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的举世注目的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光辉历程。这20年间，由于中国农民首创精神的充分发挥，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单一的集体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新经济体制，农民就业型人口流动促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经济变革引发了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之后，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制度转变，农村基层政治民主不断扩大。农民的社会意识随之变化，自由、平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逐步增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强调了农村改革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农村已经走出了由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这三个伟大创造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

目前，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认为，过去我们主要关注农村经济领域的变化，农村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和农村社会内部，经济变革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农村改革走在城市改革的前面。然而，今天农村所面临的进一步促进农民阶层分化、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发展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和农村领域。过去我们习惯于将城市和农村视为两个异质的、相互分离的社会体系，现在需要转变这一思维方式，将城市和农村视为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体系，制定经济与社会、农村与城市相互联系的综合农村政策。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必须充分注意研究经济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同时研究社会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因此，要研究今后的中国农村发展，首先要考虑外部环境对农村变动的作用。对农村产生重要影响的外部环境，主要是国家政策对农村的渗透，城市功能向农村地区的扩展，全国和地区层次市场体系向农村的延伸。随着中国由传统经济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开始解体，农村和城市的有机联系越来越密切，城市不仅吸纳了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而且由于城市的物质产品生产与流通功能、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与流通功能、各种服务功能水平的提高，城市对农村经济、农民文化生活的渗透作用日趋显著。从农村角度看，农村市场的启动将对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将对城市的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影响，农村已经成为国民社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城市改革和国营企业改革的滞后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的变革，农村要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待于彻底改变城乡社会关系，有待于整个国家工业实力的增强，在现阶段，大力发展小城镇，尽快将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带动农村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国家应当适时地制定适应各个阶段特点的农村政策，为农村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农村的进一步变革。

要研究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还要研究已经走过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城市农村一体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此作为观察中国农村发展的参照系。过去我们极为重视农民的首创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往往跟在实践的后面，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村民自治都是农民的创举，社会科学研究更多的是跟踪农民的实践活动，加以理论化，并通过政策使之合法化。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当农村改革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再往前发展，如果缺少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仅仅靠农民的摸索，将会付出过高的代价。因此必须加强包括对国外农村变迁的理论研究，预测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未来，认清今天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历史位置，找出差距，制定适当的政策。

本书作者李国庆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91年赴日本庆应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该校法学系主任、也是我的老朋友十时严周教授，攻读社会学学位。李国庆同志在庆应大学接受了严格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按照导师的指点，经常深入日本的工厂、农村等基层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做博士论文期间，到日本长野县诹访郡富士见町去蹲点生活了一年多，做了十分深入的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工作。本书就是他在1996年7月获得庆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论文。

本书是关于日本农村经济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研究专著。日本农村发展变革的经验中有许多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战后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相应政策，例如战后初期的农地改革、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农业结构改善事业，以及70年代以后稳定增长时期的综合农业政策，都对日本农村经济产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以福武直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学者极为重视社会学的实践性，对日本农村各个阶段的重大变化加以研究和理论化，例如战后初期研究了村落共同体对于农村民主化的阻碍作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重点研究了农民阶层的分化以及村落共同体的解体问题，70年代从城乡关系和培育农村发展主体的视角研究重建村落社会的条件。这些农村政策和理论研究对农村的变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我曾经多次实地调查日本的农村，1993年和1994年曾到本书的调查地长野县富士见町调查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李国庆同志两次陪同我在那里一起调查。我认为，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作者带着解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强烈意识，运用地域社会学和社会变迁理论对日本农村各个时期的社会变动、农村政策以及日本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研究，分析了日本农村现代化的变迁过程，并得出了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学者对日本农村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以日本的一个农业町的变迁为例，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地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与国家农业农村政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了农业和农村地区工业结构的转变对农民阶层分化和农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通过对地方行政、村落组织与社会团体、居民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了经济、行政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对于农村社会整体稳定性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为我们勾画出现代化农村的社会结构。其中，关于日本系列生产体制的研究，对地方行政中“地方交付税”制度的分析，对村落至今仍保持的严密的村落组织、村落财务以及宗教因素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行政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任重道远，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总结农民的实践活动，同时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建立中国的农村社会学体系，为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发挥积极作用。

陆学艺

1998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