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北京音乐厅举办“中国唐诗名篇音乐朗诵会”，座无虚席。这种用朗诵兼音乐诠释的方法向群众普及唐宋诗文名篇的形式，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赞许，他亲临欣赏，并通过对演创人员的谈话，号召大家“学一点古典诗文”。他中肯地指出：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许多传世佳作，内涵深刻，意境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光明日报》1999年2月21日第1版）。显而易见，江主席是从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号召学习古典诗文、学习唐宋名篇的。

唐宋诗文名篇，在我国整个古典诗文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国家的统一，南北的融合，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空前提高，民间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登上政治舞台，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又受过作诗的基本训练，以及《诗经》、《楚辞》以来悠久的诗歌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多样的诗歌体裁，都为诗歌的高度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遂使唐代成为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诗篇，由于意境雄阔，形象鲜明，情韵悠扬，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跟其他时代的诗歌相区别，被称为“唐诗”或“唐音”，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以至有“好诗已被唐人作尽”的慨叹。

事实上，好诗并未被唐人作尽。好诗之所以好，首先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特定的社会生活、时代脉搏和人们的心灵世界。宋代外患频仍、内政不修，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许多杰出诗人以其关心治乱安危的责任感深刻地表现了迥异于唐代的社会生活、时代脉搏和人们的心灵世界；而大声疾呼，杀敌御侮，还我河北、恢复统一的爱国主义主旋律响彻整个诗坛，更给宋诗带来了不同于唐诗的独特风貌。与此相适应，流派多，取材广，在琢字、炼句、用典、用韵、构思、谋篇和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等许多方面都刻意求精求新，力求“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这就使得宋诗独具特色，堪与唐诗媲美。

与唐宋诗相类似，唐宋文也体裁多样，百花齐放。讲究辞采对偶的骈体文虽然有许多流弊，但仍然有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那样的传世名作。罗刊名物、堆垛双声叠韵形容词及生僻字的汉大赋和骈四俪六的六朝骈体赋，在唐人手里改造为清新流畅的散文赋，到宋代更加完善，像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等，至今传诵不衰。当然，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散文，乃是唐宋文的主流、名篇佳作，美不胜收。

这本书入选的作品数量虽然很有限，但都是历代传诵的唐宋诗文名篇，值得一读。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作，进而获得审美愉悦，吸取精神营养，对每篇作品都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品评、品味，鉴别、鉴赏。

所谓“文学活动系统”，是由生活、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作家从激动过他的社会生活中吸取素材的灵感，创造出文学作品，为人们提供了精神财富。然而不言而喻，不管这作品如何杰出，如果无人理睬，那就毫无意义。大家知道，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作用。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潜能”，不可能“自动地”实现。要实现，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品鉴。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来看，反映生活的过程，是通过作家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过程，是通过读者的阅读、品鉴完成的。文艺作品只有通过品鉴，才能使读者沉浸于艺术享受之中，陶冶情操，开拓视野，提高精神境界；文学作品“潜在”的智育、德育、美育作用，才能得到实现和发挥。

高水平的品鉴必须建立在对作品本身以及作家经历、社会背景等等彻底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校勘、训诂、考证以及各种相关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然而仅仅理解，还不等于高水平的品鉴。文艺作品描绘的一切有其确定的一面，这种确定性的东西愈多，读者的理解就愈趋一致；正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名作才能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接受。然而优秀的作品往往有其含蓄美，用接受美学的术语说，就是具有“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有高深文艺修养的读者从作品实际出发，凭借自己的艺术敏感和审美经验，调动有关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库存，驰骋联想和想像，细致入微地阐明作品的象征、隐喻、暗示和含而未露、蓄而待发的种种内容和含义，并补充其“空白”，突现其隐秘，甚至发掘出连作者也未明确地意识到的东西，从而品味、品评，鉴别、鉴赏。这已经不是复述内容，而是艺术的再创造；不是一般地阅读，而是高水平的品鉴。

对文学作品理解的程度和品鉴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读者的主观条件。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的开头便慨叹“知音其难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则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此，刘勰强调“操千曲而后晓声”，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品鉴文学作品，当然需要懂得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发展史；品鉴古典诗文，还得通晓历史、地理、音韵、训诂、考据、书法、绘画乃至宗教、民俗；而通过长期精读名作培育起来的艺术敏感和通过亲身的创作实践积累起来的心得体会，往往能在品鉴作品时迅速地透过外在形态而把握其内在意蕴，捕捉其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味外之味、弦外之音；而精确的审美判断，即寓于无穷的艺术享受之中。

由此可见，高层次的文学品鉴并非一蹴可及，然而又非高不可攀。一般水平的读者在扩大知识领域、加强艺术修养的同时，结合高质量的品鉴文章精读名作，日积月累，就会不断提高品鉴水平，从而越来越多地获得艺术享受，吸取精神营养。

这部书稿，从商定篇目、查找资料到修改定稿，都得到内子胡主佑教授、儿子霍有光、霍有明教授和门人李安纲、张新科、吴言生、傅绍良、刘锋焘诸教授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树相同志给予本书的出版以大力的支持，责任编辑郭媛同志在审稿、校订、编排等方面都付出了辛勤劳动，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1999年7月24日

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