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法学者，也是一个经济学者。法学教学和研究是我的职业，经济学则是我业余爱好的学科。我对经济学的偏好是由自己的一种内疚感开始的。1985年我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尽管我那时学的主要是英语、航运管理和海商法，然而我的毕业学位是经济学士。一个经济学士对经济学的陌生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幸运的是，在80年代中期一系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开始被译成中文。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哈维的《现代经济学》和金德尔伯格的《国际经济学》使我初步进入了经济学的领域。多伦多大学法学本科的训练及约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使我对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企业法和国际贸易法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在过去十多年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中，我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合同、企业和市场。法学和经济学的综合研究使我相对深刻地理解了一国法律制度的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忽视法律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因素对法律制度运作的影响都是非常有害的。对合同法、侵权法、公司法、商法、国际贸易法和政府对经济活动规范的研究使我理解了合同法在这些部门法里所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合同法的背后则存在着更为宽广而深远的限定市场作用的一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

由于自己和Kluwer Law International签了写一本中国商法的书的合同，我只能在本书收录九篇文章。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已在国内的经济学和法学期刊上发表过，如《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学评论》等。另外几篇是递交给国外学术会议的论文。这些文章都侧重法学和经济学问题的交叉研究。我在此对《对财产法体制的经济分析》一文做些说明。在该文中，我表述了鱼塘里的水既可以用来养鱼也可以被用于灌溉水稻田。我并没有表示产权的排外性是不重要的。在假定人是理性的和将来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对自己财产的排外性是无比重要的。在产权界定清楚和可自由交换财产的情况下，无法使资源优置往往表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而这种结构性问题通常是由法律制度造成的。我另外想在该文表达而未作陈述的是，产权的排外性并不是普遍地存在着的。例如在一个企业里，由于对某个雇员的边际劳动成本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对该雇员拥有企业将来收益的比例是难以确定的。于是，排除该雇员对企业将来收益比例的讨价还价是不可能的。

离开祖国大陆已经有十几年了。然而，我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却依然未减。本书收集的九篇文章几乎都是和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经济问题有关的。我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法律和经济制度的改善能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也希望本书能提供给我国的法学者和经济学者一些新的东西。尚能如此，也就够了。

一个人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不容易的。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书的形式表达出现则更为困难。在该书出版的背后有我欠下的无数对我非常宝贵而我又还不清的债。我首先感谢我的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在以前中国经济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因培养我和我两个姐姐而承担的无比担忧和所作的操心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我也感谢我的妻子，在我漫长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中，她总是伴随着我。她对我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我也在此对为我长达十多年大学深造作过资助的机构表示衷心的谢意。这些机构包括中国国家教委、加拿大约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另外，该书获香港大学的部分资助，我也在此表示谢意。最后，我谨以此书献给对我传授过知识和给我的思想有过影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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