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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ISBN:7-5004-1078-6

出版日期:1985-01

页数:794

字数:508.0千字

点击量:5889次

定价: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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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本书第二卷,上接三国,下迄东晋。这一时期(共一百六十五年)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不同于汉魏佛教。

汉魏佛教传播地区有限,信教人数也有限,多为上层贵族。时人认为它与黄老差不多。西晋时期,北方各民族,五胡十六国之间种族偏见极深,互相敌视,战胜者对战败者往往不分贵贱尽行屠戮。儒家教义被视为汉族的信仰,而佛教来自西方,比较容易为北方各民族接受,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佛教在上下各阶层取得信仰的统治地位后,对消除种族隔离,融合民族生活习惯,起过促进作用。“佛是戎神,正所奉祀”(石勒答王度奏),足以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态度。战争、杀伐连年不断,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佛教宣传因果报应,戒杀生,劝说统治者少杀戮,为来世积功德,对当时文化落后,嗜杀成性的上层贵族来说容易接受;对当时饱受苦难的下层群众来说,也可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安慰和“来世”幸福的虚幻许诺,因此它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机会。

由于佛教的势力增大,这一时期,译经的数量及质量均超过汉魏,后来影响中国佛教的教派及宗派的重要经典的汉译本已基本具备。翻译质量也有所提高。三国及其以前,译经大都为少数信奉者参加,译经费用为信徒捐助。两晋时期的译经已由国家举办,有较为完备的译场组织,财力及人力均极充足。汉译经律论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介绍过来的。鸠摩罗什的汉译本给我国翻译事业增添了光彩,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汉魏时期佛教重要人物都是翻译家,而两晋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以中国学者为主力军的佛教理论家,即所谓义学沙门。两晋佛教理论与当时中国流行的玄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流派。佛教思想大量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以后,使中国的佛教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中观学派,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传播中心,培养出一批佛教理论家。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逐渐被一些人了解,并发现它与魏晋玄学理论有区别。有的佛教徒不甘心使佛教当玄学的附庸,企图自张一军。这也是鸠摩罗什念念不忘的心愿。但由于玄学的势力十分强大,影响又很深远,来自西方的佛教中观学派,虽曾博得一时的赞扬,但终不能有所发展。当时佛教大乘中观学派既要摆脱魏晋玄学的束缚,还要与佛教内部的小乘流派作斗争。鸠摩罗什处在两面作战的境地,不得不发出“折翮”的哀叹6285019

两晋时期佛教的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凉州是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有许多重要佛经的翻译是出自凉州。西方僧人到中国内地,往往先到凉州熟悉汉语。且该地不象关中是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北方广大地区常遭兵火,那里还比较安定。北方也有僧人文化人到那边避乱,这也是促使该地形成文化重镇的一个因素。鸠摩罗什借重姚秦的势力,在长安开创了关中中观学派。慧远继承道安在襄阳的传教事业,在庐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佛教中心。当年,道安在襄阳传教,也曾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培养了不少有才干的僧人。但时间短,又值兵荒马乱的年月,他的事业受到不少限制。慧远传教活动时期,东晋社会比较安定,他又善于交接官府,弟子遍天下。庐山慧远僧团不但是江南佛教中心,在全国各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他善于政治活动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学说适合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他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与佛教的出世观念结合起来。慧远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容让6285020,对鬼神学说的迁就,对佛教大小乘宗派矛盾的调和6285021,从而使他的佛教思想把许多对地主阶级有用的东西融合贯通,兼收并蓄。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慧远在当时佛教界中,据有崇高的地位,就在于他的理论能够满足那个国家的需要,而不在于他的理论中包含了多少真理。实际上,佛教教人成佛寻求涅槃,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大骗局,误尽苍生。

汉魏时,黄老与浮屠并列为祠祀崇拜的对象。佛、道二教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他们自己中间,都没有分清两者的区别。两晋时期佛教势力转盛,这时道教也有了发展。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争辩。这两种宗教为争群众、争君主的支持,争宗教宣传的地盘,各自制造自己的理论根据。

这时出现了《老子化胡经》,此经相传为道士王浮所作6285022。故事内容大意为老子西出关,度流沙,教化胡人,创立佛教。佛教创立者不是西方圣人,而是东方去的圣人老子,佛是中国人的弟子。化胡之说起源甚早,并在佛道两教中广泛传布,长时期内没有人表示异议。因为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刚开展传教活动,势力不象两晋时期那样强大,因处于劣势,巴不得攀附道教以自重。哪怕是传说也好,能与老子有些瓜葛,对佛教有利无害。佛教徒虽心知老子化胡说不足据,但予以默认。等到佛教势力逐渐强大,遂不甘心屈居道教之下,要独立门户,才对老子化胡之说展开攻击。佛教徒也制造了老子为释迦弟子的传说。说释迦生于周昭王时,远远早于孔子和老子,以抬高佛教,贬抑道教。化胡之说本出臆造,不值得费精神为它论辩。但这一争执的形成过程刚好反映了佛道两教势力消长的痕迹。作为背景材料,也值得注意。6285023

总之,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随时变换着自己的面貌和精神,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它已成为中国封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和中国的官方支持的哲学发挥着同样的职能。以平等出世的姿态为世间的不平等制度辩护。其理论虽超然物外,其社会作用半点也不超然。佛教在西晋初期完全依傍玄学,为玄学作注脚,等到势力稍大时,外来佛教徒虽也企图自张一军,但未能实现。它能做到的只限于对玄学的支持和补充。佛教推动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深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至深且钜,这个作用我们不能低估。

两晋与南北朝相衔接,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基本未变,东晋与南北朝的学风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佛教中有些学派还在继续形成和发展中。由于南北双方政治上长期分立,地区文化的差异也较两晋时期更为显著。儒、释、道三教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这是本书第三卷所要涉及的内容,这里从略。

本卷第二章《六家七宗》一节由余敦康执笔。全书由刘苏同志担任抄写及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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