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想写一本关于美国现代小说风格的书，是在《美国文学简史》出版之后。《美国文学简史》由我和朱虹、施咸荣、李文俊、郑士生诸位先生合作撰写，起念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几个人齐心协力，根据当时有限的图书资料，好歹写出了上册，于1978年出版。写下册时发现上册有些观点没有完全摆脱“文革”中左的观点的影响，又来不及重写，便略加修补，于1986年上下册一并出版。这部50万字的史作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美国文学情况，重点是评介作家作品。在当时出这样一本书是及时的，因为其中提到的许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在这之前国内没有介绍过，或者有过一些介绍，但没有这本书写得那么系统。这本书在当时填补了许多空白，可以帮助读者弄清楚美国文学历史的一般情况。

朱光潜先生的话

继《美国文学简史》之后，又有一些类似的有关美国文学的史作问世，有的是我国学者自己写的，有的是翻译过来的，或者介绍一个断代，或者单就某种体裁串连成史。这些著作补充了《美国文学简史》的不足，在某些方面更加详细些，或者思路有所不同。所有这些著作，我以为都停留在介绍的阶段，再写一部这类的美国文学的书不是不可以，但显得是同一水平的重复，不会比我国现有的美国文学研究水平高出多少。

这里，我想起朱光潜先生的话。记得我们准备动笔写美国文学史时去拜访过朱先生，请教他关于为何写文学史的问题。朱先生一听说我们的来意，马上表示反对，说“作家还没有研究好，写什么文学史？应该先研究作家再写史。”我理解，他意思是说，作家是文学史的基础，把作家、至少是大作家研究透了之后写的文学史才有学术价值。这话当然是对的。不过，当时的形势是“文革”刚刚结束，美国的小说、诗歌、戏剧正陆续翻译过来而且呈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出一部简略的美国文学史，粗浅地疏理一下美国两百年来文学发展的脉络，对它的总体面貌来一个扫描，对于读者还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心里明白，这并不是朱光潜先生心目中的学术性著作，它只是一本入门的书，属于初级阶段。

现在是应该考虑朱先生意见的时候了。这几年来，不仅重要的美国文学作品差不多都已经介绍过来，而且对它们的研究也开始超越一般介绍的水平。评论的焦点也开始从外部（社会的、思想的、认识意义上的）向内部（文学的、艺术的、技术上的）转移。普及性文学史限于介绍可靠的史实和有关的知识，至于见解，大多是那些不会引起质疑的、公认的定论。学术性的史作不能满足于能覆盖一切的宽广，不能满足于人人都能接受的结论。它要求作者有自己的心得和见解，这些心得和见解虽然未见得有独创性，但毕竟不是人云亦云的定论。

我是想在这方面作点努力的。

“风格”的泥潭

我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小说创作作为研究对象，探索美国现代小说家的不同风格。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一段史称“第二次繁荣”的美国文学，成就超过了19世纪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即“第一次繁荣”。“第二次繁荣”不仅证明了独立的美利坚民族文学的存在，而且以其丰富多姿、多种风格并存的创作造成世界性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美国文学的高峰时期，也是同时期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有许多共同的文学经验可资参照，也有许多教训可以记取。

确定这个时期的小说家为研究课题之后，1989年我便以“美国现代小说风格研究”为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资助，第二年蒙基金会批准。

既然题为“风格研究”，我便着手开展第一步，弄清关于风格究竟有些什么说法。我浏览了西方古代的、现代的、中国古代的和前苏联的有关文体和风格的好些著作，结果发现自己陷进了泥潭。类似“风格即其人”、“风格即品格”、“文以气为主”、“主题就是风格”这样的说法多达20多种。大到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道路，小至作家的脾气和技法，无一不可以同风格挂钩。处处都是“风格”，可是待你去确认“风格”的时候，它又无处可觅。

既然风格是一种边缘模糊得谁也无法界定的概念，我就赶紧自拔，以确定我心目中的风格。说来简单，我理解的风格是创作家表现在题材、主题和艺术形式中的特色，能够显示出创作个性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想，凡是写出自己风格、能够创建自己艺术世界的作家都是成熟的艺术家，他们的特色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名为“美国现代小说风格”的书实际上应该叫“美国现代小说家的创作风格”。

批评的距离

我不大赞成对外国作家采取一味颂扬的态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可是有些外国评论家对他们所评论的作家赞扬备至，似乎连他们缺点也是可爱的。如果我们中国的研究者也跟着赞扬，没有一点批评的距离，我们怎么能前进呢？其实，作家不论大小，都有其限制，时代的、民族的限制，家庭出身、社会环境等小环境的限制，社会偏见和文化修养的限制，艺术传统及至技巧、技法的限制……为什么不能评说呢？对于研究对象能不能保持批评的距离，我认为是我国美国文学研究是否走向成熟的标志。

不过，我说的批评（Criticism）是指实事求是的评论，有什么说什么，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以前我们惯用“对无产阶级的使命缺乏认识”,“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偏见”去批评19世纪的欧美作家，这是套话，千篇一律，说了等于不说。对人人都能用的批评标准，对谁都不适用。任何局限都因人而异，因而批评都应该是具体的，不应该是统一的。

薇拉·凯瑟说得好：“留意一位艺术家的局限之处就是界定出他的才能。”（To note an artist's limitations is but to define his talent.6265578）每一个具体的作家都有所长，也必有所短；所短的地方恰恰衬托出他们的长处。所以，留意他们的长短之处正是界定出他们的特色。这是风格研究的入口处。

那么，我用什么标准来保持批评的距离呢？这也应该是一个因人而异、没有必要去强求统一的问题。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某某作家如何了得，你觉得不过尔尔。由于各人取舍的重点不同，个人的好恶不同，分析的方法、程序和视角的不同，他们的看法、结论也就不同。这种不同是正常的。百家争鸣的基础应该建立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上。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讨论，我们的认识才能更接近真理。可惜的是，在我国的美国文学研究中，不同的观点太少，人人都能同意的定论太多，因而争鸣的局面还没有形成。从我研究一些作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要有点个人的见解，形成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十分艰难的。学术上的突破，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审美特点，有时与美国人相同，有时与美国人不同。例如，我们对于有人物、有情节、有起伏变化的德莱塞能够接受，而在美国排位远远高于德莱塞的菲兹杰拉尔德在中国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又如，我们欣赏海明威笔断意连的艺术风格，但不大赏识现代派那种拼贴式的晦涩写法。审美趣味的不同不可能不影响到评价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显出我们中国人的审美特色。当然，中国人也是各各不同的，谁也无权自称是中国审美观的代表，但正是这些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人云亦云的现状。

最后要交代两点：

第一，有些作家在语言文体上有特色，我在引用译文说明这些特色时附了原文。我们要分析的是原文的风格、原文的特色，不是译文的风格、译文的特色。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之所以有原文又有译文，是为了给不同的读者作参考。笔者不是翻译界中人，没有多少翻译经验，所以，这些译文，不论是引用现成的还是我自己译的，都是给读者参照，没有提供翻译范例的意思。

第二，我收集有关美国文学的资料始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30多年来所作的卡片和笔记虽不少，但有时不尽科学，资料出处抄录不全。这次写书尽力补齐，但仍然有个别引文的出处注释不够完备，深感歉意。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