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睦瑞

一

电影是一门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创作因素的综合性艺术。电影文学作为整个电影艺术的先行创作和基础，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独立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向来多习惯于把它放在电影艺术的综合性创作成果（影片）中与其他的创作方面（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一起进行研究（这当然也是需要的），而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与其他文学形式（小说、诗、散文等）并列起来，对其进行专门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却做得很少。还有少数人对电影文学是否能够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因而，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研究工作上，电影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充分的重视。

然而，近五年来电影文学创作在我国的迅速复苏、发展和日趋繁荣的现象，却给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提供了多么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经过十年的荒芜，复苏的时间只不过短短的两年，发表于刊物的电影文学剧本，一九七九年就有八十多部，一九八〇年增至一百四十多部，一九八一年达到了两百部；电影文学刊物也从“文革”前的两、三个（“文革”中全部停刊），迅速地发展为一九八一年的近十个；此外，全国各省、市的许多综合性文学期刊，也纷纷发表电影文学剧作，有的还出版电影文学专号或增刊。这种前所未见的情况有力地证明了，电影文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于文学百花园中与其他文学形式竞美。现在是到了不但应该在思想认识上对电影文学充分重视，而且在评论、研究工作上，也要给它以事实上的承认的时候了。我们希望人们再谈起文学创作的成绩而提到小说、诗、散文等的时候，不要再忘记电影文学。这就是我们编辑电影文学剧本的选本的原因。

这个选本的选编对象是一九八一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不是导演用的分镜头工作本和影片拍成后的完成台本。我们觉得，这对于扭转过去对电影文学不够重视的倾向是必要的，对于加强对电影文学创作情况的了解以及把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来考察与研究，也是很需要的。

二

在前几年的电影文学创作中，许多剧本主要描写的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所造成的历史伤痕和遗留的困难问题，着重表现的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沉的反省和必要的总结。一九八一年的许多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描写的则是当前生气勃勃的建设生活，着重表现的也是人们对四个现代化光辉前景的努力追求。由于作者们力图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并揭示未来，所以剧作的格调和情绪显得高昂，使人读了受到鼓舞。这一从内容到格调的变化，无疑是重要的、适时的，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展现当前我国人民在各个领域里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雄伟步伐和豪迈气概，是一九八一年电影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象我国成功发射运载火箭并从海上回收仪器舱等重要科学成就，开始在电影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尽管这种反映还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但是作者们追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反映我国科学工作者为实现科技的现代化而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这种创作热情无疑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蓝天告诉我们……》描写的是一种新型飞机的设计和试飞的故事。女航空总设计师方洁为了发展我国的航天技术，潜心于新型飞机“蓝天号”的设计。她明知试飞有危险，尤其是首次试飞更危险，却还是决定由自己的丈夫作为这架试机的第一个试飞员飞上了蓝天。丈夫的不幸牺牲，给方洁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但她并没有因此消沉和气馁，而是在丈夫的勇敢献身精神鼓舞下，把整个身心都扑到事业上。经过五年的努力，方洁精心设计和改进的“蓝天号”终于试飞成功了。方洁为这一付出自己心血和亲人生命的巨大代价换来的胜利，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方洁身上，我们看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对事业、对人民、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认识到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工业为题材的《竞争者》，以饶有风趣的笔法，写了一出引人入胜的新的传奇剧。县城小厂的青年管理人员季明和几个青年伙伴们那种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勇于竞争以弱胜强，开拓和扩大国内国外市场，努力为国家四化建设作贡献的革命思想和精神风貌，使人很受启发鼓舞。

人们的奋斗精神、崇高理想，只有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才能付诸实现，转化为物质力量。一九八一年电影剧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热情地描写了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何为先进人物所掌握，并使各个领域的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春之歌》中的老农民赵秉田，从切身的体验中自觉地拥护党的新农业政策，既坚决地与大队领导人张福祥、赵玉峰的保守思想作原则的斗争，又热情地引导迷恋于赶“驴吉普”的李有贵克服自由化倾向。剧本中新来的县委书记老姜出场次数不多，但他对赵秉田的支持、对李有贵的教育、对张福田和赵玉峰的错误思想行为的纠正，却有力地体现了党的新农业政策的坚定性、正确性和重要性。《当代人》所提出的要选择什么样的接班人问题，《竞争者》所描写的两个大小工厂之间的竞争胜负，都涉及到了党的干部政策和改革生产管理体制的问题。文学艺术不能进行政治说教，但又不可能脱离政治，并且必须体现政治。上述剧作通过艺术描写表现了鲜明的政策倾向性，热情地歌颂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工农业生产领域中得到贯彻执行的良好效果，这对于宣传党的正确路线，纠正对党的工农业政策的右的和左的曲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八一年的电影文学创作，还根据新旧交替时期复杂的生活现象和思想状况，严肃地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例如《逆光》通过对几对青年男女不同思想状态和不同生活道路的真实描写与鲜明对比，提出了如何对待祖国的暂时穷困问题：是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为实现四化作贡献，还是悲观消极，等待“恩赐”，一心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表面繁荣？《尊严不能等待》围绕一项工程的技术设计，提出了在对外政策开放之后，是坚持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还是盲目崇外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的问题。《牧马人》通过许灵均三十多年的坎坷遭遇和命运变化，提出了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过去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待遇的问题。在个人前途的选择上，是“和祖国一道爬坡”，还是抛弃祖国去继承在国外的父亲的百万财产？《乡情》和《邻居》则使人们思考：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是象过去革命年代一样，关心群众，为群众利益而奋斗，还是忘却“乡情”，脱离群众，一心追求个人利益与享受？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电影剧作能够给人以启迪与教育，具有思想深度的原因所在。近几年来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那种“避近写远”的现象，已在一九八一年有了明显的克服。从《乡情》等剧作深受读者欢迎的情况看，影响广泛的电影文学更应该重视当代题材，敢于触及尖锐的现实问题，大胆而正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心愿，这样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随着文艺理论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的深入，电影文学创作探求了某些剧本和影片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原因，在表现人物的关系和感情上，开始进行了一些有成效的尝试。《石榴花》和《在她心灵深处》，就是在这种创作尝试中绽开的两朵引人注目的新花。《石榴花》写的是一对自幼就出于纯洁的童心而互助互爱的青年，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结为终身伴侣的动人故事。当初石榴花坚持每天拉着盲童陈湘上学和回家，继而她又支持陈湘考上了音乐学院。后来石榴花不幸撞车致残，陈湘转而坚持每天推车送她上下班。石榴花见陈湘的双目经治疗而复明并在音乐方面很有发展前途，在替他高兴的同时，为了不影响他对事业的专心追求，不辞而别，另去他地工作。但陈湘并没有忘却前情，找到了石榴花，坚决地与她订了婚。随着他们的生活遭遇、身体情况和所处地位的每一次变化，他们互爱互助的心灵美和高尚的道德观就彼此映衬一次，在反复多次的互相衬托下，显得益发美好和光彩，一次一次地得到了升华，一次一次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如果说《石榴花》所表现的这种心灵美带有启蒙性的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在她心灵深处》则表现了革命者在这方面的更加崇高的追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复员的未婚女战士欧阳兰，怀着对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的深厚感情，按烈士的嘱托，于回国归家途中，带着烈士遗物前去看望其子女。没想到烈士的一对子女竟误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妈妈，欢欢喜喜地向她这位“妈妈”怀里扑过来。孩子的“妈妈”、“妈妈”的声声叫喊，在这位未婚的年轻女战士心中激起了一阵阵的感情波浪，唤起了她的一种崇高的神圣的责任感。为了不伤害烈士子女纯洁的心灵，她毅然默然地承担起“妈妈”的职责来，不顾前来迎接她、等待了她多年的未婚夫为此离弃了自己，坚持把烈士的这对子女带回家里扶养。在欧阳兰身上，革命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放射出了动人的特异光彩。这种对于革命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更深的挖掘和更高的表现，使剧作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这些动人的艺术描写，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促进和巩固良好的社会风尚，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

近几年来，在我国电影所进行的创新探索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一九八一年电影文学创作能够出现较多的优秀之作，与汲取了这些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

在电影创新中，坚持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良传统，而不是贬低和抛弃这一传统，这是一九八一年电影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里，人们的生活现象和思想状态复杂多样，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光明、先进、革命的方面与阻碍历史发展的阴暗、落后甚至反动的方面相互交杂，并在相互比较和斗争中把历史推向了前进。看了《邻居》，我们有一种在困难面前同舟共济的现实感。这个剧本大胆地从关系千家万户的住房难题着笔，反映出了我国目前的暂时困难以及为解决困难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在大胆揭露和批评少数干部不顾群众利益，大搞特殊化和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时，热情地歌颂了刘力行这样的好干部和广大群众识大局、有理想、互助互让的优良品质，因而能够表现出我们时代的主流和本质。来访的艾妮丝说得好：“在这位延安老战士和他亲密邻居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靠着这种精神，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把人们召唤到她的周围，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这次访问给我的印象，和三十五年前同样深刻：中国，虽然还穷困，但却是大有希望的！”剧作者通过这位外国朋友，把中国的过去和今天联系起来，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透视今天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因小见大，造成一种纵深感，使人们从革命传统在新时期的发扬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抵制不正之风、克服暂时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反映新时期农村生活的《春之歌》也有这样的特点，使人在看到今天农村生活主流的同时，也看到了新农业政策在贯彻中所遇到的阻力。在歌颂新农业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上，避免了片面化和简单化，因而真实感更强。可贵的是，由于从现实生活出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些剧本能够较早地揭示出社会生活中即将发生的某些革命性的变化。《当代人》中的老厂长王开济识大局，选贤让能，在退居第二线之前，注意选择优秀青年干部来接班。《邻居》中的刘力行说得多豁达：“一个学院八、九个书记，打麻将都得分两桌了，我何苦去凑那个热闹？”但他人退休而心不退休，看到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就出面交涉和纠正。《竞争者》中季明和他的青年伙伴的形象表明，优秀的青年干部接班后，是可以也是能够大有作为的，对于加快四化建设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都是大有好处的。当今天正在进行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做好新老交替工作，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读了这几个剧本，令人倍感真实和亲切。其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较好剧本还有《夕照街》和《逆光》，这两个剧作生活气息浓郁，就象是写我们周围的事情一样真切，剧作家满怀激情地描写了他们笔下的人物如何告别过去，走向新的生活，奔向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途。

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具有更加深刻的典型意义，而非沾沾自喜于生硬搬用外国电影中的某些表现手法，脱离人物塑造的需要去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奇，这是一九八一年电影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优秀剧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前几年，由于刚刚打破多年来的对外文化隔绝，电影创新的热潮又正在兴起，许多电影文学作者对电影剧作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抱着较大的兴趣，在创作中借鉴了外国电影艺术的某些表现技巧，这就使我国的电影园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气象，显得多姿多彩起来了。但是许多创新之作由于偏重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在内容深掘和人物塑造上欠缺功力，所以虽然有些新意，但同时使人感到比较轻浮不实。通过艺术上的借鉴和创新，努力把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同尽可能完美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统一起来，塑造出成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这是需要一个探索过程的。从这一点讲，前几年的电影文学创作中成功的人物塑造较少，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一九八一年的电影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刘力行、许灵均、郑志桐、季明、赵秉田、方洁、李秀芝、田秋月、许茂、王老大、韩小元、石榴花和陈湘等人物形象，这正是我国电影创新深入发展的可喜成果，标志着创新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日趋完美的结合。更多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的出现，表明我国电影文学创作质量开始有了明显的提高。

《邻居》拍成影片上映后，很快便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广大观众认可的一九八一年优秀影片之一，就是因为剧本抓住了一个具有重要现实典型意义的社会问题——住房问题，并通过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塑造了一个广大群众所热爱和拥护的党的好干部刘力行的典型形象。根据这个剧本拍成的影片，远比那些单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影片更吸引观众，其魅力就在于作者通过那些纷杂的生活事件和出场人物的纪实性描写，始终把刘力行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聚焦点，使其聚热析热，聚光放光，特别引人注目。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艾妮丝都能够从所有的人物中一眼就看准了刘力行，并从他的身上敏锐地看到了贯穿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那么对于我国广大观众来说，刘力行这个人物的巨大感召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一个革命老干部，刘力行保持和发扬延安时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关心群众，带领群众同舟共济，克服暂时困难，一心一意搞四化，并用祖国的光辉未来鼓舞群众。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深刻典型意义，而且还闪射出理想的光彩。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一种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个伟大的运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且还正在努力把这个伟大的运动向共产主义社会推进。他们公而忘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刘力行就是这些共产党人中间的一个。这正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之所在，也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之所在。

季明和赵秉田是在祖国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两个工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新就新在对党的新的工农业政策能够正确理解并且身体力行，既敏于接受新事物又善于创造新事物，是具有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能力的人。从季明领导小厂在竞争中赢了大厂后又主动与大厂协作生产，从赵秉田对有自由化倾向的李有贵的批评、教育和帮助，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不但有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这种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革命建设，无疑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电影文学创作中，能更多地塑造出这样的新人典型。

在人物塑造上值得提到的还有方洁、许灵均和郑志桐（《天山行》）。外号“干面包”的方洁，性格内向得近乎怪僻。丈夫在试飞中的不幸牺牲，使她沉痛，使她怀念，因此她在外表上少言寡语；但丈夫的勇敢献身，也使她激奋，使她坚强，这种精神集中表现在她对事业的不屈不挠的热烈执着的追求上。剧本的作者不是一般地从知识分子和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职业特点出发，而是主要地从方洁为发展祖国航天事业的忘我工作精神出发，来把握和表现她的这种外冷内热的性格特点，从而使得这个人物的形象真实生动，思想挖掘较有深度，精神表现也较有高度。许灵均和郑志桐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为新的一代青年人树立了好榜样。他们中一个选择了留在祖国艰苦创业而放弃了到国外去当百万富翁，另一个选择了坚持在艰苦的深山保卫祖国的边疆而放弃了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他们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他们的宽阔胸怀里激荡着新一代青年人的豪情。佘海洲因公牺牲后，郑志桐书写的挽联，实际上写的正是他自己的豪情壮志：“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从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广大的青年读者和观众，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受到教育和鼓舞吗？

认真回顾一下一九八一年一些优秀剧作在人物塑造上取得的成绩，总结成功的创作经验，对于尽快提高电影剧作的质量，争取有更多更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出现，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近来一个时期，广大电影文学作者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了外国电影艺术的表现技巧，丰富了我国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创作中也出现了一种偏废民族电影艺术传统，违反生活真实和不尊重广大观众欣赏习惯的现象，从而引起了观众的不满。一九八一年电影文学创作中的不少剧作，能够注意克服这种弊病，有些剧作在追求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乡情》就是一首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村的田园诗，不但风景是中国的，而且情韵也是中国的。剧本中并没有男追女逐的描写，但田桂、翠翠之间的恋情却显得那么的真挚动人，那以鸡蛋记日子、用寄鞋传感情的方式，很有中国农村姑娘的特点。《邻居》于朴素之中见技巧，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淡彩手法，把现实生活的情景描写得十分真切。剧本中对那条拥挤杂乱的筒子楼道的日常生活和居民们凑菜聚餐时热闹情景的描写，使我们有如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之中。《夕照街》与同一作者过去所写的《丹心谱》相比，虽然存在着人物性格的描写不够深刻的缺点，但所写的环境、人物和语言，具有极其浓烈的北京地方色彩，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这个要求，对于最有群众性的电影艺术的基础——电影文学来说，无疑是更重要的。几年来电影创新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有力地证明，要提高电影质量，不但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电影艺术技巧，而且也需要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正如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和电影导演张骏祥同志说的：“特别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形式，怎样运用到电影中来，这是有待于辛勤探索的大课题。……应该说，这里还是许多有待开发的宝藏，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电影》,1977年10期13页。）

由于认识上的偏颇，也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电影文学创作的特殊技巧，有些搞电影文学创作的人认为，电影化是导演写分镜头剧本时要考虑的问题，因而出现了不少没有什么电影特点的“电影文学剧本”。从一九八一年电影剧作的情况来看，许多作者的电影知识水平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并在剧作的电影化方面有意识地作了努力。《逆光》的作者在剧本中特意设计了一个“电影剧作家”来作为生活的窥视、分析、讲述者，利用这个人物的不时出没来灵活地调遣几对青年男女的活动，使他（她）们在剧作里相互交织穿插和产生鲜明的对比感。这种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多线交织并进”的富于动感的整体结构设计，能够很好地同时表现出多种青年类型和他们的多种生活道路，使社会生活的面貌得到更全面的反映，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一部剧作的容量。这说明《逆光》的剧作者对于电影镜头运动的表现特长有充分理解，显示了他在调遣镜头运动上的艺术魄力。《蓝天告诉我们……》的一个突出艺术特点，是电影的时空感很强。剧作者利用电影镜头能够灵活转换时间、空间的特长，多次表现人物的幻觉（每当关键时刻，烈士谢之浩的声音就从蓝天中传来，成为鼓舞主人公方洁前进的力量），造成有浓厚寓言色彩的深邃意境，富有诗意和耐人寻味。《石榴花》的特点，则是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几度插入了对那对男女主人公一起出没于薄雾之中的抒情性描写，节奏徐缓，如画般美，给人以深刻的银幕画面感。上述几部各有不同艺术表现特点的剧作的出现，是电影剧作家们继承和发展我国富有民族特点的电影美学所作的可喜探索，值得欢迎。

四

一九八一年的电影文学创作，如前所述，在许多方面较之前几年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少数剧作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剧作在描写国民党人员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时，离开剧情发展的需要，写了两男两女之间的四角恋爱，既不符合有关历史素材的真实，又有损主题思想的教育意义的表现。有的剧作描写我游击队员深入敌巢开展斗争，别出心裁地描写我方人员用女扮男装的假美男计去夺得斗争的胜利，渲染了爱情在对敌斗争中的“魔力”，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有的剧作在处理我军于中越边境进行自卫反击的题材中，也生编硬套异国男女之间缠绵的“恋情”。这些违反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随意编造，显然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有的剧作明明写的是中外海员的友谊，却无端地插入了大段描写资本主义世界高楼林立、轿车如流等“繁荣”景象，有意无意地流露了欣赏倾向，不利于读者和观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的认识。另有一个剧作，意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丈夫，但塞进了一些低级无聊的描写，语言庸俗。由于思想格调比较低下，也会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上来看，一九八一年有些电影剧作在追求风格化上，未能注意从内容的需要出发，缺乏电影最具群众性的观念，拍成影片后使人难于看懂和难于理解。如有的剧作是根据名著改编的，由于过分追求“含蓄”以致连故事情节也交代不清。有的剧作意在表现人物的“苏醒”，而拍成影片后却给人以迷惘的印象，效果适得其反。在表现技巧的创新方面，近几年来出现过一些“诗电影”之类的新结构、新片种，电影理论界的相应研究工作也有所开展。但是一九八一年这方面的新剧作很少，甚或没有了。由此看来，我们今后在组织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上，除了继续从题材内容方面抓好比例外，在发展艺术形式方面有所设想，对创作人员提出适当的要求，看来也是很有必要的。

从创作数量方面来看，这一年的电影文学剧作突破了二百个（没有公开发表于刊物的未计），拍摄的影片也达到了一百零五部。好的剧本和影片比前一年多起来了，当代题材所占的比例也大了。但是，一般化的平庸之作仍占大多数，而且质量不高的剧作与影片也比前一年多了。描写工业、农业、儿童题材的剧作的欠缺情况虽有所改变，但数量还太少，好的更少。有几部剧作试图反映今天我国科技人员所进行的重要科学实验，展现我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雄姿，这在电影题材上是一个突破，但是剧作的质量一般化，个别的甚至显得松散如纪录片。这说明，到了这一年，剧作和影片的数量问题已基本解决，而质量问题仍未很好解决，努力提高电影文学剧作的质量，已成为提高我国电影艺术水平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提高直接反映四化建设的工农业及科研方面题材的剧作的质量，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