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慕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是日本历史进入近代的巨大政治的和社会的变革。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并跻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正如列宁所指出，由于明治维新，日本不到半个世纪，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6197947，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6197948进而“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6197949。

明治维新所实现的巨大变革，不仅对当代的日本乃至亚洲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规定了近百年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今日的日本诸般文物制度，探究其原型，均可追溯至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时日本人在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下，提出的赶超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课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实现。这样，明治维新，一直是日本史特别是近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以日本史学界来说，明治维新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明治年间就已有人进行探讨。然而，以科学的历史观进行明治维新研究，则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始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三十年代著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爭”,“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的爭论及其成果，在明治维新研究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战前在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的严酷环境中，明治维新的研究曾遭到重大挫折。战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史学界继承战前的研究成果，大力发掘史料，使明治维新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新的热潮。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辈出。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及其他国家的日本史研究多有启发，可资借鉴，向为人们所重视。

作为日本近邻的我国重视明治维新，亦非自今日始。远在淸末，我国的知识界、政界人士对日本明治维新早已予以重视，特别是洋务派中的王韬、郑观应、左宗棠，改良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以至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都对明治维新有所论述，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并为各自的政治主张找到先例和依据。但是，在当时，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到解放以前，我国史学工作者从历史的观点对明治维新进行科学的研究，恐怕还谈不上。只是到了解放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一些日本史研究机构的建立，明治维新史的系统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成为日本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世界近代史和日本史研究会的相继成立以及中日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开展，又推动了这一个日本专题史的研究。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论文、资料、译作，陆续出现。目前我国研究日本史的史学工作者对于明治维新的性质这一中心问题比较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论，但在具体理解上也各不相同。或仍看作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补充新的论据，或看做是“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同志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一个新见解受到国内和日本一些同行的重视，但反应也不一样。同时，我国研究日本史的史学工作者还围绕明治维新的一些侧面、一些具体问题，如倒幕派、下级武士的阶级属性和作用，天皇制政权的阶级基础、日本的原始积累的特点、“殖产兴业”政策、明治时期的日本敎育、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演变等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也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些情况既体现出我国史学研究的“百家爭鸣”的精神，也反映了我们对明治维新史研究逐渐增进的广度和深度，是个可喜的现象。

可是，这仅是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史科学研究的一个开端——尽管是良好的开端。对我国史学界来说，明治维新史的研究，虽已经不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但仍不算集约的经营，并且空白点仍多，在这块史学园地上深耕细作，填补空白，大有可为。不单是有关明治维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作深入的探索，即便是明治维新的性质一类基本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讨。为了使我们对明治维新史的研究有自己的创见，有所突破，达到较高的水平，指导我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有待于进一步的磨炼，有关的资料有待于大量的蒐集、积累和更好的运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史的研究的新动向（新流派、新理论、新方法、新资料、新成果等）有待于更广泛和及时的了解。

单从日本近代史这一学科本身建设的需要看来，我们对明治维新史的深入的科学研究已具有上述的重要性，但还不限于此。结合我国的当前的需要来看，我们认为，对明治维新史进行科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史学界的同行们都知道，自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的提倡，“双百”方针的贯彻，过去一个时期的敎条主义的束缚也被打破，我国史学界同行对于我国近代史一些重大事件，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也进行重新评价，展开爭论。而大家也知道，洋务派和康梁改良派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师法日本的维新的。从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一书看来，这位曾经搞过“托古改制”的改良派领袖，到后来却转到“托日本改制”的道路上去，力请光绪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法”6197950。即便是孙中山，也曾自比于“五十年日本维新之士”，并说过：“夫日本之维新实为中国革命之前因，中国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6197951。尽管我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都因我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与明治维新当年的处境不同而以失败告终，但把明治维新与我国近代史中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对比研究，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异同，对于这些历史事件重新评价还是有帮助的。而要这样做也得对明治维新史本身进行深入的探讨。

日本明治维新，是要实现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但是，以前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为代表的所谓“近代化论”对日本明治维新所作的非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评价，是不可取的。他们所鼓吹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是今天亚非国家效法的榜样，是别具意图的。这和我们所说的科学地总结日本历史经验，有所借鉴，不可同日而语。明治维新时代早已过去了。目前我国所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我们研究明治维新，当然不是要走明治维新的老路。但这并不是说，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敎训，对我们就完全没有一点现实的意义，借鉴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日中国，“向外国学习”重新受到重视。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是高度的近代化，现代化，使日本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个“经济大国”。战后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当然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但不是照搬）之处。可是，必须指出，战后日本的现代化不是平空出现的，它同明治维新还是一脉相承。有人认为日本的战后改革是明治维新的最终的归宿，完成了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这话不无道理。比方说吧，近代天皇制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它反映出近代日本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因素的残存。战后通过宪法的修改，废除了明治宪法体制，天皇变成国家的象征，再加上其他的民主改革，便基本上完成了明治维新未能完成而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从此日本建立了较为充分、较为完整的以“议会民主”制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又如明治维新时期的地税改革，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它所确立的近代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度，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寄生地主及其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只有通过战后初期的农地改革才得以消灭。而农地改革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知道，我国的封建制度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在我国虽经过土地革命和其他反封建的斗爭，但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甚至仍成为四化建设的一个严重障碍。日本的封建制度历史虽不如我国长，但通过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后的反封建的改革，逐渐铲除封建主义遗毒，却是有其历史经验的。因此，日本的封建制度和我国的封建制度究竟有些什么不同，从明治维新到战后改革，日本反封建过程又是怎么样的，似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敎训。

我们也知道，日本大量从外国（特别美国）引进新技术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法，而加以消化、改进，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有力杠杆。与此同时，改革敎育制度，实行九年的普遍义务敎育，利用敎育来开发“人的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水平，有助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但是这两种做法，在明治维新的“求知识于世界”和“文明开化”的改革重点中已开其端。我国现在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已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也认识到敎育是生产力中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普及敎育和改革教育体制日益重视。因此，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这两方面的经验进行研讨，对我们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从日本近代史学科本身建设的需要的角度来看，作为日本历史发展的里程碑的明治维新有待于我们系统深入的研究；结合我国目前四化建设的需要来看，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我们也要确切地了解日本怎样从明治维新（堪称“第一次近代化”）的昨天演变为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今天。为了促进我国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明治维新这一个专题史，引起广大读者对于明治维新这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注意和增进对它的了解，《世界历史》双月刊编辑部特收集了我国研究日本史的史学工作者对明治维新研究的新成果，尚未正式发表的新论著，加上有关的文献资料，编辑成书，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发行。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明治维新的专题文集。论文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吸收了新史料，突破了过去这个专题研究中一些框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虽不能说是代表我国在这方面的科研新水平，也不是一家之言的系统专著，但多少可以反映出我国史学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迈出的前进步伐，值得向史学界同行和关心日本问题的广大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