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俞旦初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两年了。作为相知有年的一位老友，他逝世以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寄托自己的哀思。现在曹琴华同志把旦初同志的部分遗作整理出版，约我写篇序言，我想这正好是了却自己心愿的一个机会，因此就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了。

我和旦初同志是在1954年认识的。那年夏天，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我工作的单位《历史研究》编辑部当时挂靠在历史一所。大家住在一个院内，又都是年轻人，也就时有往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勤奋好学，但有时又不免有些迂阔。这个印象，几十年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后来，我转入历史一所，他则调至《历史研究》编辑部，我们的工作单位掉换了一个过儿。编辑部搬到近代史研究所以后，见到的机会就少了。偶有接触，知道他颇留心于史学理论的动向。再后来，听说他离开了编辑部，到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接着就是那场十年浩劫，他的日子比我好过一些，大概当了一阵子逍遥派。“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的来往虽不多，但每次见面，总是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有时也把他考虑的问题和我交换意见。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记得有一次他把一个座谈会的发言稿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提了意见以后，他又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是如何修改的。他给人的印象有点儿迂阔，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从国家大事到学术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见解，而有些见解又是相当深刻的。几年以前，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问题，他不但在组织生活会上，而且在给领导同志的信中，都提出了应当“扶正祛邪”的建议。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刻苦用功是出了名的。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和研究所的工作条件，有一个时期他吃住都在所里，连假日也很少回家。我曾经到过他的办公室，书柜顶上放着被褥，夜里他把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被褥铺在上面就当床睡觉了。我知道他长期患有慢性病，劝他要注意身体。他笑着说，他的祖上是中医，他自己也懂得一些养生之道，没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瞎说，他还给我传授一些饮食方面应注意的常识。谁会想到他却突然病倒，而且来不及治疗就离开了人世。有的同志说他是累死的，这话不无道理。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活得挺累，但像旦初这样刻苦勤奋，以至于伏案而死的同志，让人特别感到痛惜。

俞旦初同志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学史。收在这本书中的文章，虽然不足以反映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却大体上可以看出他研究工作的轨迹。近代史学史是中国史研究中一个薄弱的分支学科。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人们去做。譬如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代史学的发展是和社会思潮的激荡密切相联系的，而对这种历史联系进行深入探讨的论著似乎并不多见。在叙述近代史学的发展时，论者较多注意的是一些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史学思想，而对于那些同样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潮的不著名学人的论著，却注意不够。俞旦初同志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没有停留在个别史学家史学思想的研究上，而是着重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为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他不辞辛劳，“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大量的报章杂志和各种书籍中，把许多一向不被学者注意又极其分散的材料挖掘出来。例如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反帝爱国史学初考》一文中，他所介绍的反帝爱国史学译著37种，包括翻译的20种，编写的17种，这些资料都不是随处可见而是经旦初同志细心搜集的。其中，1904年《新白话报》“历史”专栏发表的《列强侵占中国》，第7期存广州中山图书馆，而第8期则存上海图书馆。旦初同志转请广州、上海的同志，或复制，或抄写，都经过了一番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来，旦初同志的研究课题和他所做的工作，都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他那种勇于开拓、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俞旦初同志为人谦虚，他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提供有关问题的资料和线索，希望对近代史学的研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至于系统深入的理论上的研究和评判，则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事实上，他所做的工作决不仅仅是提供资料。譬如有关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以及怎样成为科学的认识，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的观念，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不得不花很大力气来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谬误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提供什么积极的研究成果。俞旦初同志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一文中，不但介绍了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情况，而且考察了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学术界引进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有关历史和科学的关系的各种论述。旦初同志认为，这些有关的论述是“当时兴起的新史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封建旧史学有批判的意义，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应该说，他的这个论断是实事求是的，对于我们正确评价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历史地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旦初同志的遗著中，关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文章占有很大的份量。他认为，爱国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的一个主旋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亡国的严重危机。许多爱国学者痛感“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他们利用翻译和编纂外国有关的历史著作与资料，或是揭露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和野心，或是总结弱小国家被外国侵略者欺凌以至灭亡的惨痛教训；有的则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加强乡土历史教育，以培养、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总之，为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而著史、译史和讲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俞旦初同志当然不是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近代史学完全归结为爱国主义史学，但他揭示了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不仅符合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现实意义。旦初同志一向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多次指出爱国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调查、清理和总结，以便加以批判继承。梁启超说，“天下之盛德大业”，没有“过于爱国者”的，而史学则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秋瑾说，“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而“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读了他们的论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能不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今天，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上不少人对于人文科学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似乎也产生了怀疑。旦初同志的这本著作，将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史学的巨大社会作用，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认识史学应如何满足时代的需要，从而更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

俞旦初同志在论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时，倾注了自己炽热的爱国热情。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又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他在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史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认为在当时“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比较突出的，对汉族光荣历史传统的宣传也有过于简单而失之于盲目自大之处”。我们所需要提倡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盲目的排外自大。在宣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时，我们应当具有一种宽阔的胸怀，站在时代的高度，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缺点乃至于历史的黑暗面。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具体分析、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而不致于使各种历史糟粕的沉渣乘机泛起。

中国近代史学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封建史学在近代走向衰亡，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相继兴起。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道路，都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俞旦初同志所做的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他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未必都为同行们所同意。他曾经诚恳地表示，他的研究只是新的探索的起点，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加强学习，深入发掘新资料，开扩视野，使自己的认识能够不断有所前进。可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和勇于探索的史学家，在人们正期待他拿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时，竟遽然病逝了。死者已矣，他没有做完的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如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能出现更多的类似于或超过旦初同志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的优秀著作，我想这对旦初同志来说将是最好的告慰。

林甘泉

199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