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中外朋友和学生问我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意义和方法，我想与其讲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不如现身说法，谈谈自己近20年来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亲身体会和经验，也许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我自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5年大学学习期间，有幸聆听了翦伯赞、邓广铭、周一良、齐思和、邵循正等名师的讲课和教诲，使我对中外历史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史海遨游，东西纵横，古今求索，感到其乐无穷。当时北大文科是5年制，规定到三年级必须选择一个专门方向，我虽然选了中国近代史，但同时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包括日本史依然保持浓厚的兴趣。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待潜心教研，不料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尽管这期间始终没有离开北大和专业，却丧失了正常学习、研究的环境。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比较安定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和气氛。此时，我反复考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主攻方向，从哪里突破呢？我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变化和世界形势息息相关，因此决不能局限于就中国论中国，而应该放宽视野，把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中加以考察研究，而这方面，以往国内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决定选择中外关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即以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影响、交流和比较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然而近代中外关系涉及许多国家，中英、中美、中俄、中法关系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却莫过于中日关系了。

当我们考察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影响，对比两国发展道路的时候，就会发现，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是那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像中国与日本那样，相互交往的历史如此悠久，相互之间的影响如此广泛深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日关系对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以至国家民族的兴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是怎样在各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呢？

世界上恐怕也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像中国与日本那样，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步时的处境是这样相似，结局却又是如此不同。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冲击下，闭关的中国，锁国的日本都被敲开大门，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可以说，在近代历史的开端，中日两国基本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然而，1868年日本就不失时机地、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却遭到了失败。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败结局无情地宣告：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亚洲惟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亡国的危险。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两国维新改革成败和近代化进程速度悬殊的原因又在哪里？

在一千多年古代中日交流史上，日本一直是充当学生、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学习，一批批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入明僧带回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成果，朝野上下竞相模仿中国的制度、习俗。但是，曾几何时，进入了近代仅仅几十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先生变成了学生，徒弟当上了师傅。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喊出了“以日本为师”的口号，迫不及待地向日本取经，亦步亦趋地仿行变法。20世纪初，更有成千上万中国青年东渡留学，如饥似渴地吸收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转变，如何向日本学习的呢？

在古代，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和睦相处的邻邦，留下了许多友好往来的动人佳话。然而到了近代，尤其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却充当了侵略中国的主要角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然而，就在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也有不少日本进步人士维护中日友谊，支持中国革命。中国近代交往的历史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验教训呢？

不能让历史的长河白白流逝，我们应该回顾、思考、研究、分析，从这段充满曲折与迷离、耻辱和抗争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转化为振兴中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同时，历史也是最好的见证和老师，只有阐明近代中日关系的真相，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保证中日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

鉴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这种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既然确定了主攻方向，那么如何入手呢？历史是一门实实在在科学严谨的学问，必须老老实实下苦功夫研究，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在70年代末，我是从钻研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两部重要史籍入手的。

一部是堪称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集大成代表作的《日本国志》。这是黄遵宪所著40卷50万字的巨著，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把它借出来，线装书抱回来一大堆，上面还有不少灰尘，可见以前很少有人借过，更少有人通读全书，10年“文革”期间当然更加无人问津了。我决定先下笨功夫，把《日本国志》全书40卷从头到尾通读，重点处反复钻研，并与其他史料比较、印证、分析，花了近两年时间，终于写出了《黄遵宪 〈日本国志》初探》，发表于1980年第三期的《近代史研究》上。对《日本国志》一书的写作背景、过程、版本，该书的写作特色、内容，以及意义、评价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部书的研读也为我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另一部书则是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研究贵在创新，而要提出新观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广泛收集史料，尤其是要发掘前人没有利用过的新资料。我从黄遵宪写《日本国志》，鼓吹仿效日本变法维新联想到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曾讲到他写了《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皇帝。可是，过去大陆学者基本上没有人看到和研究过。我从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的著作中看到他引用美国学者赖特女士40年代从上海康氏后人那里拍到的《日本变政考》稿本微缩胶卷。受此启发，想到在中国大陆是否还保存有《日本变政考》的进呈本或稿本呢？我于是大海捞针似的先后寻访了北京、上海、广东的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均无收获。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机会，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内部图书馆发现了此书，经过认真的考证，果然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的进呈正本，共12卷（后又发现附录《日本变政考》1卷），一直珍藏于皇帝的藏书室昭仁殿。我如获至宝，通过对全书研读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戊戌维新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部蓝图，也是康有为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最重要、最集中反映他的变法思想的一部著作。经过深入的研究，我写出了《康有为的一部未刊的重要著作——〈日本变政考〉 评价》，在1980年第三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通过对《日本变政考》的研究，不仅对近代中日关系史，而且对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如我认为康有为在维新期间最重要的变法宣传手法并不是通常说的“托古改制”而是“仿洋改制”。他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议会观，并非要求立刻开国会，而是缓开国会，先“以君权雷厉风行”。

进行历史研究很重要的一步是确定研究的视角，那么可以从哪些角度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呢？我本人主要是从以下四个视角，或者说是沿着四条线索或四个方面系列去开展研究的。

第一个角度是关于近代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

考察中日两国之间互相认识的过程，分析中国人的日本观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迁，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和课题。这个认识过程是与中日两国之间关系以及两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以至思想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同时，它又反过来给予两国历史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首先需要收集、整理、分析大量史料，因此我在中国和日本的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文库和旧书店，广泛查阅和收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游记，日本研究著作和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仅日本游记就找到了200多种，曾为《走向世界丛书》标点解说了包括近代最早的日本游记罗森《日本日记》在内的《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并撰写了《近代日本游记研究札记》（《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一辑）、《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录》（《中国文化》第四辑）、《罗森及其 〈日本日记〉 研究》［《地域史研究》（日文）第五期］等一系列论文。在对大量史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日本学》第三辑），对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古代到近代，以及近代几个时期的发展变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剖析。描述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从轻视到重视，从走马看花到深入调查研究，从全盘仿效到初步批判，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轨迹。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及其中国观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是江户时代末年（幕末）和明治时代初年。我具体考察了1862年近代日本第一艘官方访华贸易船“千岁丸”访问上海的经过，特别是通过深入研究“千岁丸”上的日本藩士们如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日比野辉宽等人所写的各种访华笔记、日记、笔谈等史料，分析他们通过上海之行，中国观发生的变化，撰写了《幕末日本人怎样看中国——1862年“千岁丸”上海之行研究》（《日本学》第一辑）。另外我又查阅了大量明治时代日本人访华旅行记，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中国游记，如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的《观光游记》等加以分析，写作了《日本人眼里的晚清社会——以1884年冈千仞访华为中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等文。冈千仞对中国晚清社会的锐利观察和深刻批判，至今读来仍颇有启示。

第二个角度是近代中日两国历史的互相影响。

我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不打算采取一般的大事记或编年史式的对中日交流的各个事件逐一叙述，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一些中日学者做过，如王芸生先生的8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因此没有必要重复。我更着眼于近代两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互相关系和影响，这对理解近代中日关系和两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有着重大意义，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以往比较薄弱。例如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被幕末日本人士称为“天赐前 ”的鸦片战争，究竟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具体考察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是如何通过中国赴日商人提供的“阿片风说书”和带去的中国书籍等途径传到日本的。日本的各阶层人士对鸦片战争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认识。当时日本学者和民间作家在《海外新语》、《鸦片始末》等作品中是怎样描述鸦片战争的。而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思想家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等书又是如何传入日本，并得到广泛翻印，产生巨大影响的。而且还进一步考察了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幕末日本有识之士是怎样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促进其维新思想的形成的。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考察研究，我写出了《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海国图志〉 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等论文。

又如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问题。以前一般都以为太平天国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论述。我决定对这个新课题进行开拓与探索。通过对大量中日史料的挖掘分析，发现太平天国的消息传到日本有着比鸦片战争更多的途径。除了中国商人的风说书和所带书籍外，还有来自朝鲜、琉球和西方船舰的各种情报和日本漂流民、“千岁丸”藩士的见闻录以及罗森等中国赴日文人的介绍。而日本社会各阶层，从幕府到武士、庶民对太平天国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最有趣的是日本民间作家们竟然以太平天国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种军谈小说。我通过对《云南新话》、《外邦太平记》等七种幕末日本军谈小说的介绍、分析、发现这些小说通过夸张和虚构的各种生动有趣的人物和情节，或多或少地对太平天国寄予同情与希望。而日本的幕府官员和各级武士们，却出于正统观念，害怕人民革命和反对基督教等种种原因，基本上都对太平天国采取敌视和批判的态度。然后，我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究竟如何推动了日本幕末的维新运动并为日本维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如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也引起了中日两国中日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的戊戌维新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中国人究竟对日本明治维新怎么认识，则需要深入具体地剖析中国近代各个时期、各类政治派别、各种历史人物的明治维新观以及它的发展变化过程。我通过大量史料的研究对此作了较系统的整理、分析，写了《清末中国人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明治维新的再探讨》论文集）。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分析中国的维新派为什么主张以日本为师，这里究竟有什么深刻的背景和原因。1898年中国的百日维新基本上是仿效明治维新亦步亦趋的，可是为什么中国变法却会如此迅速失败呢？对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的各种因素需要作深入的比较剖析。另外，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过去常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动因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因此对伊藤博文1898年的中国之行及日本政府与日本报刊舆论对戊戌维新的态度和反应也要作深入的考察分析。此外，还有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如何亡命日本以及日本政府对康、梁的态度，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戊戌维新与日本这个视角出发，我也撰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如《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成败原因之比较》（《戊戌维新研究论文集》）、《十九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奈良史学》第5号）等。

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过去国内学者的论著也很少涉及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当时日本出版的各种报刊、书籍，考察了日本官方和民间对辛亥革命的各种反应和态度，感觉到当时世界各国中，受中国辛亥革命冲击影响最大，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了。我撰写了《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中州学刊》1985年第三期）等论文，着重考察了日本统治集团为什么对辛亥革命持有恐惧、敌视、干涉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主要侵略对象通过革命成为强大的独立国家，也不愿意看到近邻经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同时我也论述了日本广大进步人士和有识之士是如何同情声援辛亥革命、支持中国实行共和制、反对其政府干涉中国的，并特别指出辛亥革命对日本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启发与鼓舞了日本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直接推动了日本大正初年的护宪运动和大正政变。

围绕这个角度，在以上课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作出版了《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曾获全国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一等奖）、《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国人的日本观》（日文，日本东方书店，1991年）、《东亚风云》（台湾宏观文化公司，1995年）等著作。

第三个角度是近代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00年来连绵不断，而且交流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体育，以及风俗习惯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深远，可以说对于两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的发展，以至民族感情，国家关系、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无不产生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提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人们往往立刻会想到古代时期，日本遣唐使西来、中国鉴真和尚东渡等脍炙人口的动人事迹。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已作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到了近代时期，由于中日关系的复杂化，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学家们更多注意的是近代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斗争，而对这个时期具有新特点、新内容的文化思想交流，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随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文化交流的频繁，加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了。可以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弘扬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流，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对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一方面进行总体的宏观研究，撰写了《试论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内容、特点、分期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着重通过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比较，阐述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即交流的广泛性、群众性；交流趋向的逆转；充当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体现两国国家关系恶化年代人民的友谊等。另一方面，则对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分时期、分领域进行具体、微观、实证的研究。近代不同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中心内容，我曾分别研究了19世纪中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专门撰写了《十九世纪中叶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关系150年论文集》）、《“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学》第二辑）等论文。同时又分别对近代中日之间的人物交流、思想交流、书籍交流、文学交流、教育交流、译书交流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实证研究。如人物交流方面，研究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罗森，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黄遵宪，以及何如璋、黎庶昌、王韬、傅云龙、杨守敬、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秋瑾、邹容、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孙中山、李大钊、彭湃、鲁迅、郭沫若等人在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事迹。思想交流方面则有魏源与佐久间象山，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李鸿章与森有礼，孙中山与宫崎滔天，李大钊与吉野作造等中日人士之间思想交流的研究。书籍交流方面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和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文人在日本寻访中国古籍逸书等方面的研究。在文学交流方面有《幕末日本小说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描写》（《日本学研究》第三期）、《晚清中日文人的诗词唱和》（《日本学》第四辑），以及中日文人墨客的互访笔谈，诗词俳句的唱和交流，俞樾的《东瀛诗选》与《东瀛诗纪》等的研究。在教育交流方面，重点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来华教习的研究。在译书交流方面则研究了中国人对日译西书、日本政治小说、日本学校教科书、日本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及日本人对中国世界地理著作、汉译西书、佛学经典的翻译等等，以上的研究，我除了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外，还在此研究基础上撰写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历史卷》（与日本大庭修教授共同主编，中文本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文本大修馆，1996年）等著作，并参与主编了《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的历史部分（全书副主编，历史部分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第四个角度是近代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进行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可以开拓视野，启发思考，加深认识，探索规律。近代中日历史发展有着许多共同性，又有更多差异性，可以作各种纵向、横向，宏观、微观的比较研究。例如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晚期，而且同样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的冲击。在对外关系方面，两国政府又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对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可以从其过程、内容、目的、原因、物质基础、思想基础、效果等各个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而作为中日两国近代史起点的两国的开国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日本正是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影响下被西方势力强迫开国的。然而中日两国开国后的发展道路却大不一样，也可以从两国开国过程的异同比较中加以探讨。如开国时间的先后和方式的差异，两国封建统治者对待西方冲击的反应、态度的差别，国际国内的条件的不同等。而且进一步从两国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思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比较中，还可以找到更加深层的原因。

关于近代中日统治者对待西方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态度，也可以从各种角度加以比较研究。我以1876年中国清政府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驻华公使森有礼的一场激烈而有趣的辩论记录作为典型例证，对中日近代政治家不同的东西文化观和改革观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比较和剖析，撰写了《近代中日统治者东西文化观的差异对现代化的影响》（《东方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近代中日统治者改革观念的差异》（《北京日报》1993年3月21日）等论文。

至于中国戊戌维新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是中日两国史学界都很关心的问题。我在《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成败原因之比较》（《戊戌维新运动研究论文集》）一文中，对中日两国维新运动的成败原因也作了剥笋式层层剖析的比较研究，以维新派是否掌握政权为中心，深入比较分析了两国维新势力能否夺取政权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两国新旧势力的力量对比，两国维新派领导人物能力、气质、策略的差异以及两国维新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并进一步从两国国情的不同，尤其是从两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比较中探讨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说明明治维新与戊戌维新的成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内部、外部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

199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失败100周年，又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写了《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中日战争比较研究》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四期），用纵向比较的方法，对这两次相隔半个世纪而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发展、兴衰荣辱，以至亚洲与世界国际关系的变化，都产生了十分巨大和深远影响的中日战争，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日本发动两次侵华战争的目的、方针、方式、手段等的比较，分析其侵略性、冒险性、掠夺性、野蛮性等共同特点。还通过对影响战争胜负的战争领导、民众动员、战略战术、国际环境等因素的比较，说明为什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而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我想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对现实和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启示。此外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启迪现实与未来，我还写了《甲午战争百年祭》（《光明日报》1994年7月26日第一版）等文章。

回顾自己近20年来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以下四点体会。

第一，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首先要吃透中日双方的历史，还要注意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日关系史是介于中国史与日本史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中日关系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要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必须打好基础，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当然其中可以有个侧重点，以中国史或者日本史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或研究出发点。但切忌只知一方，不知对方，或只利用一方资料，不努力发掘中日双方史料加以对比、印证。同时，中日关系史也是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中日双边关系与当时整个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尤其是列强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密切相关，因此也要放眼世界，通观全局，避免孤立片面地研究中日关系。

第二，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作实证研究。研究历史应该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力图去探索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发现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但是，历史研究也切忌说空话，放空炮，泛泛而谈，而需要深入下去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钻研，作具体的实证研究。我一般都是在一系列扎实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总结性的宏观研究。如对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我从《日本国志》、《日本变政考》两书入手，并查阅了大量中国人的日本游记和日本研究著作，对其中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游记、著作，逐一进行实证研究。从该书的写作年代、版本、作者生平到内容分析、写作特点、史料价值和意义影响，认真进行考证、剖析。有的细节花了很大功夫才搞清楚，如《日本游记》一书，出自《小方壶舆地丛钞》，可是作者不明，丛书中仅标为“阙名”。通过各种中日文献考证，特别是在日本学者伊藤三郎启发下，与《大河内文书》（即源桂阁与中国人笔谈记录）对照，才确认其作者原来是1880年赴日观光，曾任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同知的李筱圃。另外如对近代第一部《日本日记》的作者罗森，我也是作了大量实证研究，包括亲自到罗森曾去过的日本横滨、北海道函馆和香港等地调查考察，才写成论文的。在一系列具体微观研究基础上，我才加以概括归纳分析，写出宏观性的《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一文。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我也是作了大量各时期、各领域的微观实证研究后，才总结其特点与规律，写出宏观性的《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一文。当然，通过宏观研究的总结提高，又可以进一步指导更深入的微观研究。

第三，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尽量掌握和发掘第一手原始资料。收集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从史料与史实出发得出观点和结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所以必须下功夫收集分析史料，尤其是要利用和发掘第一手原始资料。回顾20年来我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大多是从原始史料入手和出发的，为此我查阅了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图书馆、档案馆。除了我常去的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明清档案馆外，还有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近代史所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以及上海、广州、武汉、大连、香港等地的图书馆。在日本，我利用最多的是东洋文库、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东京都立图书馆和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等学校图书馆，还有东京公文书馆、防卫厅史料馆、横滨开港纪念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函馆市立图书馆等。找寻中日关系史史料，有时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很可能找了很久一无所获，也可能突然柳暗花明，得到意外收获。如我前面所述如何在故宫博物院发现《日本变政考》。就是在自己身边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也竟然意外地发现了日本江户时代描写中国鸦片战争的小说《海外新话》和《海外新话拾遗》这样的珍本，这种书就是在日本也是非常罕见的了。收集原始资料还需要具有顽强的毅力和付出艰苦的劳动，如我为了收集晚清中日文人笔谈史料，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别阅览室先后看了两个多月的中日文人笔谈记录原稿96卷的《大河内文书》，其中一部分是手稿，需要一一辨认草书、作者，还有一部分是手稿的微缩胶卷，每天要坐在阅读机前看屏幕上的小字，以至把眼睛都看花了。但我体会到只有刻苦研读原始资料，并加以鉴别、考证、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历史事实的真相和史料的原意，写论文著作提出自己的观点结论时，心里才能更踏实。

第四，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要勇于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课题，努力融会贯通中日两国以及东西方的历史与文化。历史研究贵在开拓创新，在确定课题前首先应作研究史的调查，了解前人研究过什么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以及研究的可行性。尽量不要重复前人已作过充分研究的课题，更不要不作调查就盲目定题，作无效劳动。应该勇于开拓探索前人研究比较薄弱甚至空白的课题。20年来我自己也在不断调整研究视角，发掘新的课题。如开始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时，发现前人在外交史、军事史方面研究较多，我就有意识多从近代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和互相影响角度入手。在政治关系史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后，又偏重于文化交流史，以后又进一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而且在中日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我又扩大到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中、日、泰三国近代化进程比较等研究领域，通过到泰国的实地考察访问，撰写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中、日、泰三国改革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等论文（《北大史学》第三期）。在中日互相影响研究中，我也是首先选择了属于以往中国学术界研究的薄弱领域即太平天国对日本影响的研究，经过努力，取得开拓性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中日关系史和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而且通过这次研究又发掘和派生出一些新的很有意义的课题，如关于近代中国第一部日本游记《日本日记》及其作者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近代最早访问日本的中国文人罗森的研究，就是在考察太平天国的消息如何传到日本去过程中涉及的，后来形成为一项专题研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还应力求把中日两国古代、近代、现代以及东西方历史、文化融会贯通，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透视、剖析和研究。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和境界了，我自己也正在努力探索中。总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园地，有待于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中外学者和青年学子们进一步耕耘和开发。

最后还应该提到的是，为了推动与促进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必须加强与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我本人深深体会到近20年来自己能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中日恢复邦交和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之间日益发展的文化学术交流，使我能有多次机会赴日本访问、研究。回顾历次赴日访问研究期间，无论是收集资料或者交流切磋学术问题，或者是出席讲演会、研讨会、座谈会，以及参观图书馆、博物馆，考察历史遗迹、名人故居，访问有关机构、人士及历史人物的亲属、后裔，都曾经得到许多日本学者、各界人士、友好团体、大学和学术交流机构的热情帮助和真诚合作。借此机会，我想向所有曾经帮助支持过我的日本朋友和学校、机关、团体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今后中日两国学者能够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和友谊，推动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以此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这部书从笔者关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近百篇论文中精选了20篇论文，略加修改，按前述四个研究视角的系列编排付印，作为我近20年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和缩影。并为此特地写了这篇自序，介绍自己研究的体会和心得，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本书能够出版，还要感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王晓秋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