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利用汉简补史证史，钩沉索隐，开创了汉史研究的新局面。在汉简中，数量最大的是居延汉简。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今甘肃居延地区相继出土了三万余枚汉简，它虽然仅是汉代张掖郡居延和肩水都尉行政文书档案的一部分，但却涉及到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保存了汉代边区基层机构及中下级官吏和戍卒的生活活动状况，大大地丰富了汉史研究的内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到目前为止，研究汉简的论著已多达数百种。

现在研究居延汉简，已有了很好的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居延新简》（上下册），资料集中，版图清晰，且有较准确的释文。尤其是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三同志在研究《居延汉简甲乙编》基础上产生的新成果《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更为研究居延汉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长期使人困惑的汉简编年问题，亦即认定简文的年代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论说居延汉简的年代跨度并不算长，它大体上记载的是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一个半世纪间的边塞情况，然而，由于大多数残简没有具体纪年，也给研究者带来一定的麻烦，特别是当需要考证或论述一个事件、一项制度的发展脉络，找出其前因后果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确定不了某一简文的年代断限，就得不出准确的结论。甚至一时不慎，还有可能出现东汉简文用于西汉、西汉简文用于东汉的错乱现象。李振宏、孙英民两位同志根据多年来研究汉简的体验，试图解决这一难题，这就是他们编著这本《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以下简称《编年》）的直接原因。本书共考证出有确切年代的各类戍边人员一千四百余名，以及相关的简文数千枚，使很多残简有了确切可信的年代，对汉简的研究利用，带来极大的方便。

有人可能会认为撰写《编年》主要是一种资料排比工作，只要肯下苦功夫就一定会产生成果，殊不知搞任何一项古籍整理工作，都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考辨功力，而且还要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编年》就是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两万余枚居延汉简进行排比整理，认真考证，反复核实，因此其结论是确实可信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譬如对元凤年间甲渠障候护的考证，就很典型。甲渠障候护的纪年简本是一枚残简：“ □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障候护敢言之，府书曰：治渠卒贾 □自言责燧长孙宗等衣物钱……”（E·P·T52:110）这枚简的具体年号残缺，作者作了这样的考证：“二年”、“二月”、“丁酉朔”是三个时间要素，以此在汉代年历中进行检索，在汉简的时间阈限内，只有元凤二年二月和王莽始建国二年二月的朔日是“丁酉”，与该简相符。根据文献记载及汉简资料证明，王莽始建国元年曾大规模更改地名，居延、甲渠都作了变更，居延改为“居成”，甲渠改为“甲沟”，此简中的“甲渠”证明它不可能是王莽时期的简文；而且作者还举出其他简文相互参证，在王莽始建国二年的甲沟障候是由一个名叫“放”的人担任，而不是“护”。经过多重考辨、论证之后，简E·P·T52:110是元凤二年简就确凿无疑了。于是，简中的甲渠障候护和燧长孙宗以及其他与护和孙宗相联系的人名简，都可以确定为元凤年间人。

又如作者对建昭时期王宪、吕宪、孙猛、王彊、成宣、王充等人的考证，也充分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简214·24:“书五封檄三：二封王宪印，二封吕宪印，一封孙猛印，一封王彊印，一封成宣印，一封王充印……”该简中出现了六位重要戍吏。作者又举出一简：“建昭四年十月，甲渠候长吕宪。”（E·P·S4·T2:3）此简说明吕宪是建昭四年人，于是，简214·24中的各位戍吏由于与吕宪同简则都可定为建昭时期人。而其他各位戍吏又都有许多相关简。譬如孙猛，他是甲渠士吏，其士吏简有七枚；而他又不可能一开始就任士吏之职，而必然是从戍卒、燧长、候史、令史等阶梯一步步提升起来，根据这一思路，作者又检索到孙猛的候史简、燧长简六枚。最后，作者考证出与王宪的相关简八枚、与孙猛的相关简十七枚、与成宣的相关简四枚、与吕宪的相关简十枚、与王彊的相关简十三枚、与王充的相关简十一枚，共六十余枚。这些推理根据充分，立论确凿，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由于《编年》以人物为线索，对散乱的残简进行了集中排比研究，也就容易发现汉代屯戍制度的一些新问题。如关于戍边的年限问题，据《汉书·晁错传》记载：“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汉书·食货志》也有成年男子“屯戍一岁”的记载，据此可以断定汉代男子戍边的年限是一年。但《编年》排比的结果标明，有不少内地人戍边远在一年以上。甚至有人在由戍卒提升为戍吏后，可能要终生在边塞服役。这里边就存在有汉政府不遵守“一岁而更”的戍边年限问题，也可能有代戍制（自己服满一年役后，收取代役钱，再替别人服役）的问题，及戍卒在服役期间.“积功劳”而升迁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从内郡戍卒提升为戍吏的事实说明，过去有人认为屯戍制度中的戍吏，都是由边郡人担任的结论，也难以成立了。以上仅是举例说明，通过以人系年，将分散零乱的残简，经过集中排比研究，就使原来不易发现的问题，将会显现出来。细心的读者还会在《编年》中发现更多的新问题。还有，通过对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的研究，把众多的居延戍吏、戍卒的人名集中起来，对中国古代的姓氏文化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编年》的出版，可以说是简牍学研究中的一项开拓性成果，它虽然没有解决居延汉简编年中的全部疑难问题，但它给以人系年研究简牍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范例，为解决简牍编年问题，找到一个新途径。我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深为振宏、英民同志能耐得住寂寞与枯燥，经过辛勤劳动，而完成这项有意义的研究项目所感动。尽管《编年》在出版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小小的曲折，但是，最后还是得到了解决。“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才耐人回味。为迎接《编年》的出版，特撰此小序以表示祝贺。

朱绍侯于雏飞书屋

1997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