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快速成长，恐怕是世界上最大、最新、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了。十余年间，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所发生的显著的、顺乎世界潮流的变化，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是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和摆脱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成功范例。在这十余年间，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独创性的实践，孜孜致力于实现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的理想。

1979—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9%，比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及扩展时期（1960—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9.55%的平均增长速度还高，更高于同期（1980—1993年）亚洲四小龙7.5%和低收入国家5.7%的增长速度，亦胜于亚洲后起的经济群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8.2%、6.2%和5.8%的增长速度一筹。与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则更为显著。1980—1993年，包括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老挝、蒙古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不超过5%，其中大部分国家在－2.5%—1%之间6269564。可以说，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经济的发展独领风骚。

1996年，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对4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国际竞争力评价表明，1996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居亚洲第6位、世界第26位，在亚洲次于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马来西亚等上中等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在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的六个转型国家中居第一位6269565。不夸张地说，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给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古老、落后、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受挫折的发展中大国，正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具魅力、最璀灿夺目的一颗经济明星。它的发展成绩，足令每一国人乃至全世界为之击掌。正如世界银行所评价的：“如果不把中国考虑在内，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任何评价都将是不完整的……如果中国的经济未能迅速增长，那么，东亚也就很难被称为经济奇迹”6269566。

1.2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经济发展更为引人瞩目。在中国沿海这一块大约70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土地上，牵引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步伐。1979—1995年，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3.10%，高于全国平均3.2个百分点，比实绩良好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经济高速增长（1965—1980年）和中高速增长（1980—1993年）两个时期中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高，也是战后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五个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中，有四个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到1995年，其人均水平最低的也已高于全国的20%6269567。因此，以致于有人说，中国南方沿海出现了亚洲第五条小龙6269568。

所谓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本文称为NIPs,Newly Industrilizing Provinces），是一些学者相对应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概念提出的（NIEs,Newly Industrilizing Economies），但这个概念使用得并不广泛，最先使用者现也难以考证。事实上，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从经济起飞的初始状态、经济结构等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有所不同。用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来表示这五个沿海高速发展地区中的高速发展区域，更确切地说，是表达了其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和更为外向的经济特征、以及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这些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颇为相似的经济特点。除此之外，也有称这五个省份为沿海新核心区、沿海高速发展地区的。所有这些名称，都表述了改革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最突出、最直观、最统一的特征——经济的高速成长与经济实力的急剧增强。

本书认为，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并成为新的全国经济增长核心的几个沿海省份，是相对于原来的经济核心京津沪辽、沿海后发展省区桂琼及内地而言的，它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其基本特征是：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大大超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业结构变动剧烈，工业化迅速推进且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外向型和城市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升，是经济结构与实力的快速变化。

实际上，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中的山东、江苏两省，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这个比重比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之初（1950—1960年）台湾32.3%、香港40.7%、韩国21.5%、新加坡31.2%的比重要高得多，亦高于当年全国平均48.6%的平均水平，且当年两省工业产值已占到全国的第三、四位，仅次于实力雄厚的老工业基地上海和辽宁6269569。因此，将这两省也称作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事实上并不确切。但从改革以来这两省在结构偏轻、国有经济成分相对偏低的基础上获得了外向型和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的快速成长这些与浙江、福建、广东具有明显的共性这一点来看，应承认它们是沿海新兴工业省份。

1.3

当然，对于特定的被研究区域，名称确定得越客观、越准确越好，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被研究区域的主体特征、是否能够从中发现可以上升为理论的经验并可为未来发展所用。因此，描绘、归纳、提炼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改革以来高速发展的轨迹与经验，瞻望与规划其未来发展的前景，也就成了本书的基本动机与目标。具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第一，它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带动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提供改革开放的经验与动力；第二，它的迅速崛起，大大改变了区域经济格局，并逐步产生了市场经济下的区域协同，这与前三十年区域格局的形成有很大不同；第三，它的高速增长是改革以来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经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有值得深入研究之处。首先，它是欠发达大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范例，是探索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和积极尝试者，具有国内和国际意义；其次，它的高速发展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现的，这种条件本身就存在着良好愿望与事实演进之间的基本矛盾，因而这种条件的展开和深化，也就是矛盾的展开和深化，有的甚至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和国家现代化中的障碍性因素。即这一时期，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不仅显现了冲破原有体制束缚的巨大活力，也表现出过渡时期某些特征，因此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探究，历史地考察改革以来其发展得失，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去认识、判断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历史作用与未来责任，战略性地判明其未来的发展取向。

1.4

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区域范围是指祖国沿海自北而南起于山东而止于广东，包含鲁苏浙闽粤五省的狭长地带。五省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4,1995年人口为30195万人，约占全国的1/4，是全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1995年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国内生产总值为 21224.62亿元，占全国的36.43%，对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53.02%。1979—1995年，五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全国的第一至第五位6269570，成为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从自然条件与发展历史来看，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内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最北端的山东省，自古就是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区，开发历史悠久，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厚且资源丰富，但直到19世纪末期，山东省才陆续出现了一些包括采掘、纺织等在内的殖民产业与民族工业，并很快成为北方主要的工业基地，青岛也一度成为北方两大经济中心之一。建国以后，山东省形成了冶金、化工、石油、纺织、机械等部门齐全的综合工业体系，并一直保持着工业强省、农业大省的地位。江苏与浙江两省同属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农业自然条件优越，但能矿资源缺乏，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在明清两代即已形成了农商基础上的密集的城镇网络和密切的经济联系，昌盛富庶冠于天下。随着19世纪40年代以后上海的兴起，两省逐步建立了以轻工业为主的殖民产业和民族工业，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类型，几乎是全国由封建经济向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演变得最自然最具特点的地区。建国以后，两省在充实原有轻工业的基础上，也建设了化工、冶金、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但仍保持着偏轻的工业结构，也仍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区。福建和广东两省在自然条件上与江浙两省比较相似，同属农业资源丰富但能矿资源匮乏的地区，但闽粤两省又有相当的独特性。其一，两省地处边陲，地理位置特殊，分别与同属祖国但仍然隔离的台湾和回归不久的香港相邻；其二，港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早在唐宋时期，泉州、广州已是有名的大港，往往由港口兴衰影响贸易兴衰进而影响经济兴衰；其三，由于社会政治因素，比起其他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来，两省在改革开放以前受国家的投资支持更少、受政治风云的影响更大，改革开放以后的地缘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前则完全表现为地缘劣势；其四，源自两省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全国最多，众多的海外资源已成为改革开放以后重要的投资与建设力量。如果说特殊，闽粤两省就特殊在它的地理位置与人缘优势上，这使它们的发展更具一些复杂性。

综观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可以发现它是一块同一性与异质性均很明显的区域。从同一性出发，我们有可能发现蕴涵在其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与范式；从异质性出发，则有利于我们认识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角色与分工基础。

自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在重工业优先和倾斜内地平衡布局的基本战略下，在国家计划体制的有力运转下，沿海地区事实上丧失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机会，抑制沿海的、内向型的发展必然使具有港口优势的区位近乎虚设。在全世界沿海大城市纷纷发展、兴盛的浪潮中，在亚太产业分工链条叮当构筑的时候，中国的沿海地区几乎是风平浪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包括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中国沿海地区随之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活跃且重要的经济区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取向、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是多么重要。

1.5

本书的基本框架是，立足于当今，回顾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改革以来的发展和前瞻其未来的发展，过去与未来是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历史过程，是开创与再开创的关系。

面对历史，面对近二十年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耀目的经济成绩，我们关心的问题是：（1）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它已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2）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经济的高速发展？哪些是过渡的、权宜性的因素，哪些是长期的、稳定性的因素？近二十年来它的发展，能否归纳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模式出来？如果有，它是怎样的？是否相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1993年，世界银行认为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成功发展的实质，是保持分配均等的迅速增长，并归纳出较高的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这样一个基本经验6269571。1995年，它又把各国的转轨分为工业化后社会主义模式、拉丁美洲模式、撒哈拉以南非洲模式、亚洲的农业模式等四种，并将中国归入第四种模式6269572。（3）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高速增长，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具体影响如何？产生的正负效益如何评价？或者说，增长的效益与代价将如何评判？

面向未来，面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漫长之路，面对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整体发展，我们关心的问题是：（1）改革以来所积累下来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是什么？国际与国内的背景提供了怎样的发展机会与挑战？将如何利用和发挥、消除和化解有利与不利因素？（2）由此，沿海新兴工业省份能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保持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地位？（3）在未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基本战略目标怎样？为此应特别注意的重大问题有哪些？

具体而言，本书的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回答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是什么”的问题，即其经济发展已到了怎样一个状态与水准；第二部分为第二至第五章，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即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高速发展的成因及效果；第三部分为第六至第八章，回答“应怎样”的问题，即评价、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历程，说明其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对策。

1.6

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变化与未来走向，应当选取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将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考察，脱离这样的视角与背景，无论对以往还是对未来，对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研究都将失之完整与客观。首先，是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放到每一阶段的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去考察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改革开放结束了倾斜内地平衡布局的时代，而开始了一个倾斜沿海非均衡布局的新时代，这一区域战略性的转变和以分权化为特征的改革相结合，是沿海尤其是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发展的重要起始动力。这个动力是通过国家干预而非市场的首先作用，自然地将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率放到了首位，使传统战略下的区位优势与劣势发生了基本的转向，并极大地调动和扩展了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从地方政府到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能力与决策权力。可以说，改革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是最大的政策受益区。在未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沿海新兴工业省份要将政策优势变为体制优势和经济优势，真正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第二，是放到沿海地区总体发展的背景下去考察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曾做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最重要实施地区，担负着实现这一战略的重大职责。五个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分属沿海的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区域中，并成为这三个经济区域的增长核心。就未来而言，整个沿海地区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上仍有重要的带动作用，而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在沿海地区中的分工合理与否，将关系到整个沿海地区职能的实现。第三，是放到整个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去考察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在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下，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在加速进行，世界银行在1996年发表的《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说，进入 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中中国无论是贸易量还是国际直接投资都令人注目6269573，而中国贸易量和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在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在亚太地区，一条起自日本北海道，经韩国、中国沿海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最后封闭于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城市——产业圈带正在形成6269574。这一圈带生机勃勃，是全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投资潜力的区域，而包括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中国沿海地区是这一圈带中重要的一环。在这一圈带中，既有战后最早创造过经济奇迹的日本，又有继起创造经济奇迹的其他实绩良好的亚洲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与祖国内地经济联系日益广泛和密切的港澳台地区。这一地区充满活力也充满竞争、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能否占据有利的分工地位，担负相应的经济职能，将是未来中国也是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经济能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能否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

1.7

迄今为止对涉及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国土开发规划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如虞孝感等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国土与区域规划研究》（1993年）等。二是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进行的研究，如顾纪瑞等著的《中国华东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2年）、刘国光主编的《深圳特区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1993年）、国家计委国土规划研究所等著的《中国沿海开放地区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3年）等。三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如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的《走向现代化的抉择》（1987年）、冯平等著的《珠港澳经济一体化》（1992年）、刘再兴主编的《中国生产力布局总体研究》（1995年）、翁君奕等著的《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1996年）、金碚等主编的《两岸突破：中国工业区域分析》（1996年）等。四是从部门经济与经济合作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如塞风主编的《开放条件下的比较利益研究》（1990年）、周叔莲等著的《90年代海峡两岸及香港经济合作前景》（1991年）、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著的《中国投资报告》、刘国光主编的《经济改革与国际化：中国和太平洋地区》（1991年）等。五是从过渡经济的角度，以制度分析为主对沿海地区有部分涉及，如汤敏等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1989、1993年）、林毅夫等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年）、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1994年）等。除了中国内地学者对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有所涉及外，港台学者亦对此尤其是对两岸合作与分工、两岸三地经济关系等有所研究，如高长著的《台湾产业结构转型与两岸产业分工》（1993年）、许心鹏著的《两岸三地经济合作关系研究》（1993年）、邓辛未著的《广东与香港经济的结合》（1994年）、陈玉玺著的《两岸三地跨地分工系统》（1994年）、陈珂著的《“九七”后香港与广东省的关系》（1996年）等。

国际组织、国外学者和身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涉及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其中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世界银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继其198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1984年的《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之后，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新的考察，并在其《中国：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1991年）等报告中有所涉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经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Ezra.F.Vogel,1989年）、《中国改革时期的区域发展》（加藤弘元，1991年）、《中国和东盟经济关系》（Chia Siow—Yue&Cheng Bifan编，1992年）、《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William H.Overholt,1993年）、《中国南方的区位优势与制造业直接投资》（Le—Yin Zhang,1994年）、《中国沿海“发展体”》（David Zweig,1995年）等。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涉及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发展问题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现有资料表明，将沿海新兴工业省份作为一个整体和独立的地域单元进行的研究还非常少。这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史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的演变尚缺少系统的描述与研究，因此对影响全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走向与进程甚大的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并未引起相应的注意；二是由于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五省分属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因此往往因经济区的划分以及各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经济类型与结构的异质性而分散了对沿海新兴工业省份整体的研究。这种状况，应当说是研究的不足而非无须。

1.8

如果我们到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去看一看，就会感到其万木争荣的景象，其蒸蒸日上的气息，感到它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上下一心求富裕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以及它革旧立新的创造精神和自主能力。这其中过渡的与长期的政策相混合、规范的与失范的行为相交织、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并存、我们希望的与不希望的现实与观念共生，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隐伏着再发展的障碍和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陷阱，显现了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特征。这一切表现得如此丰富生动，如此多色多彩，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斑斓最精彩的画卷，这实在是一段值得秉笔大书的历史。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将它描绘得十分客观准确，但是至少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我们已有一定的资格去回顾去评说，近二十年来改革的实践与资料的积累，已使我们有一定的能力去对它进行审视与研究。而面对未来，我们应当描绘的，是它更美好的画卷。

研究现实，瞻望未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责任。正如冈纳·米尔达尔所说的：“我寄希望于以下的情况：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经过争论，会得到调整，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贴切地说明社会的现实情况。”6269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