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虽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进入20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有微弱的发展，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的旧中国，始终没有具备也不可能具备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经济条件。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争得了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并进而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权力。

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动员和积累了大量资金，迅速推进了我国规模庞大的工业化进程。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由2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左右，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我国工业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保证我国的政治经济独立，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通常称之为的国家工业化，其实并未覆盖全国，主要是在城市进行，因而就其实质来讲，是把广大农村排除在外的城市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即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中国农村没有也不可能置身于工业化之外。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虽然我国农村工业在50年代以后已有发展，但应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揭开了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序幕。在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即70年代前的社队企业和80年代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所谓艰难，一是因为我国特别是农村的自然经济基础特别深厚，因而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经济的巨大束缚；二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的倾向，把农村非农产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想方设法予以限制或割掉。所谓漫长，指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历经反复。先是在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农村非农企业，几乎全部被消灭了。以后又在农村贯彻“以粮为纲”的产业指导方针，进一步砍掉了一些非农产业。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化进程中幸免于难的非农产业，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多年中，也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经济缝隙中顽强挣扎，数量很少，发展很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乡镇企业命名的农村非农产业，包括农村工业，才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虽然也经历过某些曲折，但是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90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5%，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7%。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万亿元以上，比1978年增加20多倍。需要指出的是，乡镇工业企业一直是乡镇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10余年来发展最快，现在乡镇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以上。到1990年底，乡镇企业已安排了92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是国家财政收入、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是支农、建农和建设中小城镇的重要力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载体，是我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桥梁。这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特色所在。

在今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乡镇企业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首先，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乡镇企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其次在农村实现90年代的小康目标，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三，优化农村就业结构，进一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也主要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第四，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城市化目标的实现，今后将主要通过在农村新建中小城镇，这也将主要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自己集资。最后，在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本世纪末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任务中，乡镇企业也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工业化面临着的情况和问题，往往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这就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现在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提两个：

一是需要研究如何处理好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虽然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互补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一些方面，二者又存在着矛盾。譬如，在新阶段社会经济条件下，从事农业与从事乡镇企业工作的劳动者之间在经济收益上存在着很大差距，成为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的巨大推动力。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转移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也要看到，在某些地区，特别是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还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甚至发生土地撂荒的情况。虽然十几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但目前就全国情况看，农业劳动力向农外转移不是过度，而是还很不够；由于盲目性转移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因此，对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估计。今后既要加强对农业劳动力向农外转移的宏观指导，尽可能减少盲目性，又要继续积极安排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不能因为个别地区发生的问题而因噎废食，怀疑甚至反对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大方向。不言而喻，今后各地一定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规划，积极而又稳妥地逐步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目标，在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同时，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但要为此而积极努力。

二是需要处理好乡镇工业与城市大工业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二者是互补的，可以相互促进。但是，实践表明，二者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紧张的情况下，乡镇工业与城市大工业往往在这方面发生“争”和“挤”的矛盾。为了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现在既要努力增强城市大工业的活力，又要大力发展农村工业，这是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可缺少的两翼。今后无论二者之间发生什么样的矛盾或摩擦，都不会也不可能再提出要谁不要谁的问题，而是要全面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研究解决矛盾的途径。过去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一方总是指责另一方吃“偏饭”。随着今后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少。要把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工业真正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这一“起跑线”就是市场。同时，对二者的发展，也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订科学的规划，进行必要的指导。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合理化，是使二者由互争变为互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着生产布局经济合理的原则，今后农产品加工要更多地由乡镇企业来承担；在城市经济辐射作用能够达到的地区的乡镇企业，要多与城市大工业协作，为其生产必要的零部件。这样，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就能合理分工，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共同发展。

十余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取代的重要力量。可以预期，今后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不可能再发生逆转，但困难和曲折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然而从我国农村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业已揭开序幕的我国农村工业化舞台，今后将会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好戏，为在我国跨越温饱奔向小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难题，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完成的这部专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本书共有十三章。第一章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传统农村工业的产生、成长、兴盛及衰落的艰难曲折历程作了描述和分析。第二章着重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第三章则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若干重大政策的演变。第五章通过对中国乡镇企业增长轨迹的经验统计分析，探讨了乡镇企业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第六章探讨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并对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变革中的矛盾与障碍以及产业结构变革的特征进行讨论。第七章则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合理的分工，实现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第八章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独特的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功能，并探讨了农村工业运行机制的进一步优化问题。中国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的选择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别，第九章着重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角度对此进行剖析。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第十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十一章简要讨论了农村工业化的环境影响及相应对策。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则分别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力图为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提供一个国际参照系统。

本书得以完成，是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指导与支持分不开的，在这里要特别向周明俊、金泓同志表示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本书存在缺点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经济学界同行及广大实际工作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