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专制主义》是魏特夫的一本著作。作者卡尔·魏特夫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加入美国籍。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论文和书籍。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他的一本重要代表作。魏特夫写这本书，带有明显的反动政治目的。他早年曾加入德国共产党，还当过德共中委。30年代中期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后，即站在反动的立场，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公开声称要“为自由世界而斗争”，要填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与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时因理论上的贫乏而造成的“真空”。他的这本《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他“献给资本主义世界的贡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魏特夫在这本书里编造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他运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特别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来阐发自己的观念。他把东方和西方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是多中心的，而东方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这是他的核心看法。他原先打算把书名叫作“东方社会”，后来决定改为“东方专制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显然在他看来，东方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是同义语，而后者更能反映本质。也就是说，他把东方专制主义看成是除西方以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类型。有意思的是，他心目中的东方和西方，不完全是或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他所指的东方，包括了除西欧，北美和亚洲日本以外的广大地区。这显然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中国通”，魏特夫更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重要的攻击对象。可见，在魏特夫那里，东方和西方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魏特夫提出了“治水社会”的理论。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在东方，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用魏特夫的话来说，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至少遍及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而控制这个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行使最高统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说得明白些，魏特夫的意思无非是，东方社会由于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兴修水利的需要，必然要产生专制主义，而这种专制主义在西方是很幸运地不会存在的。这就是他作为这本书的副标题的“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但是，魏特夫的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或者说，他还有更深的用意，魏特夫提出“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并不是为了研究东方国家的古代历史，而是以此来解释东方社会不变的所谓落后性，攻击现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在东方国家里是万世永存的，那些脱胎于“治水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复辟“东方专制主义”。虽然西方也存在过专制主义，但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据说“‘东方的’专制主义表现了极权力量最残酷的形式”。

应该说，虽然魏特夫的这本书洋洋大观，篇幅不小，而且旁征博引，充斥各种资料，但由于他抱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并全力在书中贯彻这一意图，因而牵强附会，削足就履的地方相当明显。一般来说，只要不怀偏见，持比较客观的态度，是不难发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在当时就对魏特夫的这本书有不同看法。譬如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两年，即1959年评论说：“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是一本后人只能与‘冷战’时期具体情况相联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读物，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李约瑟结合中国历史的情况来说明魏特夫的“偏见”，指出：“人们发现魏特夫教授已完全失实了，他已进入了一个绝不允许任何事实来修改他的按公式推理的论述的境地。”6260047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以上这点并不能说明这本书没有什么影响，或者以为只要简单地指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意图就足以消除它的影响。应该承认，这本书还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除了当时的符合冷战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的因素外，这本书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使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首先，这本书虽然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它毕竟是以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的。不仅如此，而且它也确实讨论了许多学术问题。譬如，东方社会的性质，东西方的专制主义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们不能因为魏特夫借这些问题阐发他的反动政治观点，就把这些问题本身也不加分析地都看成是政治问题，根据不让讨论，或只用简单的政治批判加以解决。应该说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正因为如此，对魏特夫的这本书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政治上的批判。这点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些的。更为困难的是理论上学术上的批评，而缺乏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很难消除它的影响，包括政治上的影响。还应指出一点，这本书涉及的学术问题中有很多是争论已久，迄无定论的。譬如，东方社会的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就是如此.这就更增加了学术批评的难度。其次，魏特夫不仅以一个学者专家，一个“中国通”的面目出现，而且还以深谙马克思主义自居。他在这本书里不仅引经据典，而且还在“创造性”发挥的假象下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

根据以上的情况，同时考虑到过去简单大批判的不良后果，我们必须明确，对包括像魏特夫这本书这样有明显反动政治意图在内的学术著作，都应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它们的批判和批评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事实上，只有这样的批判和批评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也才能真正消除批判对象的不良影响或反动影响。同时，这样的实事求是的批判和批评，对推动所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尤其是长期争论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会有帮助。即使像魏特夫，也还是应承认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问题是花了功夫的。即使是《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有明显反动政治意图的书，它的整体倾向和基本结论都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也不排斥在个别的地方有合理的成分或值得引起注意之点。假如魏特夫单纯就是一个政客，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精力去批判和批评他的书了。再退一步说，即使是不正确的东西，也可能从反面或另一侧面给我们以启示。总之，对任何涉及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批评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都需要花力气认真对待。

我们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于1989年。对于这样明显有反动政治意图的书，如果任其流行，不加批判，那显然是不对的。但正如前述，要批判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简单从事。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从时间上说，我们从1990年起就开始组织文章，并陆续在一些书刊上发表。其间于1990和1994年分别于北京和上海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会。本书作者大多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从内容上说，对魏特夫这本书的批判，除揭露其反动的政治意图外，主要集中于从理论上和学术上进行；并且力图做到摆事实，讲道理，使之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自然，我们的主观意图是如此，也尽了我们的努力，但是否完全达到目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还有待读者们的鉴定。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几年完成的工作的结果。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总论，从总体上说明《东方专制主义》是怎样的一本书，应该怎样看待它；并从东西方历史来说明并不存在魏特夫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还对魏特夫提出的主要理论所谓的“治水社会”做了总体上的批判。第二编集中批判魏特夫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重点是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第三编结合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批判魏特夫这本书的种种歪曲。第四编则根据古代希腊、印度、埃及的历史揭露魏特夫这本书对史实的扭曲。最后还有一篇附录，对“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概念作了历史考察。自然，本书的内容并不能包括《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所有问题，但它的主要问题大都已涉及。这样足可以帮助读者对魏特夫的这本书在理论上和史实上的基本错误以及反动的政治意图有个比较清晰和完整的了解。

本书由李祖德和陈啟能共同编辑。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书中的纰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此外，由于我们强调各章进行专题性研究，加上写作时间拖得较长，参加的作者又多，因而在全书章的安排和体例的规范方面不尽完善，特别是各章节之间难免有交叉重复之处，这些都要请读者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