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治理理论：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由中译本出版引发的反思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

进化治理理论：背景概述

全球范围的政治家、官僚、设计师、计划者、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都在研究超越学术学科边界和超越科学与社会之间界限的大问题。类似的专家和市民仍然感到困惑：怎样建立气候适应性城市？怎样清洁或保护环境？强大并可利用的自然、可持续食品的生产、景观和遗迹的保护又是怎样的？怎样创建既具包容性又在经济上可行的共同体？还存在很多其他的紧迫问题。

集体行动和协调化决策的尝试，或者换句话说，通过治理来应对这些问题的尝试，不是没有成功过。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社会可以提供这种丰富的案例，即治理（包括计划、发展和设计）怎样使得世界实际上成为对很多人来说变得更好、更安全、更健康和更繁荣的地方。然而松懈下来并相信已经完事未免太早。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很多这种挑战反映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该目标现在正指导着广泛的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的行动和政策。

对这些挑战而言，关键是改进现存的治理形式，并发现更适合兑现宏愿和目标的新形式。善治在为了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而进行的反贫困、确保经济福利和繁荣、建设安全与健康的城市等方面被视为至关重要的。这被当作是更美好和可持续的未来的关键。以往尝试的经验确实表明，善治总是多层次治理，以及善治在每一种情境中看上去都是不同的。这些经验也告诉我们，治理的调控力量通常被高估，以及不论采用何种决策、实现何种策略，调控机制或者施行力量更值得关注。

怎样管治、怎样管理、怎样调控或协调的问题已经导致了大量的书籍、文章和网址的出现，这不足为奇。这些书籍许诺说明怎样管理、怎样管治和怎样成为改变的能动者。很多书籍和观念像减肥书籍那样流行起来，也像那些书籍一样昙花一现。我们都知道，这些指南可以是灵感的来源，给我们短暂的方向感，以及是对社会、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简单说明。但在一个不断改变自身、内在的复杂性使得调控比想象的更加困难的社会中，它们从不会为实际发生的变化提供秘诀。这些书籍所点燃的希望通常被比作者可以预见的更为复杂、更加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现实化为泡影。对解决社会问题和引起改变做出大许诺的作者通常不了解他们观念落地的治理情境的唯一性。

第二部分文献不以提供药方为目标，而是分析治理为什么经常实现不了它所承诺的东西。这种批判文献已经表明很多现存的治理形式只不过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很难带来一条更可持续的路径。这些书籍通常都从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尽管总是不甚清晰。有时它们追随马克思主义议程（agenda）、或者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议程。或者相反，假设一套被认为是普遍的、善治所需的规范。那么善治的重复特征就是透明、参与和对地方和传统知识敏感等等。在那种范畴中，可以区分悄然地追求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著作的子类（subclass）。这种工作，像上面提及的所有其他研究路线一样，对于凸显现在的治理系统的缺失非常有用。但是，像其余大多数一样，它倾向于得出轻率的结论。应当作为结论的东西被当作规范假设来看待。关于事物应当怎样的观念使得学术遮蔽现实，激起了分析其他选择的捷径，导致了过快的拒绝或确认。

由于那些原因，我们决定追寻一条不同的路线，并写一本不同的书。此后，沿着那条不同路线进一步发展一种研究议程。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进化治理理论：导论》一书，由尊敬的同行吴畏教授做出简明的中文翻译和专业的语境化。读者很快会注意到它不是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快速致富方案、统治者指南、或者“帝王之镜”（Mirror of princes）。它既不是对现存治理系统的全面批判，也不是对假定占主导地位的主意识形态（例如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批判。对进化治理理论而言，什么是善治，以及什么运作最佳，不能先验地并在情境之外说清楚。治理中没有五步成功法，没有善治的明确定义。

情境的重要性与多样性

这就是说，我们坚信进化治理理论能够增加特定情境（国家、区域或共同体）中有效治理的可能性。这种理论可以作为使我们加深理解治理以及它实际是怎样运作的透镜。对进化治理理论而言，善治总是意识到并适应于情境的治理，而情境被理解为由不同的维度构成：治理路径情境（即治理的先在进化），嵌入共同体及其文化、经济情境，（自然的和人工的）物质情境，治理自身的内在情境。

尽管相信情境敏感的治理会解决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是天真的，但我们确信对给定情境的深入理解应当先于改变它的尝试，这是我们与很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发展论者和在规划、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领域内发声的少数学者所共享的洞见。治理自身有内在情境这一观念，为把不同的政策领域、场所和样式理解为总是宽泛的治理构型的一部分、总处在彼此之间和与支配性构型共同进化过程中，打开了大门。例如，空间规划可以富有成效地被视为空间治理，而表面上致力于此的规划场所，是其他目标和宏愿能够潜入的治理行动者汇聚点（Van Assche et al,2012）。理解规划，或者任何其他政策领域，只有置于一种治理情境中才是可能的，在此情境中治理系统的发展路径形塑了特定领域发展的可能性。共同进化不需要不同层次之间的平等关系：通常，高层次比低层次或一个领域更有影响，虽然并不必须如此（Beunen et al,2013）。在特定的进化路径中，地区、国家从小尺度的相互作用中脱颖而出，或者政治和行政从一个或几个政策领域中脱颖而出是可能的。

进化治理理论的主要前提简单而又适度：治理从不会没有情境、没有过去，以及没有对未来的期望。它总是被情境化（situated）、总是在运动、总是在变化。因此，这本书从这一观念开始：治理的每一要素与其他要素（行动者、制度、专业知识和意识形态）共同进化，它们在治理中的作用只能依据其与其他行动者、制度等的共同进化背景来理解。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历史形塑了什么是行动者，亦即，特定个人、组织或群体能做什么，它怎样（能）影响集体决策（Van Assche et al,2011）。可以把同样的建制力量归结为与既存制度（即政策、法律、计划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史（Beunen et al,2012）。这种制度环境没有预先决定行动者能做什么，以及他们会怎样进化，但它的确创造了为了把握治理进化所必须把握的选择和界限的基体（matrix）（Duineveld et al,2017）。

变化与进化

每一事物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观念可能听上去有些激进。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由他们对很多的事物、地点、制度和治理构型看似是稳定的观察来确证。仍然广为流传这样一个信念：治理结构被固定下来，至少是暂时性地。我们想要论证的是，这在双重意义上是观察的事情。一些变化容易被很多人观察到并在报纸和历史书籍中出现。想一下崩溃、冲突、革命、剧烈事件和社会巨裂。而很多社会中的变化是真实的但很难用肉眼观察到。社会缓慢进化，只有当我们花费时间和（或）保持距离，才能看清进化的类型和机制。一个混凝土建筑看似很坚固，然而如果对它进行一个世纪的摄像并把它浓缩为一部短片，变化将是很明显的。退化、翻修和拆毁，所有都变得明显不过了。变化保持不可见的第二个原因，是由话语、总有选择性的知识形式、叙事、指导性隐喻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部分盲目性观察（Duineveld et al,2017）。局内人总是或多或少地会看到，如果治理的学术观察者与治理系统及其观察模式捆绑太紧，就不能保持补充和可能修正内部观察所必要的距离。深化对变化可能性与界限的理解，我们必须观察是什么经常逃避了我们的观察：进化治理。

创新治理和为可持续性或有效性、繁荣和生活质量设计路径的每一种尝试，在逻辑上应当建基于对进化治理系统的全面分析（Gruezmacher ＆ Van Assche,2015）。需要情境化地定义它的核心要素和驱动，以及它适应和变革的选择和界限。这种努力可以从简单的问题开始：现在涉及到哪些行动者？哪些行动者被排除？其他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需要做更多的分析性工作：哪些正式制度（政策、计划和法律）和非正式制度（不成文的协调机制、破坏与应用规则的规则）在起作用？过去的决策在治理中起什么作用？不同种类知识的影响是什么？话语、叙事与意识形态在治理中怎样展开？我们能够在治理现在的自我再生方式中看到旧的意识形态的踪迹、此前的权力关系、旧的知识形式、现在消失了的行动者的价值、法律系统最初选择的价值、与旧动荡相适应的价值吗？这些依赖关系怎样影响系统的自身变革？

超越界限

本书提出了一种理论框架，它通过系统地关联一组概念（上面已经勾画了这些：行动者、制度、知识、权力、正式性和非正式性、依赖性），来引导回答这些问题、把握治理及其进化的努力。进化治理理论的概念框架有助于在实践中观察、分析和理解治理。它的抽象本质最终有助于接近总是部分混乱、部分模糊、部分不可预测的治理实践的现实形象，而它的进化机制洞见有助于把治理路径推向新的方向，与抱有的价值和宏愿相一致，理解这需要不断的分析和调控努力。进化治理理论对治理包括政治和行政的行动者、政府和非政府的行动者、盈利和非盈利的行动者的宽泛理解，对来自每一个方向的信号具有的概念开放性，没有削弱它的分析力量，而是使得看到通常被政治科学、公共行政或规范治理理论所忽视的新关系成为可能。换言之，进化治理理论与政治和管理都相关，因为它总是把它们视为混合的。

由于它强调分析和情境依赖，进化治理理论在特定意义上有着普遍的宏愿：它致力于忽略学科界限，并运用对解决治理难题有用的任何洞见。其次，它指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用。不仅是它的高度抽象使得分析完全不同的案例成为可能，而且建立比较研究数据库和所分析的治理路径与情境数据库，使得认识过去的类型和评估将来的选择更加容易。你面前的这本书已是建基于四大洲的经验研究，但仍可用简单的应用和比较来提高这种理论的实践和分析价值。

首先要表明的宏愿，即有意抛弃学科界限，在理论建构中是可见的。社会系统理论、制度经济学和不同形式的后结构主义被整合到一种新的概念构架中。一些构成要素直接来自这些资源，另一些本身就是新的。多样性的概念背景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内聚性。相反，我们打算发展一种从理解治理进化这一目标，而不是从学科界限获得内聚形式的理论。这也允许我们不用参考和服从任一参与学科中主流的价值和观点来决定内聚性和逻辑性质。学科际特征在理论的应用和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扩展。进化治理理论框架通过含括来自公共政策、弹性思维（resilience thinking）、发展学、地理学、政治学和其他领域的概念成功地扩展。它把经典著作与最新的理论洞见相整合，并允许为这种整合引入新的整体结构和附加概念。在我们看来，在你刚开始阅读的导论中，概念构架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而且围墙依然屹立。不论它有着进一步发展、更多的问题，我们相信先期的一些问题没有说得足够清晰。

被严重忽视的进化治理理论来源

亚里士多德与四因

这里只是简要地指出亚里士多德把依赖性观念概念化的重要性。对进化治理理论而言，存在着三种主要依赖——治理路径刚性：第一，作为过去遗存影响当前治理的路径依赖；第二，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第三，作为未来想象或广义目标影响当前治理再生的目标依赖。这些依赖不能精确地映射亚里士多德类似的三位一体，但目标依赖概念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观念的启发。除了动力因（发动）、形式因（设计或基础结构）和质料因（物质情境、或部分、或基础结构），目的因是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因果性之一。这种因果性的多样性观念，在进化从不会简单地由决策、行动或外部冲击所引起的意义上，进一步影响了进化治理理论的进化观念。根据治理进化，总是存在着事物得以产生所必需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沉淀以各种方式起作用，作为总是受过去沾染的想象，作为总是历史交织产物的物质环境，作为使得一定的、而非其他的发展路径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而起作用的一套行动者和制度。

生物系统理论

对这里所赞同的进化概念来说，第二个谱系更值得关注，即涉及到系统论的发展，从冯·于克斯库尔（von Uexkull）经过冯·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到最近的智利生物学家瓦雷拉（Varela）和马图拉纳（Maturana）的生物学家谱系。在这个谱系中，追溯到20世纪早期，趋向复杂性和维持复杂性（即抑制熵）的进化需要以某种形式或样式来封闭的自组织系统。需要一种界限来避免耗散，复杂性只能通过与环境的连续相互作用，通过输入能量维系新陈代谢过程来保持（Van Assche et al,2019b）。那就意味着系统必须同时是开放的与封闭的，任何来自环境的输入都将根据接收系统新陈代谢逻辑产生的规则进行解释、调整和选择。因而，进化从来不是一种完全适应环境和适者生存的事情。这可应用于物种和系统。即使没有进入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世界，这也可被理解为治理进化的指导原则：从目标和愿望来说，它永远是不完全的；它永不会完全适应环境，因此，冲突和误解，以及适应范围是由进化的前面步骤，由时间在要素、结构、过程和解释中留下痕迹的无数方式来形塑的（Beunen et al,2017）。这种生物学谱系被卢曼系统地轻描淡写，可能是作为一种修辞反驳，即预计到攻击他的理论是过度生物学的，失去了社会性本质。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我们自己也在发展和建构进化治理理论中对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作用轻描淡写。对马基雅维利来说，社会与它的治理系统一起进化，没有社会和治理系统是正确的。不存在完备的法律，可能最好的法律是最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法律。因为这些环境总是变化，个人领导者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以及他们对事件的解释是僵化的，多元行动者治理形式（共和国）比起过度集中化治理形式，或者依赖于个人的系统（国王）远具有弹性。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就像进化治理理论一样，长期来看，循环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对一些治理问题来说，只有有限的可用解决办法，一些旧的、弃用的解决办法很可能会回归，想一下例如在参与和代表、集体与个人、短期与长远之间的误导性选择（Van Assche et al,2016）。把法律、政策、计划结合成一种制度概念的观念确实要归功于本书提到的制度经济学家，也要归功于马基雅维利，他不仅以类似宽泛的方式，而且以真正类似的方式来谈论“法律”。

非正式性人类学与转型研究

为了理解非正式性、非正式制度与失效制度（作为失去影响的以前正式制度），我们也许比起书中阐明的更严重地依赖于两个传统，一个是人类学传统，另一个传统根植于后苏联转型研究（它本身部分是人类学的）。非正式性的重要性在19世纪很早就被人类学家注意到，对他们而言，必须要说明的是维护反直觉的法律权力（尽管很多人破坏它），而不是各种平行的协调机制的存在（Djanibekov et al,2016）。在后苏联转型中，纸面规则与实际规则之间的差异、作为实际规则的纸面规则与围绕它们的其他规则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对期望一种艰难但可预测的民主和资本主义转型的外部观察者来说变得极其清楚。它表明旧系统不像思想那样来计划好和集中，也显示民主和资本主义都不能归结到一种简单方式，它们像在经验上那样在概念上存在着很多形式，或者，用进化治理理论的话来说，就像存在着对多种参与和创造利润开放的不同治理路径一样，存在着很多民主和资本主义形式（Hayoz,2016）。

我们的解释是，在两个传统的经验中作为非正式性出现的，是非正式性观念总是嵌入正式制度。当正式制度留下漏洞、没有说服力，或者没有产生力，非正式性会从底下冒出来或者形成新的非正式性，同样的结果是，创造一个协调工具的平行世界。在非正式性作为附加规则（即解释、补充、忽略和选择一套正式制度的规则）的情况下，它必须被认为是不同的协调工具，即作为对正式性的修改者，导致了事实上的不同机制。有人要插话说，为了任何制度“应用”总是需要解释规则，不应当把它叫做法律、政策和计划“正式”应用的不同选择。可以是这种情况，但我们要论证，这里的区分在于隐含于非正式制度的意识与意向，至少在正式制度系统的情境下：我们被设想为做这件事、使用这种政策或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但出于好的或差的理由，我们选择用其他方式来做（Van Assche et al,2013）。正如我们在书中强调的，必须要评估的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构型：它派发了物品，即大家同意的集体物品吗，它服从变化吗，它保持了系统的复杂性、差异化类型和专业化类型吗。

马克斯·韦伯也值得多加关注，因为他早就强调了使得经济和政治发展成为可能的专业化规则与角色系统，以及规则与角色的共同进化：银行与银行家、规划与规划者、以及保险代理与保险政策。新的角色与规则扩展了可能的互动网络、把握和管理复杂性的一套方法、以及治理进化中相互纠正的次数。

最新发展与细化

从进化治理理论可能没有说清的前项转到它的最新发展，需要说的是，在2014年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以后，不同的学者，包括我们自己，进一步细化了进化治理理论。我们完善、批判和扩展了理论，增加了新的部分并与其他理论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希望你不要犹豫这样做。最近几年，进化治理理论被应用于农村发展、社区层次的盛衰循环管理、自然资源管理、海岸治理、制度实验和自组织问题，还有城市管理和多层次治理。我们在下面段落把从这些应用中取得的一些概念成果呈现出来，添加到由此产生的进化治理理论。进化治理理论的很多未来发展路径都是可能的，当下我们探讨下面五个研究主题。

能动力

第一个论题跟随后结构主义学术圈关于人的能动力作为变化驱动的争论。后结构主义经常受到据称忽视主体性、主体动机和由此动机激发的行动的批评。在我们看来，这些批评是建基于对福柯与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的误解，以及个人自主性、合理性和本真性神话的非批判永恒性。对这些批评的回答也推动了进化治理理论的澄清与发展，它合并了接近于后结构主义根基的主体观念与对象构形。因此，我们发展出思考行动者意向性的作用的路线，重设能动者—结构争论，它主要建基于两种误解：一方面是所谓结构的固定特征，另一方面是假设的主体消亡。人作为行动者在治理中起作用，然而他们怎样起作用通常是想当然，他们的能动力被假设为一种性质（Van Dam et al,2015）。对进化治理理论而言，变化可以有很多原因，行动者可以是内在复杂的与部分不连贯的，个人可以转换话语、角色和阶层身份，参与在治理中建构或由它分配的主体性（Van Assche et al,2013）。

我们联系管理科学，并重新解释制度运行观念，主要不是要修正进化治理理论，而是从不同方向上来阐明它，强调为了维持、发展和打破制度或更宽泛的治理构型，人们可以和必须采取的真正多样化的活动（Beunen et al,2017）。进化治理理论所认可的治理运行的每一个方面，在造成每一种决策的影响的共同进化的复杂之网中，可以发挥作用，可以影响人的行动并受其影响。不同的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与何种环境中，意向性或更具协调形式的策略具有效果（Van Assche et al,2018; Deacon et al,2018）。我们知道，施行从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一种按下按钮的事情。在进化治理理论看来，治理进化仅仅部分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能够归结到策略的就更少（Bisschops ＆ Beunen,2018）。当然，进化治理理论中治理的共同进化特征增加了复杂性层次，因为人的能动力也与治理的所有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权力/知识构型形塑人并被他形塑，制度由人来使用、解释和建立。然而这种构型中的个人行动从不会是完全自由的、合理性的、本真性的或决定性的。一种新的领导力观念正在缓慢变得明确，而领导力最有可能被分配、不能简化为专业，并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界限上执行（Van Assche et al,2017a）。

物质性

另一个最新的主题聚焦于物质性对治理和治理进化的影响。它根据从话语对象到物质化对象的轨迹来研究建构（设定）治理对象，考察物质性在形塑、启用和限制治理中起到的作用（Djanibekov et al,2016;Djanibekov et al,2018）。来自行动者网络理论、设计理论和弹性思维的要素丰富了进化治理理论。这些新要素被重新定义以适合进化治理理论的框架，并提升它的广度和深度。把握物质世界对治理的重要性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环节是把治理系统置于社会—生态系统中，治理成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起到了双重作用，协调做出集体约束性决策的特殊作用，以及在社会和生态之间划分界限区域的作用，社会对环境的影响在界限区域内得到协调（Van Assche et al,2017;2019b）。

我们谈论物质事件是作为物质性断定自身处于治理中的事件，并发展这些事件的类型学，有些事件从治理内部不容易观察（Duineveld et al,2017b）。我们引入第四种依赖类型，即物质依赖。引入物质依赖类型学，区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质性，区分对象、基础结构与环境，区分可启用与不可启用的物质性种类，而根据治理所设定的目标，区分的每一边都能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结果（Van Assche et al,2017a）。这里一个有用的发现是，评估物质依赖取决于治理路径情境，以及共同体拥护的策略情境：如果郊区发展是目标，毗邻的山区就是问题；如果目标是山区旅游的卫星居住点，毗邻的山区就是资产。

冲突与风险

理论发展的第三个主题是冲突与风险在治理中的作用。冲突被看作构成治理的可能性与限度和内嵌的调节与控制企图（例如，通过计划和设计手段）的产生性和破坏性力量。可以通过说明冲突出现的历史，它们的路径依赖，它们与组织、行动者和制度的关系（相互依赖）来理解冲突的作用。在字面意思上冲突是产生性的，通过产生对象和主体，或者通过提高治理的有效性与效能；通过应对权限争夺、政府高层和破坏共善的有问题行动者而为共同体赢得斗争，冲突也是产生性的（Pellis et al,2018）。冲突有助于强化制度、发展新制度、简化程序、巩固共同体叙事和认同、增强参与。冲突也可以做与之相反的事。马基雅维利已经指出冲突的双重本质，有益的冲突会巩固共同体，外部或内部的有害冲突会破坏它，额外的问题是区分二者的困难。只有事后才容易看到何种冲突破坏了治理构型、制度信任和制度能力。

风险是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治理像关注追求集体目标和共善一样要关注避免灾难。这里的灾难包括自然灾难但又超越它。灾难是指动摇治理自身的所有事件，超越现在担责的特定的一系列行动者。治理转型未必是灾难。我们为认知能力和制度能力（即治理系统的协调能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保留灾难一词。失败国家是最清楚的例子。治理本质是这样的，很多行动者认同构型的特殊状态，要么出于直接的自身利益，要么出于对内建于构型的叙事与知识的信念。因此自身或派别的灾难容易与共同体的灾难相混淆。如果治理部分地是避免灾难，就容易明白，对日常治理的短期视阈来说，它接近于风险管理。各种或大或小的风险被（或者不被）察觉、评估和处置。在进化治理理论的最新分支中，我们发现风险察觉、评估和管理在治理中一直彼此形塑，在不同的案例中，有不同的活动占先或者支配（Legese et al,2018）。因为对象和主体在治理中被建构，风险也是这样。如果特定风险是物质依赖的事情，在那里可应用的东西，也可在这里应用：它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策略中可以重新界定。洪水可以是管理得不好或非常好的一场灾难，它可以是引进特质更好的新景观（根据水利、自然保护和旅游）的一种经济的、政治上权宜的方式。

未来及其知识

我们把进化治理理论对未来及其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治理对未来的作用的概念化进一步精炼。不能通过定义知道未来，但对未来的想象、理想状况的想象、行动者和制度共有的目标可以作为治理的产生力量来看待与研究。它们可以作为目标依赖起作用。治理中产生的未来起初可以脱离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未来，但仍然必须与它话语构型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故事可以是新的，但价值、特征和戏剧化必须是熟悉的、可理解的和有说服力的。除了研究施行问题，基本的问题是要描绘出发挥作用的目标依赖、新的愿景或目标对现在进行的事情的不同效果、这些效果怎样形塑治理进化的下一步骤、个人行动者与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策略选择（Boezeman ＆ Kooij,2015）。

目标依赖可以用几种方式来类型化。一种方式是它们具有的效果：少数或多数、路径依赖或路径创建、对准目标或朝不同方向运动、创造新的对象和行动者或消除它们，等等。与先前的相反，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叙事，把它整合进新的治理行动者、新的联合和一种反计划。一种区分它们的不同方式是通过考虑至关重要的目标的形式和宏愿：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大目标或小目标、简单的或复合的目标、全面的或不太全面的目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目标。一种全面发展的愿景占据序列的一端，非正式的短期目标占据另一端。

为了深入理解目标依赖，我们需要系统地把它与治理的权力/知识构型、治理中存在和缺失的各种知识，以及它们怎样影响系统中的思维和行动联结起来（Felder et al,2015）。目标、愿景和策略可以与一种支配性专业知识、共享的意识形态、在共同体中广泛传播但通过灵巧的行动者的透镜折射的叙事紧密联结起来。治理中产生的隐喻可以导致对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彻底的再解释，可以产生想望未来的新叙事（Beunen et al,2013a,b;Van Assche et al,2012）。类似地，目标建构之后，它的影响由造就治理的知识基体、叙事和意识形态来形塑。如果未来直接源自于身份叙事，治理变成身份政治，也变得不适应。

策略与长远观

部分地由前面提到的进化治理理论的扩展所激发，我们发展了分析治理中策略的形成和效果的一种新框架。策略被概念化为要求连续适应的产生性虚构。它们从不是完全可能的，从不会如期望的或希望的那样精确地制定出来，然而它们是治理必要的和有效的部分。甚至当治理发觉自身作为（在治理内部）再生所是的东西，或（在治理外部）保存所是的东西，作为非计划的、持续的调控需要（例如以传统方式或方向）和治理的连续进化，甚至无需意图，就意味着需要策略。策略自身要求连续的适应，即使这不被承认（Van Assche et al,2018）。

它也可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从全面的再发展计划到概述和餐巾纸上的几句话。只要存在着以行动导向形式来阐述长远观，它就是策略。需要界定几个步骤：与制度联结、协调机制、与在治理及其嵌入的共同体中出现的和有说服力的叙事和知识相联结。在我们看来，当把它置于治理情境，策略自身需要新的分析；通过进化治理理论透镜来看策略，使得策略观念和策略化行动看上去是不同的（Deacon et al,2019）。

在治理情境中，即在超越策略化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尺度上，考虑到复杂性、多种目标、行动者、共同体中的知识，产生性策略必须同时是：关于未来的叙事；既存的和新的一套联结制度；内聚的制度自身足以被感知到并作为协调工具发挥作用（Van Assche et al,2018）。

长远观与策略可以用几种方式联系起来。策略可以从观点中突现，观点可以从策略中突现（例如，当策略少有内容，或者明显是关于主要中介目标的一种妥协），它们也可以从同一个过程中共同突现。更进一步，在治理内部和外部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使这种图景更有意思：治理内部的长远观可以产生策略，或者治理外部的长远观可以产生治理中的策略。治理策略的对象由广义的共同体或政体中的新叙事和长远观来创造，这也是可能的。甚至还有可能，内部叙事触发外部策略构形，从那里把新策略引入可能导致治理进化下一步的治理领域。

结论

当进化治理理论继续发展着进化治理理论，我们希望，进化治理理论的第一本著作为你分析治理动态和辨识变化的潜在路径提供有力的框架，更加深刻地理解计划、策略化和调控的多种效果。我们相信它完全可用于在各个层次上分析治理系统，从地方的到全球的治理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本书翻译成中文，并感谢译者启动并协调翻译工作，以及把它语境化。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能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者网络开启新的工作，并启发他们分析变化着的治理系统，对我们关于治理进化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理解做出贡献。进化治理理论可以深刻地改变治理中的学习过程观念，因此也改变适应观念和变化观念（Leta et al,2018）。从其他地方学习，从在进化治理理论中看到的比较治理路径中学习，从我们的过去或路径中学习，从理论中以及从讨论和辩证法中学习，都是可能的和可取的，只要学习者把握了治理进化的根本（Van Assche et al,2017b;2018）。那意味着，最好的实践很少是最好的实践，奇迹方案并不存在，学习他人总是隐含着学习自我，渴望不同的未来需要细心关注从过去到现在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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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理论启发的研究总是会受到缺乏“实践参照”的指责。它们没有为其他人提供可使用的处方。它们观察实践并偶尔会问草率使用不完整的观念会获得什么。这并未排除以这种方式得到可用结果的可能性。但是，理论的意义将总是在于，一种创造观念更加可控的方法能够增加更多可用结果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能够减少产生无用的激动的可能性。

——卢曼（Luhmann）1989

我们必须行走在剃刀边缘，避免表象论（客观主义）和唯我论（观念主义）。

——马图拉纳（Maturana）和瓦雷拉（Varela）1987

改-改-改-改变。转向并面对陌生。

——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