的问题有关事实的总和,研究各个历史现象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评价历史事件,应当根据群众以及各个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根据个别人和集团的情绪。”
书中讨论了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简而言之,公社的原则应该是指由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所体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对公社原则的具体表述,文内作了新的概括。
第十章专论巴黎公社与中国,从晚清时期对巴黎公社的反响,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宣传应用,一直叙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宣传、纪念、学习、研究巴黎公社的基本状况。无论着眼于世界范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或者从国际无产阶级共同的革命事业来说,中国革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然而,在巴黎公社史研究领域中,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过去还没有以此作为专题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以致这方面的史料和情况在国外很少为人所知,出现过一些误解和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即使在国内,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有关巴黎公社的评价,革命人民纪念和学习巴黎公社的历史情况,也大多不甚了了,更不用说晚清时期有何反响了。所以专列一章论述巴黎公社与中国,应该说是首次的尝试。尽管现在仅仅是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我们相信,它对扩展巴黎公社史的研究课题,填补空白,以及澄清某些非议,帮助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这方面的历史,都将是有益的。
在本书最后两章,我们提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价巴黎公社,进一步提高巴黎公社史研究水平的一些看法。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巴黎公社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都是以生动的、深刻的历史实际,证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革命人民和革命事业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牢牢把握研究巴黎公社史的目的性,以公社革命者的光辉业绩来激励人民奋发向前,充分地论证可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汲取的经验教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方法,我国的巴黎公社史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借鉴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段时间里,撰稿人分别参加了我国法国史研究会1980年年会,华北地区198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北京地区学术界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有的同志曾短期前往法国、意大利,其中主要是到米兰的费尔特利耐里基金会图书馆,收集和查证史料。世界历史研究所曾邀请北京、上海、杭州的一些巴黎公社史研究者,就书稿中的若干章节和问题举行了小型的学术讨论。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法国学者的有关著作,苏联学者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和一百周年出版的著作。有一些史料,如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中译本原先从德文本转译,这次根据法文本校正了引用的译文;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则是中译本出书前直接从法文本引用。
对这部书稿,我们自己也感到有若干不很满意之处。有些属于史料的掌握不够充分,例如巴黎公社革命前法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构成状况就缺少完整的统计和分析,公社革命胜利后最初十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及其施政措施,具体材料较少;外省公社运动的状况,也是略而不详;各国无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和援助,以一般性活动的报道居多,书中只是选择若干事例,难以反映全貌。还有一些属于研究不深,论述不足,如对公社主要活动家和重要将领的思想、贡献和影响,评介不很突出;不少问题探索的深度不够,等等。此外,全书各章风格不尽一致,有些段落带有匆忙落笔的痕迹。所有缺点和不妥之处,切望得到读者批评指教。
本书有可能赶在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前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重庆印制第一厂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朱庭光
198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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