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先生现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教授。说来也有缘分，他与我都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虽然时间先后相隔近四十年，我仍以师弟相待。对他的学术成就我抱有特殊的欣喜之情，因为其中也凝聚着培刚师教诲的一份心血。

关于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我没有读过，不了解。但从这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部分。这本书中收集的论文，大部分是他研究中国经济的成果。有几篇关于台湾的研究和游独联体国家记闻的文章，也都联系到了国内的经济。

留学并留居国外的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者出于对祖国的关心，近年研究中国经济成为一种时尚，常有佳作问世。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可以起到与国内的经济研究者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作用。徐滇庆教授的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佳作之一。在收到此书的书稿后，我抽空几乎是一口气地把它读了一遍。这里谈一点粗浅的印象。

本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娴熟地把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运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研究的问题作了定量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更为具体、确切可靠，更具有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例如，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冲击”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如果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并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例，在不降低居民生活标准和不减少国家税收总额的前提下，把相当一部分税负从企业的非直接税转变为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这样，既可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的论点。作者利用CGE模型，进行计算，验证这个论点，并以不同的模拟方案得出不同的数量的结果。例如，如果各部门职工工资增加300元，同时向每个职工相应征收个人所得税300元，企业的非直接税相应减少，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可增加65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5%。职工储蓄率可上升29.8%，社会投资总额可上升24.3%，政府税收收入可上升6.06%。其他方案则有其他结果。这样的研究自然会使我们在进行税收改革时更加心中有数，选择最佳方案。

作者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策略研究”等文中也运用CGE模型作了计算。这种计算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是很有用的。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削减不同产品的关税对国民收入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谈判中应当先削减那些对国民经济负作用不大的那些产品的关税。为了更多读者的方便，书中没有引出利用CGE模型的具体计算。在有些文章中，甚至也没有列出计算的结果，但作者论证问题的方法和论证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的读者仍是有启示的。

众所周知，我国在处理各种经济问题时往往缺乏明确的理论依据，不进行实际的计算，这样往往发生失误。例如，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往往发生盲目进口和盲目出口。不进行经济计算，而导致巨大的损失。作者在“中国粮食问题研究”一文中通过利用CGE模型的计算得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稻米比小麦贵1.45倍，而在国内市场上稻米价格仅为小麦价的85.7%，这样如果把一亩小麦地改种稻米，并把稻米出口换小麦，那么通过出口贸易可使每亩地增加利润264.6元。361公斤稻米可换回630公斤小麦。这自然是很上算的。进而作者又论证在一亩小麦地上改种黄麻，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换回小麦1092公斤，即比种小麦多收获粮食5.38倍。这种计算虽然不一定准确，因为国际、国内的价格变化不定，但利用文章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改变我们在粮食贸易中的亏本状况。

我曾读过某些留学外国，并在外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文章。他们想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贡献力量的初衷很好，但有的论文不能切中要害。他们的通病在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制定某种数量模型，通过数学的推导，得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与中国的实际相距甚远。他们往往把西方国家的经验不加区别的用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结果是“南辕北辙”，不能解决问题。这当然不能都怪他们。因为他们离开祖国已有较长的时日，对祖国的情况不甚了解，而他们学的又只是西方的东西。

徐滇庆教授与许多海外学者不同，他近年来常回祖国，有时一年回来几趟。回来后不仅走访经济领导部门、科研机构，而且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即掌握全面资料，又作案例调查。我们从本书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到，他在研究某些问题时，掌握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不仅有中国的资料而且有外国的资料，从而才能运用CGE模型。他除掌握统计资料外，对国内经济的实际情况也是相当了解的。不仅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可以说明，而且“筹集社会保障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一文更可说明。这篇文章指出，在筹集社会保险基金中，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各应承担多大比例，各种筹集失业保险金的办法对整个经济系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做定量研究。此文着重研究职工个人筹集的失业保障金，采用向国家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办法，还是采用按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储蓄，参与社会投资的办法，对整个经济系统会主生怎样的影响。在研究中作者利用众多数据做了模拟计算，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从作者在对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中，（见“改革速度与失业危机”、“两种不同的经济改革模式”等）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及其遇到的问题是下过一番了解和研究的工夫的。可能人们对他的分析和见解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人们不会说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1996年8月初，在他的大学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他就说过，他建立了有关中国经济的丰富的资料库。由此可见，他为研究中国经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前面谈到，我几乎是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本书读起来引人入胜。且不说那几篇带有游记性的文章，如“俄乡记闻”，“中亚记闻”读来很有趣味，而且那些严肃的学术文章读来也不枯燥。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的文字生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能将艰深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用明了易懂的方式加以叙述，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本书中的“美中贸易战”、“车到‘关’前必有路”也是突出的例子。当然我不是说经济文章只能这样写，作者必须这样写。但是，如果不是写给专业的经济理论家看的，而是写给普通的经济工作者看的，那么就应该写得深入浅出。作者在这本书中把CGE模型的计算程序省去了，只列出了其计算的结论，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对于本书各篇文章的观点，我在这里不作评论，因为那不是一篇短的序言所能承担的。尽管这样，我可以简单地说，书中的观点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作者许多创见和独特见解。我想这是与作者有过良好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训练，对西方市场经济有多方的了解分不开的。深信读者在读了本书以后会有同感。

董辅礽

199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