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拘一格，有感而发。散文者，非诗歌，非小说，乃是对世界万物更直接的评述。若论狭义的文学性散文，由于历史的原因，恐怕在美国文学中并不普遍。

本卷收集了从十七世纪初清教徒移民北美直至当代的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共52篇，49位作者大都为美国文化名人。本卷的文章从文体上说，包括布道、演说、书信、评论；从内容上看，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社会家庭、文化战争。本书不重在介绍散文这一文学形式，读者对此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者的意图主要在于通过这些代表性的文章介绍美国的精神财富，使读者从中获得力的激励、智的开拓、美的享受。因此，贯穿全书的一条线是美国文明的成长与变迁。

文如其人，美国的散文渗透着这个年轻民族的诸多特色。在由移民至今不足四百年的历史中，这个国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人类近代文明史中的一大奇观。其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虽然历史并不悠久，却已形成独立不羁的个性。在美国文学中，散文作为语言传达信息的基本媒介，是最早亦最广泛使用的形式。美国人拓荒开疆忙了三百年，务实精神最受尊崇，吟风弄月的文人文化很晚才出现。

美国散文的基本特点便是其鲜明的社会内容，言之有物，极少空泛呻吟之作。它们与时代紧密联系，立足于社会功效。从文化渊源上说，这一精神大概也得益于清教传统。清教是以反对花絮文化著称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他们关闭剧院，把莎士比亚戏剧盛世打了个百花凋零。移民北美的清教分支比起他们的英国同行来，在严肃风化、实施苦行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几百人拥挤在简陋的木船上颠簸冒险几个月，横渡大西洋，去到那渺无人烟的北美荒原落户，绝非出于闲情逸致。他们因一种坚定的信仰而产生超凡的意志。温斯罗普在《基督仁爱的典范》这篇美国文化的范文之首中，开宗明义，把清教徒移民北美的目的交代得一清二楚。为了抵制邪恶世界的败坏，他们必须与神同行，恪守与神的立约，戮力同心，献身公众福利之伟业，把新英格兰建成万众瞩目的高地上的城——人类的新的典范。这一基本上属于宗教范畴的信念，成为美国精神的最初出发点，它团结维系了艰苦创业的早期清教移民。

但是新大陆毕竟不是旧世界，地广人稀，宗教的控制在自由的土地上不禁神威大减，到十八世纪初，已很难控制社会上势不可挡的世俗化进程。于是，号称“最后一位清教徒”的爱德华兹试图力挽狂澜，用上帝的愤怒和地狱之火来严惩远离宗教的人们，并由此引发出殖民地的第一次宗教复兴运动。怎奈时过境迁，十八世纪已是理性的时代，人们对现世社会的关注已大大超过对来世天堂的向往。启蒙思想已经渗入北美的文化氛围，并且将比欧洲更早开花结果。被誉为“第一个美国人”的富兰克林及其他许多美国革命的领袖都公开信奉自然神论，以自然规律和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奇迹。富兰克林在《论自由与必然》一文中提出了一连串基督教义中的二律背反，从此撂下这些不可解决的宗教矛盾，投身于尘世俗务，成为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巨人，为美国的政治、外交、科学建功立业。美国民主的主要阐述者杰弗逊对宗教自由也竭尽全力，他把起草《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与撰写《独立宣言》和创建弗吉尼亚大学一起，列为自己一生的三大成就，政教分离终于成为年轻共和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至于德高望重的华盛顿，他坚决拒绝劝他称帝的建议，并视之为对他莫大的侮辱与伤害。美国之成为近代世界第一个共和国，和这批立国者都是真正的共和者不无关系。

国家既已独立，美国文化也必将从欧洲母文化中脱颖而出。建国半个世纪后，美国发展迅猛，羽毛渐丰，具备了文化精神独立的条件。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首次文化繁荣，即所谓的美国文艺复兴。在美国东北部，尤其是具有清教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哲学文学的文化人，其中最有影响的无疑是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俱乐部，他们开创了真正的美国哲学。富勒、爱默生、梭罗等人主办的超验主义刊物《日晷》，虽历时不久，却是有名的文史哲综合性刊物，不仅介绍了他们的新思想，也第一次向美国读者译介了包括中国儒家在内的东方宗教哲学。大作家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等也相继写出既有世界影响、又有美国特色的诗歌小说。他们或是讴歌美国的欣欣向荣，或是表现出对处于转折时期的社会所感到的怀疑迷茫。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主要反映了新的思潮，但传统的连续性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霍桑心灵的烦扰中依然可见爱德华兹罪人的影子。

当时美国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同时加紧开发西部。社会上乐观主义情绪高涨，改革实验之风盛行，然而危机却早已悄悄逼近。1846至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虽然为美国扩大了疆域，但是关于奴隶制在新成立的州里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迫使南北双方摊牌，争论日趋白热，终于剑拔弩张，以一场代价惨重的内战永远埋葬了奴隶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布朗的绝笔书表现出一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破釜沉舟的决心。林肯总统在著名的盖兹堡演说中，再次把美国的民主原则归结为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是他追悼的烈士以及他本人为之献身的事业。

内战后的美国进入马克·吐温所谓的“镀金时代”，资本主义冲破奴隶制的障碍长驱直入，物质文明在进步，但社会的风气和情绪似乎变了。战前的理想主义受到物欲的强劲挑战，对上帝的崇拜、对理性的崇拜换成了对美元的崇拜。市场主宰社会，文化也在商业化的重大压力下，渐渐分化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其实，敏感的文化人早就注意到了市场经济发展后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梅尔维尔向霍桑诅咒金钱，抱怨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写杂碎式的作品去迎合读者。梭罗在瓦尔登湖两年的清贫独居就是为了现身说法，呼吁人们不要为物所累，在生活上尽可简单、简单、再简单，以便把时间和生命更多地用于精神生活。马丁的《物欲的专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哀叹现代人已对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种种必需感到不堪重负，难免沦为物欲的奴隶。

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应运崛起，一跃而为超级大国，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除了未能幸免二、三十年代那场波及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外，国内情况也大致繁荣发展，于是美国人自豪地称二十世纪为美国的世纪。但是大有大的难处，在世界首富的美国，社会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贫富悬殊已大大超过欧洲，种族问题一再引发激烈冲突，年轻一代似乎丧失精神目标，道德观念日趋解体，文化素质呈下降之势，更别提色情泛滥，吸毒成灾，暴力横行。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严肃思考的美国人的警觉和关注。本卷二十世纪选文大都是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批判和反省，因为对一个社会来说，批判常常比赞扬更具积极意义。

本卷选文在美国历史中的来龙去脉既已大致交代，统观全卷，似乎还有几点美国特色值得一提。

第一，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以自由平等为中心。清教徒移居北美为的是宗教信仰的自由，独立战争是一场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独立宣言以“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为理论依据。这种崇仰自由的精神不仅在美国本土代代相传，而且源源不断地从五洲四海吸引着大批移民。美国人争取和维护自己自由平等的权利似乎已成第二天性。以社会集团为例，民权和女权运动都属此列。早在关于独立的争议中，取消奴隶制和维护女权的问题便已提出，第二届总统夫人“记住女士们”的警告应该是美国最早的女权言论了，但时隔二百年，妇女地位才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黑人的解放运动也同样历经沧桑，但锐气却从不减退，直至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达到其高潮。从鲍德温的哈莱姆来信到金的著名演说，无不贯穿着对自由平等的执着追求。以个人为例，福克纳的《论隐私权》亦颇有代表性。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个人尊严和自由是一个美国梦，梦想是有生命的，因而也是会死亡的，它必须经常获得勇气、忠诚、自尊，以及谦和的责任感和警觉性的支持。

第二，美国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豪感。尽管这个民族包含着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种族，有着不同的肤色和文化背景，但是作为美国人的意识却早已存在。克莱弗克尔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开始界定美国人，这片新大陆有着与欧洲不同的新的观念，新的原则，新的社会组织。人们安居乐业，享受着自由平等。美国是个伟大的避难所，穷人的乐园，来了就是主人。美国人没有历史的重负，没有无可奈何的感伤，他们相信机会均等，相信成功哲学，这个美国梦一直做到现在。美国的移民都是寻梦者，梦想获得比在原来国家更好的机会和生活，他们大都能如愿以偿，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宣誓加入美国人的行列。特克尔笔下的安吉洛·罗科不过是千千万万移民中的一个。络绎不绝的移民潮给美国输送着新鲜血液，使美国性格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

第三，幽默感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一大特点。本卷不仅选了布鲁克斯《机智与幽默的区别》以说明美国人观念中幽默感的重要性，而且请读者欣赏几篇不同风格的幽默文章。富兰克林的求婚书可谓老谋深算，倒也独具情怀；欧文的《造书术》尽兴嘲弄文抄公，笔下无情；马克·吐温的《神秘的访问》和厄普代克的《破产者》对富人惯于钻法律空子，逃避职责的行为讽剌尖刻；瑟伯的《堤坝决口那一天》则对人性之脆弱别有一番喜剧性的描绘。其实，何止于此，许多别的文章中也同样表现出一种幽默感，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性格的一部分。确实，还有什么比以笑来对待生活更积极、更理性的呢？

第四，文章毕竟与文人关切最深，从本卷的文人之作中，也可看出美国文人的特点。最初，他们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清教领袖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着当时最高的文化，殖民地的“教会——国家”实际上是少数先进分子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后来杰弗逊对他称之为“天然贵族”的优秀人物的领袖地位也深信不疑。但是随着宗教的衰落，加之美国的民选制度，文人逐步和权力集团分离。正如米尔斯在《论知识与力量》一文中所分析的，二百年中，权力集团的知识素质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文人则形成独立人格。他们在民主社会中常属少数，但正因为他们通常是局外人，反倒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社会批评者的功能。他们不仅评论时事政治，而且对时尚习俗、传统观念等也敢于持批判态度，敢于反其道而行之。威廉·詹姆士对博士学位的看法，桑塔亚那对激进分子的感觉，门肯对传统女性观的挑战和对君主制的剖析都是不同凡俗的文章。本卷还专门选了几篇名家论文化传统、文学创作和作家使命的文章，以供文学爱好者借鉴。

编者在选材的过程中深感妙文虽多，入选却不易，从美国几百年的文章中选出25万字来，无论如何是十分主观的；况且受到时间、材料、版权、翻译力量等诸方面条件的限制，最终不能不是一个折衷的产物，只是尽可能地让读者领略一下美国精神的概貌而已。

编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