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庚辛存稿》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一九〇〇年（庚子）到一九〇一年（辛丑）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的汇辑。是《近代史资料专刊》的一种。

杨儒，字子通，汉军旗人。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六年任驻美公使。一八九六年起，任驻俄公使。一九〇一年三月在与沙俄谈判中，忧急成病，中风跌伤，至一九〇二年二月，死于俄京任所。

杨儒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的一个重要时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是侵略我国的急先锋。一八九五年，它纠合法、德逼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从而不但获得了俄、法联合向清政府借款的优惠，而且得以在一八九六年与中国签订密约，攫取了在我东北建筑铁路的特权。一八九七年，它又强租旅顺、大连，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远东海军基地。从此，沙俄即将我东北地区视作它的势力范围，力图独霸。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沙俄是最早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它不但参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时借口保路出兵占领东北三省，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直到各国和议开始，沙俄军队仍占着东北不走，企图乘机造成在表面上并“不合并满洲”，而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能“巩固俄国在满势力”的状况，并进一步将俄国势力范围扩大于蒙古、新疆等中俄接壤的广大地区。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革命导师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斥责沙俄说：“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中国人民“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

杨儒在一九〇 〇年一月一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谈接收东三省事宜。一月十七日俄户部大臣维特口头提出十三条款。二月十六日，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提出谈判约稿十二条；三月十二日又交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并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限十五天画押”,“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

俄约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大哗。“通国士夫群焉力阻”。上海绅商在张园集会，通电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士绅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也都要求“严拒以救危亡”。各省督抚及清政府驻外使节也力主拒签。

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和其他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企图矛盾很大，因此各国纷纷要求清政府拒签俄约，并威胁清政府如画押则各国“立待效尤”。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对杨儒提出警告。而清政府却犹豫不决，军机处电令杨儒自行“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卖国贼李鸿章则致电杨儒，要他“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

身任折冲与俄国直接谈判的杨儒，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处境极为困难。在这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关头，杨儒最后终于能不畏强暴，面折维特，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坚持了爱国立场，在当时尚是难能可贵的。他处在内无定见、强敌外逼、各方煎迫中，心中如焚，竟于三月二十二日跌伤右腿，从此一病不起。

在杨儒病中，清廷迫于国内外舆论，于三月二十四日由盛宣怀转电杨儒，明令拒签俄约。事后，俄廷也无可奈何，证明它的一切逼迫行径，全是虚声恫吓。但是靠俄国卢布养肥了的卖国贼李鸿章，却擅自答应“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于是自一九〇一年八月起，双方又在北京恢复谈判。

沙俄鉴于前一阶段谈判中列强竭力反对它独占东北的舆论压力，于是改变手法，以防止各国再一次干涉。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它将原条约内容分成两个协定：一是两政府间的单独协定，内容只限于撤兵和铁路移交；另一则是清政府与道胜的“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凡实质性的经济条款都归入银行合同中，且要求清政府必须先订银行合同，才能签订撤兵协定。

沙俄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了英、日的疑忌，它们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张，于是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正式订立同盟。此时李鸿章已死，奕劻主持谈判，遂于一月二十九日正式表示拒签银行合同。双方延至四月八日在北京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又于同年十月七日签订了交还关外铁路条约七款。

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利用它占领东北的有利条件，逼迫东北各地方将军与它签订了一系列攫取我东北资源的条约、合同等等，实际上已在东北扩大了实力。这种状况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

本刊所收材料，大都为杨儒自编的未经发表的钞本，过去流传极少。这些与俄国交涉的原始文件，揭露了沙俄蓄谋攫取我东北以及西北广大疆土和主权的狂妄野心与凶暴的帝国主义行径。在长达一年半的谈判中，沙俄肆意恫吓逞蛮、讹诈欺骗、行贿收买，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在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些都是研究沙俄侵华史的重要材料。

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义和团运动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如何进一步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百依百顺的奴才，以及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以及日俄双方在我东北的争夺等，都有参考价值。

本刊收集到杨儒的有关存稿四种。第一种为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简称《全案汇存》），原本凡二卷、九章，系胶版印刷，于一九〇二年出版。印本极少，仅数十部传世，故颇为罕贵。其目次为：（一）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二）与俄外户部问答；（三）增阿暂章；（四）户部口述条款；（五）外部初次原稿；（六）外部二次改稿；（七）电报汇钞；（八）俄廷布告罢议原文；（九）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

一九三二年王芸生先生所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第三十三章《东三省交涉》曾转录了其中之一、二、三、四、五、六、八章。一九三五年北京隆福寺文殿阁书庄又将王书未收之七、九两章，重为校订，题名《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单独出版。

这次我们收集到的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珍藏晒兰本《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但此本缺第九章《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我们据《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补入。

第二种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杨儒辑《俄事纪闻》钞本，九册。其中一至四册汇辑许景澄任公使时中俄交涉文件；第五册汇辑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二十七年九月间与俄方交涉撤退京兵的电文；第六、七、八册及第九册最后的杨儒跋文一篇，即《全案汇存》之七、九两章。又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杨儒庚辛往来电稿》六册，即《俄事纪闻》之五至九册。两钞本编排次序完全一样，但《俄事纪闻》讹字较少。因此，我们选录了《俄事纪闻》第五册。

第三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庚子年来电》两册、《庚子年发电》一册（八月十三日以前缺）、《辛丑年来电》和《辛丑年发电》各一册。此钞本似较原始，内容亦较其他各本芜杂。我们将其中为上述两种资料未刊登的电文及个别散见资料汇辑成稿，题名《庚辛来往电辑存》。资料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录自庚辛年来、发电。这份资料可作为前两份资料的补充。

第四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工部左侍郎杨儒变法条议》钞本。此折已刊于《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九，但删节太甚。这次我们据钞本付印，可补《清季外交史料》之不足，对了解杨儒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在上述四种资料的篇末，还附有《驻俄代办胡惟德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殁情形函》及杨儒传记三篇。

此外，东三省交涉在杨儒任全权以前有增阿暂约的签订；在杨儒病后，还有在北京的一段交涉。为便于读者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全貌，我们选编了有关资料三种，作为附录，以供参考利用。

第一种为《增阿文电》。原名《大清二十六年拳匪起祸李鸿章外交文件》，北京图书馆藏钞本，不著编者姓名。该书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二月间盛京将军增祺与俄国水师提督阿列克些耶夫的照会、文电及暂章九款；此外还有增祺的奏折一件，增祺与李鸿章等往来函稿二件，周冕的禀稿一件。原书名与内容并不相符，编排次序也极凌乱。我们重新编定目次，改名《增阿文电》。

第二种为《辛壬来往电选录》。在杨儒谈判的当时和此后的北京交涉时期，各方面来往文电极多，有助于了解当时交涉的情况。这些文电散见于《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文集中。我们以《西巡大事记》为主，从其他书籍中补充了一些必要的资料，编为《辛壬来往电选录》。

第三种为《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包括《交收东三省条约》、《交还关外铁路条约》的原文及俄国在订约后发表的附带宣言。

编辑这些资料时，我们参酌各个版本及有关书籍，作了必要的整理、校勘、补遗、注释工作。对资料中的人名和不易理解之处，我们尽可能作了简注。为便于读者查阅，在书后还附有人名简注。校注时，其他版本与我们选用的底本行文虽有不同，但内容无实质差别的，一般不作改动；间或有采用其他版本的，也不再注明。但在内容上可资补充、参考的，则加注说明；个别电文，有全文采用他本的，也加注明。错字、衍文，一般在正文中径改，并予注明；缺漏文字以口表示；增补以【】表示，并注明出处。日期照原资料，皆用阴历，同时在括号中附公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