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

八闽奇才钟一邓，

九洲忍泪读燕山。

一

80年代上半期我在两次编选邓拓同志的杂文时，自然地吟出了上述这副挽联，这次临文时，又想起了它。我觉得这两句话至今适用，以后也会永远地适用的。

邓拓的《燕山夜话》就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重地重新出版了。邓拓同志的夫人丁一岚同志在两年前即已约我为此书写一序言。我既是革命晚辈，更兼不学，当然不敢言序。但作为邓拓文章的一个爱读者和景仰者，读后的感想总是有一些的。这次临笔时，我首先就想起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话，文长，此处只能略加引用如下：

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引者按：指欧洲15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文艺复兴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有的人用舌和笔，有的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的中文本，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我觉得邓拓就是大体上当得起恩格斯称颂的这种人。不过邓拓是更进一步，他是作为更加辉煌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邓拓，不仅是个终身的职业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与散文、杂文家）、美术评论家（中国绘画）、书法家、新闻学家等。对于青年人来说，他又是一个亲切而够格的、循循善诱的好师长。他最终保持了铁骨铮铮、义不受辱的崇高风范，这点尤其令人敬仰和怀念。邓拓的文格高，人格更高，他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杰出的典范人物，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之一。

邓拓的杂文《燕山夜话》，起自1961年3月，讫至1962年9月，共一年半时间，是《北京晚报》上的一个专栏文章，共153篇。邓在1962年10月中旬写的《告别读者》中说：“近来由于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又说：“……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到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这当然纯粹是一种托词，《燕山夜话》太惹眼了，邓拓不得不被迫在此时搁笔。其实，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三人共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北京市委机关刊，邓拓主编）上写的《三家村札记》并未停止。邓在《前线》写的第一篇杂文，始于1961年6月，比《燕山夜话》的开始晚3个月，题作《伟大的空话》，比《燕山夜话》上的文章刺目多了。邓在《前线》上的末文写于1963年7月，已在《燕山夜话》告别读者的10个月之后了。就是说，《夜话》与《札记》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不过《札记》的寿命还要长7个月。

二

我以为如果不清楚地了解邓拓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无法理解他的那些随笔、杂文的。邓拓《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札记》）的写出，是同1960一1961年中央开始采取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事实上即是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大悲剧的种种紧急措施，也即在实际工作中大规模反“左”的方针）分不开的，更是和同时期的文艺调整工作的“文艺八条”的方针政策分不开的。邓当时尚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对于总的“调整”及分门别类的“调整”方针，当然都是知道的。调整经济的总方针，开始是由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作为代表提出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初名“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审读后加“充实”二字的意思，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此即这么固定下来了，也简称“调整”方针，并把60年代开头那几年习称为“调整国民经济”时期。

这时期的多种“调整”方针，这里只能提出名字，计有：

1.农业60条。2.人口及粮食问题9条（全称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3.商业40条。4.手工业35条。5.科研14条。6.高教60条。7.工业70条（1961.9.16）。8.文艺8条（1962.4.30）。

上述各项调整方案，有八种之多（实际这时期还有一些别的调整，并不只有这八个方案）。文艺八条产生最晚，距倒数第二的“工业70条”也晚了7个半月之久，可见其产生之艰难。这也说明，凡一牵涉到意识形态，就是控制最紧的问题，要想宽松一点，比上天还难。

“文艺八条”产生的经过大致如下：

首先是周恩来总理1961年6月19日在北京中央文化部召开的文艺及电影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几年来民主作风不够，束缚人们的思想。他批评套框子、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强调要改变领导作风、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按：文艺调整也是各项调整工作中最后才能提出来的问题）。

其次是1961年8月1日《文艺十条》的产生。这个“十条”，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意见”，由中宣部起草的，名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发各地在内部征求意见，但在实际上各地已开始予以施行。

最后，是1962年4月30日的“文艺八条”。中宣部将上述“文艺十条”又经过9个月后才定稿为“文艺八条”，全称是《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由文化部及全国文联党组通知全国内部施行（有的地方则抗不执行，如上海的“好学生”和张春桥，针锋相对地提出典型的题材决定论的“大写十三年”的指导方针）。这个“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着重针对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出现的种种弊病，对这个口号做了新的含义广泛的解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不但应该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培养和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且也应该有助于增长人民的知识和智慧，扩大人们的眼界，并且使他们得到正当的艺术享受和健康的娱乐，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凡是能满足以上任何一种要求的作品，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简单地看成仅仅是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是片面的。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和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应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15页）

其他的七条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根本重要而又完整的就是上引的第一条。这一条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很难曲解。谁都可以看出，邓拓的《燕山夜话》，就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和诚心诚意地执行“文艺八条”指示，特别是其中根本重要的第一项指示的优秀成果。谁能指出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札记”），有哪一篇不是在坚定地执行这个指示呢！

三

下面让我们分两个方面来简单谈谈邓拓在《燕山夜话》以及同它密不可分的《三家村札记》二书中的文章。

我以为，这些文章在实际上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大量的以传播知识，开拓眼界、启发聪明，讽刺愚骄的广义的杂文，实际上是以知识性、艺术性为主，兼有思想性的散文小品著作，即随笔小品文部分，这一部分在当时是间接反“左”的杂文。第二部分即一般习称作鲁迅式的以思想性、批判性为核心的杂文，也即通称杂文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直接并深刻地反“左”的杂文。如果离开了反“左”，就根本无法理解邓拓的这些文章，也会大大降低邓拓杂文的历史价值。只有能够真正反映时代历史要求的文章，才能成为不朽的文章。

我们先谈谈第一部分文章。

邓拓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有大量的以知识性、艺术性为主的随笔、小品文出现，正是应时代与环境及读者的渴求而产生的，它们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好作品。邓拓以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身份，对于接连几年几乎天天都在摄氏40度以上的政治高温中生活的全国人民来说，写出了那么清新有趣而又思想积极的散文小品，正是一种多少可以缓和一点紧张局势的缓冲物，有什么不好呢？在物质那样匮乏，大量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遍及全国，精神上又是处在那么酷烈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环境中，而且事实上全国人民都已经处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火炉般的酷热中，再加上所谓“国际反修”的高温，全国就成了一个可以熔化一切的大高炉。因此，那几年，全国长时期是处在一种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人际关系与日常社会生活上都是四面出击、全线紧张的炽热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邓拓的这些文章，无论如何多多少少总算是当机器转到快要炸裂时加上的一点滑润剂，是在年年、月月、天天的酷暑中吹来的一丝丝清风，或者说是在沙漠中偶然遇见的一片片小小的绿洲。它在客观上所能起的正是这么一点近乎清凉的作用。邓拓的“错误”就在这里，而全国的大悲剧也在这里：它决不能容忍任何不再火上加油的理智行为的存在。因此，邓拓的那些以广博的知识性为其主要特征的随笔小品文章，就无论从主观或客观上看，都是一批煞费苦心并在实际上起了这么一点缓和紧张局势作用的好文章。这样，《燕山夜话》所做的工作，对党除了有利之外，难道还会有任何不好之处吗？这就是说，邓拓的这类文章，不过是用缓和的方式做了一点“众人皆醉而我独清，众人皆睡而我独醒”，也即在客观上多少能够抵销一点极“左”危害作用的文章罢了。而且这点作用也只限于思想上的，至于在行动上，它们是不能起任何消解作用的。要说邓拓的“罪过”，就在这里：他以独特的方式来反对了一下极“左”。邓拓的绝大部分随笔、小品文，大体上均是属于在独特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来间接和直接反对极“左”的文章。离开这点，就完全无法理解邓拓的杂文。

四

邓拓短文中有一部分确是传统意义上的，即以鲁迅杂文为主要代表或典范的那种杂文。也就是说，是以思想性、批判性、战斗性、讽喻性、劝戒性等等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性的短论文，也就是鲁迅说的尽一点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责任的短文。这类文章在邓拓的全部短文中占的比例并不算很大，但却都是最精彩、最深刻、也最有历史意义、值得永存的好文章。这些文章，我以为可以称得上是解放后特一流的好杂文。因为这部分文章特别重要，值得在这里将其中的一些主要文章简单举例评介一下：

《废弃庸人政治》——（此文发表于1957年4月的《人民日报》，不在《燕山夜话》内）这大概是邓拓的第一篇杂文（这是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知道内情的同志向我提供的）。这个标题就是十分尖锐而大胆的，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极少再看到这么尖锐而大胆的题目了。这篇文章的观察和议论都是极深刻的，不是富有革命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在邓拓看来，种种贪大喜功，一味追求表面好看（实际上多半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什么“面子”也没有了，简直下不了台），以及“乱开药方”、“自我陶醉”等等所谓的政治，不管你叫得多么响亮，在邓拓看来，都不过是一种“庸人政治”而已。这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式的评论了：他把一切毫无根据专说大话、吹大牛的超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竟看作是一种“庸人”的行为，一下子就把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天上请到了地下，而且是在地下很不神圣的地方。这确是一种非凡的大胆的深刻见解：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这是同他的学养深厚而又眼光如炬的史学家与政论家的身份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此种笔墨，能有几个人写得出来？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此文针对性之明显，世人皆知。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民兵师”，直到“全民写诗”，不知道有多少个“大办”，把一个人分成十个人也不够用。到秋收时，农村的劳动力都用到别的“大办”上去了，有些地方，对生死攸关的秋收，却连个“小办”也办不到！邓拓援引了历史上历代有眼光的政治家主张爱护民力的学说和政见，说明他们都是主张爱惜民力的。一加比较，他对于现实的滥耗民力的批评，就显得格外有力。

《一个鸡蛋的家当》——此文特具幽默味和嘲讽力，举重若轻，在邓拓杂文中，依我的愚见，恐怕要算是压卷之作了，也是后来不大有人赶得上的作品。文章引用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盲人，拾得一个鸡蛋，胡想联篇，先是借别人的鸡孵出小鸡，然后辗转生利，又放高利贷，大发其财，遂成巨富，于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叭嗒”一声，鸡蛋落地，完事大吉。邓拓讲完故事后，只轻描淡写地点了两句：“历来只有真正老老实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这是何等的笔力，真是一字千钧！

《说大话的故事》——性质与上文大略相同，即讽刺空想吹牛。文章在讲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之后，引用了管仲的一句话说：“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这些话在当时确是一剂很苦很苦的药，但却是一剂真正能治疗浮夸病的良药。

《伟大的空话》——全文似乎是专门批评一个写诗的人，只会用一些“伟大的空话”来写成了一首所谓的“诗”。人们读了此文后的主要感受，自然会举一反三，对一切“伟大的空话”都会加以批评与怀疑的。

《智谋是可靠的吗？》、《放下即实地》、《专治健忘症》——这三篇文章都与实际紧密相关，写时不一定有什么计划，但它们在客观上却是从几个侧面论述同一个问题，它们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内在联系。《智谋》一文先对这两个字做了科学的解释，邓拓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如果一个人对于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连一些基础的知识也很缺乏，那么，他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智慧了。”所以，这里的“智”绝不是什么天生的无上聪明（封建时代歌颂帝王为“天纵之圣”，就是这个意思），而首先是对一切客观实际情况的周密理解，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等，决不是指主观的天赋。邓拓的“谋”则是指决策，所以，邓拓提出的正确命题或结论，叫作“智是谋之本”。他为此发挥了一个极其深刻而正确的理论规定，他说：“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可以说这几句话，或这一规定，乃是千古不移的确论。在超主观主义风行全中国的时候，邓拓敢于登高一呼，发出如此明言谠论，这要多大的见识和勇气，多大的对党、对民族、对人民的忠诚才能办得到！

《放下即实地》一文十分有趣，故事说一盲人过一桥，不慎跌落，但双手仍紧抓桥边，并未落下，大呼救命不止。路人告以桥很矮，下面也无水，轻轻放下即可平安落地。但这盲人却不愿轻轻放下，胡挣乱扎，终至坠落受伤。邓在文末云：“我们在工作中，只要了解实际情况，即便偶然失坠，也不会心慌，因为自己完全知道，‘放下即实地’啊！”这就是说，回过头来改正错误，便一切平安无事，不必悬在半空，硬撑到底，不肯下台，其结果便是扩大错误，十分危险了。

《专治“健忘症”》，说有种病叫“健忘症”，邓拓一本正经地开列了明代《圣惠方》上两张专治“健忘症”的药方，十分郑重地加以介绍。主要的目的看来不是在做个临时中医，而是在传达其中的寓意，所以邓在介绍完药方后说：“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看来，邓拓在这里已有些激愤，不再那么温柔敦厚了。

《智谋是可靠的吗？》、《放下即实地》、《专治“健忘症”》三文，确实很杰出，它们告诉了我们一连串的正确思想：一是不要一味自以为是天纵之圣，一切都可任意逞能，任意作出一切惊天动地的决定；二是如果事实已证明决定错了，就不要一味硬撑下去，坚持错误到底，甚至不断扩大错误；三是错误了就要认账，不要一股脑地全推给别人（即“健忘症”）。这三篇文章确实非常深刻，人人都应该引以为训，对于担负领导责任的人，更是永远值得作为座右铭来学习的。

《围田的教训》——此文从古代讲起，围湖造田，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是一种只图眼前小利，终成长远大害的弊政。邓拓对此事甚有研究，他引用明代大科学家尤其是农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指出徐也主张围湖造田一类措施，邓认为，即使大名鼎鼎如徐光启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犯了错误。这就是只有深入研究过此事的学者才能做出的深刻判断了，而邓正是这样的专家。因为他还在抗日战争前大学读书时，即已出版过大有名气的《中国救荒史》一书，因此他大量掌握了历史上围湖造田的深刻失败教训资料，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大胆而肯定的、远远超过一些地方领导人和某些主管经济的领导人的正确判断。邓拓写此文时，正是在“大跃进”中大搞“围湖造田”一类盲目的“跃进”之后，这就更加令人钦佩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在经过“文革”时期的更加乱来之后，就显得更加严重了。“文革”时期，昆明市围滇池造田，简直是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至今滇池的一切仍大受其害，难以挽救。安徽的枞阳县、霍县等处的围湖造田，也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遗患至今。至于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周围的“围湖造田”的祸害之严重，那就是国家的一个长期的严重问题了。这类问题可以举一反三，如环境污染、滥伐森林、胡乱开矿、捕尽小鱼……等等，今天都还在不断地扩大（当然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治理，令人佩服），因此，《围田的教训》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显得特别巨大。

《堵塞不如开导》——这是一篇有广泛意义的、特别重要的文章，中国人对此是不必加任何解释，都能够异乎寻常地明白它的用意的。因为他们几十年来差不多就生活在堵塞、有时几乎是要把人堵死的环境中（如“文革”前后的十几年）。邓拓引用古代治水分别采用“堵塞”与“开导”的不同办法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用以证明堵塞的错误和开导的正确。作者强调指出：“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文末作者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我们如果从这一传说中，能够领会一些古人的教训，岂不更好吗？”

像上述这类文章，都是强烈地正面直接反对极“左”的，反对主观主义的，在那个时期是极其难写的。如果不具备邓拓那样丰富的学识、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政治上的过人胆识，与杰出的写作才能，是写不出来的。这些文章都不算长，但政治分量却很重很重，这就是其他人所难于企及的。所以，邓拓的全部杂文（广义的），都无一不是间接或直接地反对极“左”错误的，历史只会愈来愈证明它们的正确。

邓拓义不受辱，他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以自杀来反抗了民族大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继之自杀的是5月23日自缢于毛泽东书库中的田家英；不久之后是老舍自沉于太平湖；之后是吴晗（以及几乎全家）的自尽；再后，是翦伯赞的自杀，性质都完全相同。时为夏历丙午年，我把他们称为“丙午五君子”，作为代表而已。在上海则是金仲华、傅雷、李平心、叶以群、孙兰诸君子，其性质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邓拓并没有死。历史已证明，邓拓已经成为涅槃了的凤凰。邓拓永生了！他的文章《燕山夜话》等也永生了！但愿中华民族在遭此大难后，人们真能从此取得生死存亡的教训，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得到永生！

若果真能如此，那么邓拓诸君子就是“死有重于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