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尤其30年代以来，考证研究颇盛，不乏名家论著，几乎成为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迄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皆据史书、地志有关记载，南京黄册贮藏库的专志《后湖志》，以及明清人士对黄册制度的评议等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固丰，足资系统论述，而难于实证。原来黄册内容，主要是按户分列人丁（人口）与事产（田土、房屋以至动产），以及两者在每十年大造期间的增减变动。其特点在于项目具体，而每项必有数据，可形成历史变量。学者既未见黄册原本，所论亦多是黄册制度本身及其兴衰变化，鲜能利用黄册资料特点以验证史书记载，及作计量分析，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本书作者栾成显同志治明清史有年，1983年起，从事于整理卷帙繁浩的徽州档案文书工作，于中先后发现一批明代黄册抄底散页、成册的黄册底籍抄件，以及有关黄册的田土与税粮归户册、实征册、编审册等，都八十余万字。据此，他首先对学界过去所传的、被目为福建德化县黄册残篇的几张照片作了缜密的考证，确定其原物并非黄册，而是永春县造报的保甲文册和德化县报查的钱粮文册。继之，他就黄册制度和有关问题作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此间，亦有其他学者勤力钩沉，发现另一些黄册残篇及有关文书，也都大多出自徽州藏档。至此，已发现的黄册档案和有关文书约有十余种，一百余万字。栾成显同志这本《明代黄册研究》就是以这些档案文书为根柢，结合文献资料，并吸收和借鉴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十余年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书的。

黄册底籍和有关文书的发现是史学界一件大事，它引导明代黄册研究出现一场革新。虽然目前已发现的黄册档案和有关文书极其有限，并多残缺，但它们是第一手资料，有比较清楚的产生条件，是高度可信的和可鉴定的（包括对其不实之处的鉴定），因而可用以验证和补充文献记载，用实证方法解决过去黄册制度和制度史研究中的一些存疑和有争议的问题。而更有意义的是，利用这些资料和它的系列数据，对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或对传统的论点进行检验和修正。这就使黄册的研究突破制度和制度史的范围，扩大视野，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本书作者正是黄册研究这场革新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不少创新性的篇章，成为本书一大特色，也是一大贡献。

黄册原是以人户为中心的赋役册，目的在将人丁编入里甲，轮流服役，因而对人丁登录规定颇严，如成丁、不成丁、妇女大、妇女小以至出生、死亡年份等。但官方主事者为保证顺利派役，力求里甲人户稳定，最好不变。以至今所见黄册底籍反而是人丁部分最多舛谬。如成丁与妇口（配偶）全然不成比例；早已析产分为几户以至几十户，仍按一户入册；人财俱亡的绝户仍然附册，等等。故黄册对于人口、尤其是人口行为的研究无甚裨益，不如族谱。但黄册的一些有关文书，如本书所用汪氏实征册、朱学源户归户册，则对一族内的分户和财产记载綦详，胜于族谱。本书据以研究当时徽州的家族构成、宗法关系的遗存、析产分户的诸种形态等，皆有所发明。

已发现黄册中事产部分的田土记录，十分详尽，最为珍贵。它于田、地、山、塘皆严格分录其地段、田亩及（或）税粮数，并十年间之增减和实在数据。尤其是田土买卖，于一户之下按时序逐笔胪列，包括数量、地段和对方姓氏，推收明白，胜于通常所用散漫的契约文书（惜缺田价）。本书作者根据这些资料，着重研究了万历九年田土清丈的效果、一户田土的地段分布、一个图土地占有的阶级分配、土地买卖的比重和频率、地主制经济的产权形态，并写出“明清农村经济结构”专章，探讨了封建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都是黄册研究的创新，也是本书的最重要贡献。

已发现的黄册档文都很零散，顶多是一个图（里）的全册，因而只适于作微观分析或个案研究，然而结合文献材料，可考察这种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和普遍意义。

我国史学原有重视微观分析的传统，并发展出精湛入微的考据之学。盖史学原以政治史为主，事件构成历史，穷究各个事件的原委，通而作史论；西方史学，原亦如此。30年代，西方开展史学革命，批判所谓历史主义的传统，讲求用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历史，宏观史学以兴。尤其经济史，目的在于考察一代社会经济的运行及其机制，探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规律，更重视宏观。然而，正如在经济学上，30年代兴起的宏观经济学是以李嘉图以来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在经济史学上，宏观研究也必须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尤其是古代经济史，甚少诸如国情普查之举，更要依靠微观分析来积累材料、提供思路和实证论点。揆诸今日西方经济史学，若社会学派、计量学派、新制度学派，都是以宏观研究为鹄的，然而，微观分析并未少废：地区史、专业史划分更细；企业史、经营史等个案研究转成热门。目前这些新的经济史学派均已被介绍于我国，青年习之甚稔。这是个好现象，但是，似乎有一种在宏观大纛下轻视微观史学的倾向，我为之杞忧。

微观分析不仅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历史事物的一些发现，亦常出自微观。这种发现有若文物出土，砉然而得；然必须结合宏观，反复研究，始明其奥。例如本书中的朱学源户，即可视为一种发现。在黄册上，朱学源是一个拥有水田五百余亩的匠籍大户，而考其实，则早已分成四五十个独立家庭，各有田十余亩，最多一户八十余亩。又考察，这种现象不尽在依法不准分居的军籍、匠籍户，亦存在于民籍户。因而，据官方报告而来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地权分配的概念，应有所修正。又考察当时社会，析产分户固属常态，但亦有析产而不立户、分爨而共居、分居而同堂出入等多种情况。作者结语认为，从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说，朱学源户这样的庶民地主具有普遍意义。

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我认为是极好的，应当提倡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