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 黄柯可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规律性现象。如何认识这一规律，总结其利弊得失，科学地筹划未来，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亟需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

那么，如何进行研究，可以有很多方法和途径。其中，比较研究不失为较好的途径，尤其在城市化研究方面，它更有其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所以如此，除了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方法本身的特定作用外，还在于我国的城市化比例尚不足30%，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45%），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70%以上），应该也完全可能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中，寻求经验教训，为我所用。

至于如何进行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在众多的选择中，美国是较理想的参照系。美国城市化水平较高自不待言，而且美国的城市化还有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明显特点，即：其发展进程较少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干扰，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线索清楚。众所周知，美国建基于大部分为未开发的北美大陆（部分前墨西哥领地除外）。其地域开发，自东向西依次推进，留下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城市化上也有可资辨析的印记：它在建国之初，经济活动偏于东北部一隅。19世纪初至20年代，商业贸易往来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成东北部的繁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鼎盛阶段，中西部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重工业区；本世纪6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太平洋沿岸后来居上，成为高科技时代的缩影，历史上较为落后的南部也随之异军突起。在区域开发的这几个阶段，城市由小到大，由孤立独处的局面到形成城市体系，由一般城市扩大到大城市区，并在大城市集中地区形成大城市连绵区，由高度城市化到较早、而且是大规模地形成郊区化现象，并于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市区人口，成为一个典型的郊区化国家，城市化的空间结构扩展阶段性明显，在郊区长足发展的同时，美国大都市区也不断扩展。目前，大都市区已连结成片。仅39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的人口就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790年的5%上升到1920年的51.2%，直至二战后发展速度才趋缓，呈现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相同的“S”形曲线。城市化的很多发展阶段及其典型特征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都有明显反映。美国城市化进程较少其他因素干扰这一点也表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在19世纪末以前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城市生活不加干预，即使在其后此类干预也较其他国家少而轻。这一切都使得市场经济对城市化的影响直接而强烈，城市化有清晰的脉络可循。既然线索清楚，自然便于从中寻求规律性认识。这样的比较研究参照系确实不可多得，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当然，我们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在城市化方面有比较的价值，并不等于可以直接或简单进行类比。我们不能不看到，美国毕竟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理条件的差异，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乃至文化取向上的差异。对这些差异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在比较研究中将这些差异因素给以充分的考虑，无疑是必要的。但城市化却是一条普遍性规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有多大差异的国家，无论是否认识或是否情愿，都要经历这一阶段。推而广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已经为世界历史进程所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国家间城市化有其可比性，中美城市化也有可比性。只是因国情不同或其他因素，城市化的速度和形式等方面才有千差万别的差异。在严格把握可比性的基础上，探讨城市化发生、发展的规律，再从这一层面展开，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剖析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工作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这样的考虑，同时也为了缩短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城市化研究中的差距，加强学术交流与对话，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经过近三年时间的酝酿和精心筹备，于1996年8月6—8日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题为“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通过包括国际电脑联网等多种途径与国内外学术团体和个人进行联系，受到广泛关注。近70名来自中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光临，其中除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外，还有一些从事城市现状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多学科性质。与会者在严格把握可比性基础上，分别从下列角度对中美两国城市化展开了探讨：（1）中美两国地理及历史条件对各自城市化进程的影响；（2）中美两国城市化道路及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3）城市与区域经济、高科技、移民的关系；（4）中美沿海及内陆城市的相应比较；（5）城市化的社会后果及其正反两方面影响；（6）城市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应用。很多论文颇有见地，其学术观点不仅通过会内外交流使与会者们分享，而且在论难质疑中得到升华、提高，同时也引发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新问题。会后，我们受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委托，从提交会议的40余篇论文中认真筛选出23篇，提出修改意见并经作者本人对论文进行再加工，最后由我们编成这部文集。

根据入选文章的内容，本文集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论文，除一篇评论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外，均从某一角度或某些地区探讨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与政治品德的危机——城市史、城市生活和对城市的新认识》探讨了城市社会的变迁如何对城市研究产生影响。作者从大众心理和道德行为变化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发现自本世纪50年代起，个人主义盛行，群体意识淡化，进而学术界对城市也提出了新的解释，即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这种新的解释在丰富了城市史和城市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无法预见的后果：它忽视了市民和政治品德。在此以前的城市研究曾经很重视群体意识的重要性，主张个体只是附属于群体而存在，是群体的一部分。作者从城市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位权威学者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理查德·韦德（Richard C.Wade）的论著及其时代背景入手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指出，忽视公共利益、崇尚个性自由是韦德在50年代就提醒人们注意的现象，然而，这一现象70年代仍很强烈，90年代再度萌发。目前城市研究中的很多所谓新领域，其实并无新意可言，只是更加重视个体的作用罢了。这是一种有害的倾向，导致市民和政治道德的危机。城市研究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城市史研究应该寻求如何保持和发扬公共意识，关注集体利益的传统。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在《REVIEWS IN AMERICAN HISTROY》上，我们征得作者和该杂志的同意，在此译为中文发表。

中美两国均为地域辽阔的泱泱大国，存在地区差异，似应从区域的视角进行比较，而非就全国泛泛而谈。这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宏观区域学说”创立者G·W·施坚雅教授曾反复强调的。从这一认识出发，《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一文选取美国中西部和中国东北部这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工业区进行比较，试图从中寻绎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及其特点，总结其规律。进入本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老工业基地相继出现了发展迟滞、增长乏力的现象，成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两个一度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区相继沦为问题的中心，被称为“冰雪带”。我国东北部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区，80年代以来也进入衰退阶段，出现“东北现象”。“不期而遇的两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比较研究课题”。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集中的地区，两者必然有其规律性可循。作者在分别叙述这两个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线索之后，对其城市化可比阶段的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城市规模、人口流动性等进行深入对比，发现：美国中西部已走完城市化全程，而中国东北部未老先衰，发展周期比美国中西部短。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城市化有其特定的发展周期，而不是如很多学者所坚持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客观上造成南北地区发展差异所决定的。除这一基本原因之外，作者还发现，我国东北部城市在服务业方面先天不足，其比重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美国中西部城市，这也促使发展周期提前结束，并加重了衰退阶段的消极影响。此外，美国中西部城市在城市化比例达到50%左右时开始出现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我国东北部城市化很快将接近这一水平，也可能出现这一变化，不同的是我国东北部可能是工业和其他设施先行，人口郊区化可能慢一些。《美国中西部城市的衰落及其对策——兼议中国“东北现象”》也选取了相同的考查对象，但侧重于中西部治理衰退的措施上。作者依据大量数据，分析了美国中西部城市的经济结构以及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在说明中西部衰退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后，分析了中西部城市治理衰退的措施及其成效；发现中西部从整体上看尚未全面复兴，但其衰退局面已有好转。美国中西部城市的经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我国东北部的衰退的必然性，其治理措施对我国东北当然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城市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土地投机与19世纪美国西部城市化——兼论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城市化《一文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探讨城市化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差异。作者对土地投机和城市化的概念做出新的界定，并提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互动关系。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坐标，城市化与土地投机的交集点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流动上。以铁路为主要代表的土地投机集团和个人所从事的土地投机，有助于社会人口的流动，既促使国外移民和东部民众移向西部城镇，又推动农村居民流向城市。与此同时，土地投机还促进了西部城市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西部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作者较有力地证实了土地投机对西部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相形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并无土地投机活动，城市化牛步前进。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土地、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促使土地资源的重组和土地市场的形成。各类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农业用地的流动，并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出现了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正确认识土地投机在促进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市场流动过程中，所独具的经济杠杆和市场润滑的作用。《论市中心区功能分离问题《重点考查市中心区中居住区和工商业区相互争占土地，并由于土地投机集团从中作梗等原因，市政部门无力实行住房改造和建设方案。作者通过对苏黎世这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西方城市的探讨和与中国城市的初步对比，提出切不可放弃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免重蹈西方国家城市用地的无政府状态的覆辙，进而难以实施有效的市政规划。此文从另一个角度论及了土地投机的消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篇文章论点相左。

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规律性的变化，这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中，交通运输、高科技的发展是较为关键的。《中国与美国的铁路城市》一文从“城市形态反映城市功能”的基点展开分析。在这两者的关系中，铁路起了很大作用。铁路对美国城市的影响集中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稍晚一些。受铁路影响最大的是我国东北城市，其中以哈尔滨和长春最为典型。作者对中国铁路城市进行普遍阐述后集中剖析了东北城市。在铁路铺设的地区出现新的城市形态。东北的城市形态之所以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由于铁路使然。在探讨铁路使东北地区发生变化，尤其是改变城市形态方面，作者分析了殖民地经济的客观作用。另外，作者发现，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城市集经济、金融、领事和军事力量于一体，因此铁路公司的力量十分强大；相比之下，美国铁路公司因受民选的地方、州及联邦的议员的制约，势力受限。作者以长春为例，分析了我国中原文化和地方文化以及日、俄的影响，使这些中国城市带有一定的西方风格。这与美国西部城市化过程中印第安人文化被清除殆尽的现象是有区别的。但总的来看，无论在美国西部还是在中国东北部，铁路都为新生活方式的出现开辟了道路。《19世纪中美区域城市化与交通运输》选取了美国交通运输发展最快、最有代表性的时期19世纪。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开凿运河、修筑铁路的几次高潮。在此过程中，美国东北部形成了密集的交通运输网。以此为媒介，城市间、城乡间的往来不断增强。城市结构本身也发生着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华北地区作为经济发展较早、陆上和水上运输较发达，与美国东北部有比较的意义。我国东北部由于传统城市较多，因此，沿海的开放、铁路的铺设对城市的影响并不是形成大量铁路城镇，而是促使原有城市等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通商口岸城市、铁路枢纽城市、铁路站点城市迅速崛起，而原有城市因交通不畅而衰退者不计其数，其中甚至包括某些行政中心城市。这样，在华北地区以沿海通商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城市系统最终形成。可以说，铁路对区域城市化的影响更强烈。因此，从区域角度探讨更为贴切，更有意义。

高科技开发，往往以城市为依托；或者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带动新的城市及城市群的产生，美国著名的高科技区“硅谷”和“128公路”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类型。对于这两个典型的剖析，显然可为我国当前的高科技区发展和城市化提供有益的借鉴。《“硅谷”与“128公路”兴起的特点比较》一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特殊的城市化地区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探讨，进一步认识其后来的不同发展模式。以波士顿为中心的“128公路”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历史较“硅谷”为早，很快成为“美国的技术高速公路”，构成美国电子科学和电子工业的中心。它们之间的区别，除地理条件和起点外，还在于：“硅谷”以“斯坦福工业园”起步，紧密依托高等院校，注重学校与工业界合作，以刺激企业创新活动，而 MIT却一直与企业界保持距离。两种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结果自然是，“硅谷”呈现出跳跃性发展的局面，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区，新兴城市的典型。这对于我国如何发展高科技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郊区化的长足发展也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明显反映，这一点在美国最具典型意义。《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将郊区化分为近代郊区化与现代郊区化两个阶段，并选取更有现实意义的现代郊区化做考查对象。作者列专题分析了郊区化和大都市区的关系，郊区化和郊区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中心城市与郊区的矛盾冲突等等，还对联邦政府的市区重建措施不力进行了分析。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郊区化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人口流动、外来移民和种族关系以及宗教问题等。人口流动是城市化研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侧面，素为欧美学术界重视，但在我国研究稍显薄弱。《人口流动与美国城市化》从探讨这一问题规律性的高度对美国人口流动呈现的“V”字形——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又由密度很大的城市向非城市地区分散的现象进行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来一往具有本质的区别，是城市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人口在城乡间的互动，在同一区域内或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流动渠道。作者对美国人口在地区内和地区间流向的几次变化加以归纳后发现，从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中期，美国人口的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转入城市，其中，先是在本地区内流动，后来形成跨地区流动；本世纪70年代起，出现减轻城市压力的与历史上人口流动相反的逆向流动，从大城市区迁往非大城市地带，就地区而言，总趋势是向西、向南移动。这些都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据此作者提出，人口的逆城市化趋势将不可阻挡地继续下去，而且可能成为下世纪的美国人口移动的主流。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对影响人口流动的很多因素都进行了考查，如工业革命、农业变革、外来移民、地区经济乃至人口流动的心理因素等。在人口流动方面，美国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象是外来移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外来移民涌入美国的高峰期。这些移民绝大多数流入城市，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1860—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就是对这一现象所做的探讨。作者以移民的流向为线索，较细致地考查了这些移民对区域城市化水平、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和文化构成等方面的影响。移民的流向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也是人口、文化、民族乃至时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作者对美国当时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做出了新的诠释。进而，对移民与城市产业结构、多样化社区的形成、城市社会问题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得出对移民与城市化关系的总的估价：外来移民对美国社会的积极贡献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负面影响，因此，应给以公正客观的评价。

黑人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在考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关系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美国黑人是美国各种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城市问题也最棘手。《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社区问题》从探讨城市中居住区分离的角度探讨黑人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自本世纪初黑人大量迁居北部起，在北部城市中就相继出现黑人聚居区。何以如此，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解释认为，住房市场的种族歧视是主要原因，作者同意这种看法，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除私人房主和房地产商作祟外，联邦政府的政策也难辞其咎。居住区隔离造成一系列连锁性影响，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体制，黑人不得不接受较差的教育，进而又加剧了黑人的就业问题。反过来，学校隔离和就业困难又使居住区隔离现象更加严重，更难以解决。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美国黑人曾进行过多次斗争，联邦政府也曾试图加以解决，但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情况下难以奏效。令人失望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之后，黑人居住区隔离和经济贫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给高度城市化的美国罩上一层阴影。这是作者提出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论人口流变与纽约哈莱姆贫民区的形成》以一个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黑人聚居区为对象进行了典型解剖。哈莱姆从繁荣走向衰落，是从本世纪20年代大批白人迁出和黑人的大量涌入开始的。当时，因北部城市就业机会增加而吸引了大量南部农村黑人，结果，突然膨胀的黑人人口远远超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增加了劳动就业的压力。而且，黑人基本来自南部农村，属非技术劳动力，在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城市中难以就业，大量失业不可避免。人口突然膨胀也增加了住房的压力，人口密度升高，生活质量相应下降，人口质量自然也下降。人口质量包括教育水准和健康状况等。表现在整个社区上，则出现道德失范、社区关系紧张。因此，作者指出，社区的人口变化关系到社区的兴衰，人口建设是现代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给以高度重视。黑人城市问题之所以会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一无所有的自由——重建政治对美国城市黑人无产阶级化的影响》把考查的重点放在黑人大批移居北部城市前的南部，放在南部黑人在解放后开始大量移居南部城市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原因。作者发现，黑人是为了摆脱贫穷和种族歧视而迁居城市的，但在城市中这些问题竟有增无减，这是美国高度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黑人利益是受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两大党及其政治考虑所左右的，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南部重建时期的政治、法律方面的矛盾斗争中加以识别。当前城市黑人的贫困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人在从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受到了极不平等的待遇所致。

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在我国一向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对它与城市的关系自然难以顾及。本次会议在此方面有较大胆的尝试。《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城市改良》一文虽然并未直接进行比较，该文从美国传教活动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影响角度进行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该文引用较为翔实的资料，勾画了美国传教士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进行的社会改良实践的基本史实。认为“传教士是把美国对付工业病和城市病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其中一些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运用到中国也取得一些成效”。而且，传教士把人格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是颇有启发的。《略论宗教在美国城市化中的作用》则从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探讨宗教的影响。该文指出，宗教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开始全方位浸透到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它所引起的城市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共鸣，主要集中在伦理道德准则、爱国主义观念和对现实世界的责任感三个方面。第三部分的《鹰与龙——华盛顿与北京比较》一文，也是从宗教角度展开讨论的。

第三部分是典型城市比较，这些比较，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多从某一角度如宗教、文化、城市结构、城市精神进行探讨，所选取的比较对象的可比性也是十分明显的。《20世纪的费城与天津《对这两个颇为相似的城市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比较。地理区位、自然条件、人口构成、住房和城市交通、教育文化设施、产业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均有论及，而且论据翔实，参照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作者发现，这两个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走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答案在文中已有提示：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同性正在增强。一个城市的兴起，在具备“地利”和“天时”的条件后，“人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在这方面，西雅图是有代表性的。西雅图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城市的激烈角逐中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西雅图精神”。这种精神是以市民们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历尽艰辛的开拓精神以及齐心协力的团结精神为主要特征的。《“西雅图精神”刍议《是从西雅图发展的几个关键环节反映这一主题的，即：积极争取外界力量，开发当地资源，奠定城市赖以发展的基础；努力争取铺设铁路，成为横贯大陆铁路的终点站，以加强它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重视文化教育，积极创办华盛顿大学，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这种精神对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新区城市建设和发展不无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鹰与龙——华盛顿与北京比较》以独特的视角比较中美两国的首都。这两个城市均有周密的规划，并保持了完好的城市格局。作者从它们的规划和格局中发现它们在创立伊始就反映出两个社会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很多差异。两者都具有一定的、在程度上略有差异的宗教色彩，反映的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两者的城市布局都试图反映权力的威严，但北京的轴线是单线条的，象征大一统的地位或在权力中心方面具有排他性，不似华盛顿那样呈三角形，带有很强的竞争韵味。此文也将收入《WASHINGTON HISTORY》杂志，这里已征得作者和该杂志的同意，译为中文发表。

在美国众多城市中，纽约居于突出的位置，因此也格外受美国学术界垂青，我国学者近年也试图参与这一研究热潮。《一个近代国际性大都市的崛起——1820至1870年的纽约》把考查的视角对准纽约的初期，力图说明这个18世纪的一个殖民地小城如何在19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成长为傲视群雄的国际大都市。作者认为，纽约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之外，及时改善交通运输、创造良好的商业氛围、灵活多样的产业结构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说明这一问题时，作者还有意识地将纽约与其竞争对手波士顿和费城进行了对比，增强了研究以及说服的力度。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城市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城市的地域横向蔓延，市中心区衰退，实力日益不敌后起的郊区和郊区其他城市。然而，在这种趋势中，惟有纽约城市中心地区除70年代略有波动外，一直比较稳固，对周围地区（或是大都市区内的其他地区）辐射力很强，城市的“中心性”特征突出。这是否是首位性大都市必然拥有的特点，是哪些因素促成这一现象，它对我国的上海现有地位的认定和未来发展战略取向有何借鉴意义。这就是《论二战以来纽约市经济结构与地位变化的基本趋向——兼与上海比较》试图回答的问题。该文这一出发点是很有创意的，可引发出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二战后上海的城市规划：1945—1949年》将焦点直接对准与纽约类似的大城市上海。该文以各种档案资料和战后上海各规划单位的会议记录为依据，详细分析了上海城市计划委员会费时两年、经反复论证所拟定的“总体规划”。从该规划产生的过程，不仅可了解当时规划与管理的新方法及手段，而且从规划所反映的不同意见可透视很多相关层面的关系。作者发现，上海的城市规划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今天的浦东开发就带有该规划的印记。作者在文后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它在过去和将来怎样受到城市发展这个复杂过程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厘清，对中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全面研究，至关重要。

《迈阿密创建发展的主要特色——纪念迈阿密建城一百周年》论述的是又一类典型城市。从自然地理条件看，迈阿密并不是产生大都市的理想地点。它既无资源丰富的内陆腹地，又没有天然海港发展对外贸易，但它如今却成为全国闻名的旅游、贸易和金融中心。所以，它创建一百年的历史很值得进行一番回顾。根据作者的研究，迈阿密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它也曾有过地产业的暴涨暴跌等时期。它的兴盛是在二战后，各种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大量使用减少了它在地理上的不便，空运的便利为它带来大量游客和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它又及时招商引资，建成全新的产业结构，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除全国经济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其自身不断寻求调整产业结构，适应本地乃至外地的需要。当然，它的兴盛，也伴随着猖獗的毒品走私活动，是其发展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总之，迈阿密这个特殊城市化类型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又有几乎同样多的教训需要我们记取。

城市化研究是一交叉学科课题，在我国虽已初步展开，但主要是局限于某些学科，联合研究尚嫌不足，比较方法的应用亦未广泛展开。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已程度不同地展开了探讨，历史学科则相形滞后，间或有些探讨，亦流于泛泛。这次会议是我国史学界联合其他学科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事城市化研究的首次尝试，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实现了发起者的初衷，受到与会的国内外学者的较高评价。当然，既然是首次尝试，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个别文章还未能展开比较，但无论如何它朝着比较研究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为进一步比较提供了经验，对于深化我国的城市化研究和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及其论文集的出版是在多方支持下实现的。除国家教委和会议发起单位的通力合作外，美国新闻总署和香港中文大学港美研究中心都为会议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使会议得以圆满召开；在本文集的论文筛选和编排过程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著名城市史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包德威（David D.Buck）教授曾认真审读入选论文，并提出较详细而有分量的意见；本书申请出版补贴时，承蒙丁则民教授和李道揆教授鼎力推荐；中华美国学会对本文集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本文集的顺利问世。对此，我们谨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