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本题为《从世界文化碰撞中诞生的创造性和平》的德文著作，在法兰克福、柏林、波恩、纽约、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同时出版发行。次年，英文本在印度、西班牙文本在委内瑞拉出版。现在读者看到的、以《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为题的、略有删节的中文本，已经是它的第三个译本了。

正如其书名所呈示的，本书探讨了碰撞或者“冲突”，与“和平”，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之间的一体性。本书的作者们认为，没有文化的碰撞，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害怕与其他文化碰撞的保守心态，压制其他文化的殖民心理，都是和平的最大敌人。冷战结束了，但是历史不会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终结；文化还在发展，但文明不会像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发生毁灭性冲突。文化的冲突将是创造性的，是新的人性诞生前的“阵痛”。

真正的和平不是在世界“大同”中实现的，因为世界上纷繁的文化不可能“大同”，更不应该“大同”。真正的和平是动态的，是不同文化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前提下相互碰撞、交汇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状态。

这本书本身，就是不同文化观念大碰撞的产物，是来自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7位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立场出发，共同完成的一个课题。本书关于“和平”与“冲突”的论述，具有哲学的高度，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和文化意义，是对当代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中一些错误甚至是危险的流行观点的有力反驳和矫治。

当“冷战”结束之初，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曾经短暂地松了一口气。核战争的威胁已经消除，地区冲突的背后也将不再有超级大国插手的影子。在“西方”世界，一小撮资本主义的代表们更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消退而额手相庆。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也感染了这种幻觉。福山，一位日本裔的美国人，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就认为随着“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胜利”，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点，世界大同将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实现。

但是，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冷战”的结束，恐怕正预示着西方式自由民主价值观深层危机的暴露。西方式自由民主观本身是带有侵略性的，倾向于通过寻找和排斥外界的“敌人”来树立自身的意义，维持自身的一统性（参见本书“欧洲篇”,“从黑格尔权利哲学看欧洲价值观的侵略性”）。一旦外界的“敌人”没有了，西方文化就有陷入盲目的危险。^①由于缺乏目标，也由于内部矛盾在“冷战”结束后的显露，西方世界在面临冷战后的种种地区性冲突时，明显地表现出犹豫不决和前后矛盾。地区性冲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其中一些，特别是中东冲突和巴尔干冲突，更震动了整个世界。某些西方价值观的“发烧友”们憧憬的全球“秩序”大厦还没有建成，基石上便出现了裂痕。

为了维护他们的价值观，一些“发烧友”们便试图寻找新的“敌人”。正好，此时期一些地区冲突或多或少都包含有文化冲突、特别是宗教冲突的成分，于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有了口实，写一本题为《文明的冲突》的书，声称冷战后的世界最大的冲突便是不同“文明”——一般称为“文化”——之间的冲突，主要将是在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及相应的西方价值观，是“正义”的象征；而“最偏执的”伊斯兰教文化和“最虚伪”的儒教文化是西方价值观的“死敌”，倘若二者联合起来就更为可怕。尽管这本书甫一面世就遭到了一片反对声浪，但它的确又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对当今西方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有一定的影响。

亨廷顿的观点在我国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学者都对其作了有力的批驳。然而，无论在国外或国内，对亨廷顿的批驳，往往都集中在现实政治的层次上，针对的是其具体观点。在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南亚 DAAD主席曼菲雷德·斯塔森（Manfred Stassen）指出：对亨廷顿的观点，仅仅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反驳是不够的，因为其立论的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在关系到“和平”、“文化”、“冲突”、“宗教”、“人性”、“普适性”等基本概念上，亨廷顿所依赖的价值观——一种传统西方价值观——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没有哲学高度上的讨论，不从哲学和文化的层次上澄清上述概念，则就算驳倒了亨廷顿的论点，这些论点改头换面又会在另一个“亨廷顿”那里提出来。

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创造性碰撞，不但是和平的存在方式，也是实现和平的手段。本书主编之一，吉塞拉·希密尔贝尔（Gisela Schmirber，汉斯·塞德勒基金会政治与当代史研究院副院长）在德文版前言中指出，只有通过这种碰撞，在不同价值观的比较中，才有可能认清传统西方价值观——一种在当今世界上占据一定优势地位并影响到未来和平进程的价值观——的错失所在。只有在这种比较中，我们才有可能具备全球视野，才有可能回答诸如这样一些问题：究竟怎样理解人性的“普适性”，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人类必须统一到某个基本的价值观下？各种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和价值观，这究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暂时现象，还是永恒的真理？具有不同价值观的文化是否一定会走向毁灭性的冲突，文化冲突有可能是“创造性”的吗？什么是“和平”，它是否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或者是否意味着没有冲突？回答这些问题，既必须有哲学的高度，又不能陷入抽象的思辨，必须深入考察真实的、生动的具体文化现象。本书的一个特点正在于，其17位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各自的文化有直接的、亲身的体验，同时又都具有跨文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较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很有必要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个世界上多少是代表着正义和良知的声音，特别是西方世界内部的这种声音。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比较注意西方世界中关于中国的负面看法，包括把“儒教”文化列为潜在敌人之一的《文明的冲突》。国内有些人据此认为，某种意义上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新的反华浪潮，认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大众传媒正在有意地“妖魔化”中国。不可否认，西方世界与中国存在着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重大差异，西方社会也的确有某些人千方百计要把中国作为敌人，但如果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已经在普遍敌视中国，据此我们自己也作出一些极端的反应，那么就恰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窃笑不已了。事实上世界上头脑清醒的人还是多数，和平与发展的声音仍是主流。特别是欧洲，由于其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更倾向于采取宽容的态度。在欧洲学术界，近年以来，“跨文化”研究是十分热门的，各种以跨文化研究为目标的学术团体和基金不断涌现，其指导思想，正是要从世界各文化的平等对话中吸收营养，同时反思欧美文化的不足。本书也是这个大潮流当中的一部分，它将有助于中国读者对于当今世界上的思想趋势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无论作为世界和平的一个积极促进者，或是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眼中被看成是“威胁”，中国总是世界文化诸极当中极为重要的一极。但是，目前中国，包括学术界，在向世界上展示中国文化的方面还做得不够，以致于不少人对中国文化还存在误解或曲解。以本书为例，17位作者当中无一来自中国，在“亚洲篇”中讨论了阿拉伯地区、印度和日本。包括把日本文化作为“禅”的代表，^②也都没有涉及到中国。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与其应有的地位可以说是极不相称。我们有责任努力向世人介绍中国文化，但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先得了解世人正在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否则我们自说自话，也不能进入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圈子里。先知彼，才可以更好地使人知己。本书也希望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本书据英文版译出，并据德文版作了校订。在文字内容上，凡两个版本有出入的地方均以德文版为准。其中，“非洲”部分的全部三篇文章、“亚洲”部分的第一、第三篇文章和“拉美”部分的第二篇文章，在德文版中也是英文。“亚洲”部分“‘空’的伦理—整体论意义”一文为德文版中所无。应原编者之邀，笔者又为中文版增写了一篇“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跨文化科技观与世界和平”。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错漏，敬望读者赐教。

吴向宏

1998年1月，北京

注释：

①就像一个美国摇滚乐队歌中所唱的：“西方怎么会胜利了，它要把我们带往哪里？”（R.E.M.:New Adventures in Hi-Fi,1996）

②据笔者个人接触所知，西方学者不少人并不清楚“禅”是起源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