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论文集翻译收录了我自1988年以来钻研产权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二十多篇研究报告。其中大部分文章是用英文写成，有些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过，还有一些是未曾公开发表的为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DNP），及中国政府决策层所作的经济研究及政策分析报告。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是首次以中文公开发表，它们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论文的背景、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及其主要结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自1985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系本科毕业后就直接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西方经济学。在科技大学打下的理工科基础使我很顺利地进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神秘世界。由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切身体会及浓厚兴趣，我在留学期间一直试图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寻找适合解释与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经过十年的探索，我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中对中国经济改革最有用的是现代产权经济学。

如果说这本论文集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与产权及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关。虽然我在写这些文章时并没有想到要将它们编在同一本书里，然而当我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从头到尾重温一遍时，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前后连贯自成体系的。读者可以只读其中几篇他们感兴趣的，也可以将本书各篇联系在一起读，这样就可以体会到我用产权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系统的理论与应用框架。

简单地说，我是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产权残缺开始，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残缺及其对企业行为与业绩的影响。这里，产权残缺指的是对企业资产的收益权与控制权在与企业资产有关的各个主体身上没有很好的匹配，也就是激励机制不完善。在本书的好几篇论文里，我将中国国有企业提供给职工的丰厚附加福利作为一个例子来深入透彻地分析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国有企业里产权残缺的问题。

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本书中没有用西方时髦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principal—agency theory）。原因是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虽然国有企业的产权在名义上是清楚地属于国家并交给企业的经理及职工代理，实际上企业的产权却是不清楚的。主要的问题是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与个人作为财产所有者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国家并没有像个人一样的愿望与能力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委托人—代理人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委托人会而且有能力追求其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将“委托人—代理人理论”直接用来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可能误导改革方向。我下面还会从另一个角度谈误导的问题。

我在1988年留美学人经济学年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里产权残缺的概念及研究思路，并在1989年4月回国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及上海的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当时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博士论文导师（Harold Demsetz、Axel Leijonhufvud、Kenneth Sokoloff、David Dollar）及海内外许多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杨小凯、谭国富、周其仁、易钢、海闻、张少杰、张维迎、刘伟、平新乔、符钢战等，都对我所钻研的产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非常感兴趣并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以极大的鼓励与帮助。我当时带回国内的一些产权学派的经典论著随后也很快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及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刘守英等人翻译成中文出版并成为畅销学术著作。到今天，特别是在科斯与诺思最近分别因研究产权理论而获诺贝尔奖之后，有关产权的经典理论甚至产权残缺的研究思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圈子里已经不再陌生了。我回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及调研活动时，亲耳听到从企业的经理到国家经贸委、体改委、财政部及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官员都在畅谈产权改革问题。

可是我的观察与判断是，国内外有关产权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研究，很大程度还只局限在马克思剩余价值或“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激励机制等表面问题。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机会观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他们的理论也就很难解释透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我们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我深刻地体会到，要真正理解掌握现代产权经济学并用它来有效地分析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必须首先掌握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价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也就是研究市场价格是怎样有效地分配资源的。而价格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个人对经济资源拥有财产权利，也就是私有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利用市场价格来自愿地交换私有产权。市场经济能够不断地创造财富的根本原因在于每一次私有产权的自愿交换一定会创造新的财富。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自由市场买卖东西，你觉得不合算就不会买或卖。而一旦自愿成交，与没有交易相比，买卖双方一定都不会吃亏，或多或少都会从交易中赚点“便宜”。这些“便宜”就是市场交易创造的新财富。

价格理论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因为经济学家在研究自愿交换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时往往用价格的形成机制来定义市场竞争的概念。而市场竞争是经济学中最复杂最难理解也是最容易用错的概念。经济学里的术语，像“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其实都只不过是经济学家在描述不同的私有产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形成机制时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概念。我想指出的是竞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竞争，争指标、争先进、争产量。各个党派之间有竞争，争选票、争党员，争议会代表席。每个政党内部也有竞争，争权夺利。但是，这些竞争都与市场里的竞争不同，都不以市场价格的高低来论胜负，而且争的都不是私有财产。仅以价格论胜负的市场竞争的一个前提是已经有了私有财产。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目前都还在激烈争论“是产权更重要还是竞争更重要？”“应该先改产权还是先改市场竞争？”这些问题就像“是公司更重要还是市场更重要”、“是自己生产合算还是从市场买合算”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问题一样，没有跳出企业机制或市场机制的狭隘框框，因而无法真正触及到经济体制的问题。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局限于讨论“鸡重要还是蛋重要”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而必须研究什么样的生态环境（空气、温度、湿度等等）才适合于鸡生蛋、蛋变成鸡。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里，清晰完整的产权与合理公平的市场竞争是并存的。而在不发达的非市场经济里，产权往往是残缺的，竞争也常常是畸形的。

经济体制是为生产与交换服务的，而生产与交换是通过财产与合约关系来实现的。对正常的生产与交换影响最大的是财产及合约的责任是否能够顺利履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还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国有银行贷给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及企业间的三角债太多，而俄国的问题是政府没有能力保证财产及合约责任的履行以致个人与企业常常需要靠黑帮来讨债及保护私有财产。中国没有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俄国却在很短的时期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与俄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说明，狭隘意义上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这是我在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里的产权残缺之后才开始重新思考的问题。产权残缺是微观经济学问题，可是我研究这个问题越深入就越感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产权残缺不仅仅是一个微观问题而与宏观经济问题密切相关。我因此就开始研究国有银行、政策性贷款、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及非国有经济。

我在世界银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小组的工作经验使我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收益匪浅，特别是与劳伦斯·萨默斯、迈克尔·沃尔顿、艾伦·盖尔布、辛格以及沈联涛等人的深入讨论使我大大开阔了视野。我1992年应张五常教授的邀请来香港大学任教后，继续以中国为案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使我有机会客观地近距离的从外面观察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除了与港大张五常教授及其他同事们探讨产权理论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还有机会与原世界银行的同事、现任香港金融管理局要职的沈联涛先生继续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

在香港的几年潜心钻研，使我对产权与中国经济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开始从整个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研究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及国家财政这三驾马车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行为。我和我的研究合作者们发现，国有经济三驾马车的总资产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财产权利的私有化、个人化而越来越少；而其总负债却由于财产责任的国有化、社会化而越来越多。导致的资产缺口，政府只好用印钞票发内外债来应付。而通货膨胀与债务危机就很自然地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难题。我们指出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出路是设法让国有资产增值。因为国有经济三驾马车的债务，如国有企业欠职工的退休金，国有银行内的居民存款，国家的正常财政支出及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的责任，是无法逃脱或减少的。我们认为，国有净资产增值不能靠增加投入或是给优惠政策。因为投入与优惠政策都会增加明的或暗的国家债务。我们提出的国有资产增值办法是将国有资产与债务都分散化，使国家在各个企业、银行及基础设施的投资里都只占少于30%的权益，也只负少于30%的财产责任，也就是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国有资产与债务分散化的改革思路看起来简单并符合基本常识，却有深刻的经济理论支持。资产分散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有限责任制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国有资产不分散，国家就不得不承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无限责任。破产、兼并、重组就不可能减少国有经济三驾马车的负债总量。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理论以及西方经济学激励机制理论，财产制度是用来分配财产权利及调动财产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可是如果从财产与合约责任的履行角度来看，私有财产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合理有效地分配财产与合约责任及损失。而财产与合约责任的严格履行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借了银行的钱不还，收了商品不给钱，负债累累不破产，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谁还愿意、谁还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与交换？而自愿的生产与交换正是市场经济创造新财富的秘密。正是从财产与合约的硬约束这个意义上来讲，剩余价值及激励机制理论都可能误导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资产所有者拥有的不仅仅是利润或剩余价值，他们同时也承担了倾家荡产的风险与责任。而在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下，企业的利润动机不是不够而是过分强烈，因为企业经理职工可以包分利润但却没有能力承担财产责任。由于经理职工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担保，国有企业自负盈亏是不现实的。不论经理的思想多好，对他们的监督机制多有效，他们都无法承担财产责任。这在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里都是一样的。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正是让其所有者有能力有动机去自愿的承担财产责任。从产权理论与中国、俄国及东欧经济改革的实践我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或转轨的关键在于建立财产与合约的硬约束。

当这本学术论文集的中文译稿准备就绪的时候，我正在着手将我的这些研究成果重新整理写成一本系统连贯而又可读的英文及中文学术专著，以便将这些成果介绍给海内外更广泛的读者。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包括了各种不同风格的论文，有些学术性很强，有些是为政府决策者写的，还有一些是答中外记者问。虽然文章的长短不一风格各异，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我诚恳地希望国内的经济学家及其他读者对本书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提出批评意见。希望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出一个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应该作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易宪容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所付出的辛勤细致的努力。感谢香港大学及大学拨款委员会（香港）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的资助。感谢我的妻子、儿子和快将出世的女儿竟然可以宽容我在家里也只知玩我自己经济学的游戏。

肖耿

1996年5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