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左宗棠应如何评价？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过去流行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左宗棠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是和李鸿章一丘之貉的洋务派。在主张和反对征讨阿古柏匪帮以收复新疆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斗争，不过是湘系与淮系互争扩张派系势力的斗争。

另一种意见基本上与上说雷同，所不同的只是肯定左宗棠全歼阿古柏匪帮、收复南疆的功绩。但是，对他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中的反投降、反卖国、反侵略斗争的勋绩与影响，不置一言。因之，左宗棠究竟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仍难以窥见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就左宗棠一生的活动考察，应该说，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派，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的“塞防”派（爱国派），中俄伊犁交涉中的抗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抵抗派，而且在上述几次反侵略斗争的怒涛中，他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左宗棠坚持反投降、反卖国、反侵略的斗争。他指挥西征军肃清了横行天山北路的阿古柏匪帮的反动势力，继而用兵南疆，追奔逐北，全歼阿古柏匪帮，粉碎了英国侵略者妄图利用阿古柏匪帮肢解祖国新疆的阴谋，收拾金瓯一片，使南疆重回祖国怀抱；收复了被沙俄帝国主义侵占十年之久的伊犁地区，迫使沙俄吐出了特克斯河流域。在中法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左宗棠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内，派所部健将王德榜回湘招募勇丁，组成恪靖定边军十营，开赴越桂前线。一八八五年三月，冯子材、王德榜等部协同作战，创造了扭转战局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大捷，其中也有左宗棠的一份勋劳。

然而，要正确评价左宗棠，却须回答许多问题，诸如：

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是抗英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却与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琦善、曾国藩等站在同一个反革命营垒，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左宗棠开始与曾国藩、李鸿章分道扬镳，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作为指导方针，与李鸿章走着不同的路子。为什么左宗棠会有这样的曲折变化？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开始，在中国农民起义转向低潮，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上升、激化的过程中，李鸿章始终崇洋媚外，不顾国愁民怨，推行其投降卖国的外交方针，而左宗棠则一贯与投降派李鸿章展开针锋相对的反投降、反卖国斗争。曾国藩、李鸿章在中外交涉中，见到外国侵略者俯首帖耳，“畏犬如虎”，例如一八七〇年，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以为祸从天降，吓得浑身发抖，忙着写遗嘱，处理后事。而左宗棠却恰恰相反，在中俄伊犁交涉中，“老怀益壮”，部署抗俄军事，准备打仗，“舁榇西行”，进驻哈密，并且筹谋从山海关出兵一支，收复被沙俄割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中法战争中，他积极争取前往越桂前线督师，打败法国侵略军，使鸦片战争以来“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使侵略者“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6190007。

李鸿章恬不知耻地说：直省练军（当然也包括淮军）“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6190008。左宗棠谴责李鸿章说：“伯相擅淮军自雄久矣”，一向吹嘘“天下精兵无过淮军”，现在又说淮军不敌“岛族”,“又何以防，何以剿，淮军又何以雄天下乎”?6190009李鸿章认为英、法、俄力量强大，船坚炮利，“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我与之战则必败，只应予取予求，力保和局。左宗棠却认为自办理洋务以来，军备有所改善，国力有所增长，足以抵御外侮，战争的胜负，“岂止于械”；又认为俄国战事，“与英、法略同，非不可制者”。为什么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有如此的不同？

在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五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征讨阿古柏匪帮，叫嚷阿古柏“雄桀难制”，认为放弃新疆“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在中俄伊犁交涉时，又叫嚷“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左宗棠则认为新疆自汉朝以来，即为中国土地，腴地不可弃，要地不可失，阿古柏是“自守之虏”，不难荡平，坚持新疆尺寸之地不可丧失。在中俄伊犁交涉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爱国力量的空前集结，清政府中的爱国人士纷纷参劾卖国贼崇厚，反对李鸿章的卖国观点。李鸿章又气又恼，痛骂左宗棠“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6190010。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八八三年四月，清政府命李鸿章前往广州督办抗法事宜，李鸿章大为恼火，咒骂清政府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6190011左宗棠则一再请求亲赴越桂前线督师，他挺起胸向清政府说：“不效，则请治臣之罪以谢天下。”6190012

左宗棠在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军备武器有所改善，而李鸿章媚外卖国却越来越丧心病狂，在中外交涉中事事处处䩄颜妥协求降，随时准备出卖祖国权益。他们两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

李鸿章在“求富”的幌子下办理民用企业时，排挤打击民族工商业不遗余力。但左宗棠却提出了“为政首在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反对企业官办的方针。他说企业官办，“弊多利少”，提倡企业商办，甚至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重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他们两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

如上所说，左宗棠在对待外国侵略、办理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等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等，与李鸿章截然相反。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两人个性不同。分析、比较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归根结柢，根源在于他们两人的阶级地位有异。左宗棠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李鸿章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在师承上，他继承了曾国藩崇奉理学，恐洋媚外，贪禄保位的衣钵。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6190013这伙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大官僚，在清政府内部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6190014他们的重要头子便是李鸿章。但是，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有投降派，便有抵抗派。满清统治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要破裂，发生分化。当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居于支配地位时，国内的阶级关系改变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正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激化的情况下，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爱国人物。

在帝国主义列强纵横捭阖，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左宗棠要求洗雪国耻，坚持反投降、反侵略斗争，堪与林则徐媲美，而他投入反投降、反卖国、反侵略斗争的精力与心血，道路的艰难曲折，以及其反侵略的功绩，则超过了林则徐。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6190015左宗棠年逾花甲，指挥西征军收复南疆，为了收回伊犁，他仆仆风尘，奔驰干甘肃、新疆道上，进驻哈密，部署抗俄军事。一八八五年，他以七十四岁高龄，自北京前往福建，千里奔波，坐镇福州，指挥抗法军事，巡视于闽江口砾石纵横的要塞。在中法战争福建前线余烬未熄的时刻，左宗棠撒手尘寰，为祖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6190016英勇的中国各族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建立起来的伟大反帝勋业的丰碑上，镌刻着许多反帝英雄人物金光闪耀的姓名。这中间应否镌刻上西征军统帅、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中抵抗派的首领左宗棠的姓名？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左宗棠的政治活动，横跨十九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了阶级的革命战争与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惊涛骇浪。不是风浪把左宗棠颠簸到这儿、那儿，而是他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阶级地位、特别是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决定了他干这、干那。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很大，左宗棠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给予重新评价的历史人物。笔者拟就左宗棠一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比较、分析，来回答以上提出的几个“为什么”，借以抛砖引玉。

笔者水平低下，而左宗棠又是一个比较难以评价的历史人物，拙著《左宗棠评传》，无论在理论上或史料的运用上，错误一定很多，谨请大家批评指正。

董蔡时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