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大成

韩国高丽大学崔官教授的汉译学术力著（原著名是《壬辰倭乱：从历史到文学——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战争》）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心中一阵欣喜。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现在正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空白。

西谚有云，“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讽刺那些不能正视经验、直面历史的笨伯。也许从根性上看，我们人类不分民族均有一种屡教难改的文化习性，不论是与他人还是不同部落、族群、种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我们习惯于从主观出发，轻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把自己希望如是的东西当成客观事实，而拒绝看真实的情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习性中并非仅有善于学习的一面，而是同时存有趋于保守的倾向——过于自信，自以为是，喜欢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他人，以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评判他人。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困难或可能性，竟会成为康德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由此产生了无数哲人为之绞尽脑汁、不懈奋斗的伟大的形上学传统。从希望哲学到交往主体性理论，都在为解决这一困难而努力提出各种可能论证。历史上，在不同族群、种族、国家间，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认识论或文化习性，相互间的误解或错判对方的结果，往往会引发惨烈的战争，民族、国家都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历史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进程，对后世的发展影响至深。这种痛苦的血的教训，史上比比皆是。然而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训，我们进步了没有呢？看看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纠纷与冲突不断，就能明白，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真正能够直面历史并客观地看待对方，能够注意理解别人、邻居的感受，尊重并理解别人、邻居的不同想法、不同习惯、不同价值观，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要说千百年来的历史，就是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不是同样有人至今还回避历史真相？他们拒绝吸取历史教训，企图抹杀历史事实，竟全然不顾及别人、邻居的感受。他们从不打算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中。仅就16世纪末这场三国历时七年多的战争来说吧，不仅三方各自的历史记述不同，三国当代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了非常大的差异。十几年前，我在开始对这个历史课题做深入调查研究时，发现由于语言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习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三国学界关于这场战争史的研究结论与表述也极为不同。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了侵略朝鲜李氏王朝（目标指向明朝）的战争，历时七年多，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后，战争才得以结束。关于这场战争的命名，明朝人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东征”之役；李氏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人称之为“文碌——庆长之役”，民间称为“秀吉的朝鲜之役”，“征韩伟略”等。到现在为止，三个当事国的学界，仍然没有充分必要的交流，亦不能达成认识的统一，仍然各自习用自己的历史概念来命名。这个现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对这个发生在42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要想做到各方立场的充分沟通和理解，形成共同的知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制约人们在认识上难以达成某种程度共识或形成共同知识的原因，非常复杂。它不仅受制于语言、史料、研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往往能最本质地反映出我们人类的文化根性和道德困境。一句话，国与国之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知、评价、理解上的困难，有时恰恰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认识论问题，而首先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和伦理问题，表现为在认识论背后的文化根性与道德勇气。

本书恰好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壬辰倭乱结束120年之后，申维翰作为朝鲜通信使被派到日本。《海游录》中记录了一段他与雨森芳州的对话。雨森芳州在长崎学过汉语，也曾在釜山的倭馆学习朝鲜语。他是当时一位罕见的既通汉语、又会朝鲜语的日本人。受他老师木下顺庵推荐，雨森年轻时即在对马藩谋事。作为外交官，他也曾跟随朝鲜通信使到日本江户，陪伴申维翰旅行数月后，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雨森东（芳州）尝于江户客馆从容谓余曰：“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日本与贵国隔海为邻，信义相孚。敝邦人民皆知朝鲜国王与寡君敬礼通书，公私文簿间，必致崇极。而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后略）”辞色甚不平，怒肠渐露。

余（申维翰）曰：“此自易知，顾贵国不谅耳。君所见我国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乱后刊行之文也。平秀吉（丰臣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荐绅，下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至于今日，圣朝仁爱生民，关市（釜山东莱的倭馆）通货，且知日东（日本）山河，已无秀吉之遗类。故遣使修睦，国书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岂敢复提宿怨。”（引自本书第37—38页）

实不相瞒，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哑然失笑，就我们与许多日本朋友交往的经历中，不是也会在许多场合遇见类似的情况吗？他们会对中国大陆影视、文学中的抗日题材以及艺术表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疑问与不理解。这种时候，我会善意地提醒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和身份，比如从受害国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来体会一下邻居的感受？进一步，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认识”上的难题是普遍存在概莫能外的。我们在与不同的对象国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历史上与日本人、与朝鲜人交往时，虽然不是处于某种战争状态，而处于比如说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作为和平使者的正常文化交往中，在彼此的学习、认识、理解中，难道就没有我们需要注意亦须避免的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吗？明、清两代与朝鲜王国如此友好亲密的外交关系中，“天朝”与周边朝贡体制下的小国的关系中，我们是否能敏感地体会到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文化宗主国的优越地位，会不会也让我们的先人们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体会不到邻居的感受呢？

当然，除了相互间认识上的文化、道德因素之外，也确实还有许多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影响我们彼此很好地沟通与理解。事实上，虽是近邻，明、清两代与朝鲜的关系又可说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却仍然不能说我们真正、更多地了解对方，我们的认识仍受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我们相互间存在着客观上的“无知”和“误解”，会造成彼此间许多错判，有时历史的车轮就是在这种误解下被引到了悲剧的岔口。

崔官教授的一个重大贡献正是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无知”状态，读这本书就如同恶补了日、韩三个世纪中文化传播史的基础知识。他对于这场战争整体的“历史过程”部分并未花太多的笔墨，因为这些基本史实恰好三国学界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是争议不大的部分。他浓墨重彩地直接进入了不同的历史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历史、文学描述，进而描述了保留在韩日两国文献中对有关历史的不同叙述。必须说明，我并不是说“历史事实”部分的研究已经不重要了。这个部分，虽说目前汉文史料为三国研究者所共见，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展开。2002年，我在韩国水原国史馆的资料库，看到了韩国学界编纂出版的相关史料与研究，真可谓是汗牛充栋，应有尽有。十年来由于担任了“壬辰之役汉文献研究”的重点课题，我已六次去韩国和朝鲜，一次去日本做了大量调研。由于朝鲜半岛曾沦为日本殖民地，加之“二战”后的冷战结构等历史原因，当代韩国学界与日本学界的交往比中国更加充分，他们对日本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也做得更加完备，因而能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就是充分而深入地描述了韩、日两国历史上关于这场战争的种种事件、人物、传说、故事、母题、相互间的文化影响乃至一个文化符号在另一国的不同历史环境下相应的变异，如此这般产生的新的因素，影响了后人相关的想象与认知。比较而言，中国方面，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相关研究明显不足。我们充分利用了汉文史料包括《李朝实录》，也涉及了日本方面的汉语文献，但对用韩文与日文记录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却所知不多。甚至仅就汉文记录的韩国史料而言，也没有充分地利用，韩国方面编辑的许多史料，并没有被我们的研究者所寓目。除了语言障碍外，还有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相关历史研究与叙述的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崔官教授的这部著作，弥补了中国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韩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供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风格。

崔官教授强调指出了这场三国间战争的国际意义。他分析了16世纪欧洲人东来的影响，在大航海时代西人东渐之始，包括火绳枪（“铁炮”）的出现如何促成了最后东亚的“地壳变动”。这种影响先是从日本发生——日本大名织田信长用经过了改造的火绳枪部队击败了战国时代强大的武田军团，最终成为完成日本统一的力量。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个结果的促成者，由他直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削弱了明朝，令之最终被满清所灭，改朝换代，同时也使丰臣集团的统治崩溃，德川家康取而代之。一种新式火器就这样从西洋飘洋过海来到日本，在各种历史合力的影响下，撬动了东亚的地壳变动，形成了新的历史格局。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日本从朝鲜各地掠夺了大量的人口、书籍、活字印刷技术（朝鲜最先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朝鲜的儒学者和陶工，极大影响了日本近代的思想史和陶瓷工艺建筑技术，这则是战争中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世界史上通过战争中的人与物的流通，改变和影响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情况相当普遍。相应的，参加明军援朝部队的兵员中，则包括了“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这是明人说法）的兵员，不仅明朝内部，周边地区各国均有人员参入，虽数量并不很多，却造就了一支真正的国际部队。阐明发生于中日韩三国间的重大事件的国际性质，非常重要。实际上这是从一个国际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书新鲜、有趣的地方在于书的后几部分。第一部有关战争史的叙述，大体上中国史料与研究水平与韩、日方面差不多。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侧重于战争的历史文化后果，特别是文化符号与文学形象在韩、日两国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中国来说，这恰恰是过去研究中最为缺乏的部分，也是我们了解最少的部分，因而使本书的二、三、四、五部分的内容精彩纷呈，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举一个我感兴趣的例子。

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中，描写了丰臣秀吉的一员猛将也是侵朝战争中的先锋之一“虎之助”（加藤清正），曾受过藤原惺窝的教诲，惺窝让他一读《论语》。事实上，藤原惺窝与朝鲜被俘学者姜沆的接触，直接促成了他从一个佛教学者转变成了日本儒学的重要开山。姜沆（1567—1618）与日本近代儒学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的相遇十分重要，可说是日本近世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姜沆是朝鲜时代初期有名的学者姜希孟的第五代孙，师从成浑，深受朝鲜儒学代表人物李退溪、李栗谷影响，是一位开辟了儒学思想新境界的杰出学者。丁酉再乱时期即1597年9月，在全罗道灵光前的海上，姜沆被藤堂高虎的水军所掳，从大洲移至京都后，为医师吉田意安撰写的《历代名医略传》写过前言，而吉田意安又将姜沆介绍给了藤原惺窝。那时，藤原惺窝正处于佛教思想向儒教思想转换的过渡期。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学习了朝鲜的科举制度与春秋释奠（阴历2月和8月文庙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四圣、十哲、七十二贤的仪式）等儒教礼仪。另一方面还抄写四书五经等所谓“姜沆汇钞十七种”。当时的大学者藤原惺窩已被德川家康任用授课，他的性理学思想由其弟子林罗山等继承。经惺窝推荐，儒学家林罗山掌管了刚刚成立的江户幕府官学（教育、文书、法令、外交等），并在性理学的基础上，树立了江户幕府的政治理念，为幕府官学奠定了基础。林罗山大量收藏、嗜读掠自朝鲜的朝鲜版书籍。姜沆1600年在藤原惺窩、吉田素庵等人的帮助下回到朝鲜，留下了著名的日本扣留记《看羊录》。（见本书第50—51页）姜沆的《看羊录》详细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生活细节、接触的人物及与日本文人大量的唱和之作。最有意思的是，其中记录了他与藤原惺窝交往的一个故事，藤原惺窝对丰臣政权表现了反对的态度，甚至当面说，如果唐军（明军）能够进攻日本本土，他们愿意引路攻打秀吉的战略阵地。说实话，我在《看羊录》中读到这个段落时，真是大吃一惊，我在想，如果说20世纪有一种叫做“国际主义”精神传统的话，那么早在16世纪，这个日本人的思想中表现出的国际意识，应该如何来评价呢？本书用许多历史细节呈现给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景观，其丰富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这里，作者条分缕析地梳理出两国间文本的相互影响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历史认识的大门，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历史事件对于后世文化的复杂影响。

读到崔官教授书中大量的文本梳理时，我想到国内可以与之比较的唯一学者是韦旭昇先生。到目前为止，韦先生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对这段历史做了文学文本研究的人。他的《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和《抗倭演义〈壬辰录〉》（朝文本、汉文本）等，可谓绝唱，令人叹为观止，甚至到现在国内都还没有出现相关的、同水平同主题的研究。韦先生的工作在国内实属开山性质，不过与崔官教授的这本书相比较，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崔官教授具有全面广泛掌握日、韩两国文献的便利条件，因此游刃有余地给我们展示了三个多世纪日韩两国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和变异的宏阔、美丽的画卷。

反观国内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显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工夫没有做足。事实上，明史中有关这场战争的纪录就相当粗率，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由于明史是清朝人所编，对于当时三国的复杂关系已经缺少了切身感受，许多事件过程的记述也过于简略，甚至许多重要人物都没有列入明史列传中。由于清人不可能看到李朝实录等朝鲜王朝的不同史料，更没有机会获得日本方面的历史记录，所以许多历史事件的记录甚至是错误的。时过境迁，牵涉前朝命运的危机感不会被新朝所感受，加之是在“外邦”邻国的一场战争，凡此种种，清代几乎没有什么人去整理和研究这段历史。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才有了几本小册子记述这个历史过程，但也没有人来认真地做收集、整理史料的工作。1990年，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了影印本《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算是国内第一次出版了当事人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录了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柳成龙（朝鲜）的《惩毖录》，川口长孺（日本）的《征韩伟略》（晚出），算是第一次“汇集”了三国史料。但这个汇辑明显存在着收录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不要说没有收入许多朝鲜时代的汉文史料，就连明人钱世桢的《征东实纪》也未收入。而我们国内比较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就更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原苏州师范学院柳树人（朝鲜族）先生曾有一部遗著《壬辰抗倭战争》，80年代由延边历史研究所内部出版，编入《延边历史研究》第二辑。这是国内最早的一部系统、完整、全面研究壬辰战争的历史学著作，从此书最后的文献附录中，也能看出柳树人先生多年来的积累，的确下了很大工夫。其中参考120种朝鲜古籍（王室官方史录、私人笔记、文集，文献、碑文等），90多种日本古籍，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国内这段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90年代中国大陆的军事史研究中，亦有几部史著涉及壬辰战争，其中由中国军事科学院所编写的中国军事史明代卷，算是比较详细地从军事角度对这场战争作了描述。与五六十年代的著述相比，它利用了日本战记及台湾编辑的一些史料，因此在叙述战争历史过程和细节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但只限于军事史方面（应该指出，在材料的来源方面显然利用了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在台湾，有李光涛、郑梁生等先生做的工作，包括史料的整理，收集了除中国史料外的李朝史料和部分日本史料，并且有了李光涛先生的《朝鲜“壬辰倭祸”研究》这样的专著出版，标志着台湾史学界在此专题研究上达到的水准。李著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朝鲜李朝的汉文史料，纠正了明史与日本外记中的许多错误。综观全书，李先生的研究立场和历史叙述角度非常鲜明，同时受语言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地利用日本和韩国的研究成果。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崔官教授的这部著作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一个福音。他系统、全面、别开生面的研究，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进入了朝鲜、日本历史文化相互影响的观念史、器物史、传说与文学文本的衍化史，填补了一大块历史空白，丰富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近代以来的朝鲜史和日本史的种种问题。这个工作虽然来得太迟了，但实在是大有必要。我随手举两个例子，王国维在他的论史诗二十首中曾涉及了这段历史，但由于缺少史料，他诗中错以为碧蹄馆之战本来能够擒住丰臣秀吉。而台湾著名作家林佩芬在她的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中描写到这段历史时（当时努尔哈赤曾向明朝请缨愿意出兵入朝），完全弄错了基本史实，甚至闹出了大笑话。由此可见我们国内对于这段历史的模糊不清的认识影响有多么严重。而本书的出版会极大地改善这种状况，带动相应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出版工作，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崔官教授的著作文笔流畅，娓娓道来。他非常善于讲故事，使这部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叙述深入浅出，具有文学魅力。我相信，这些优点一定会吸引热心的读者。这当然也反映出译者、校者的辛劳和良苦用心。

我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推动和迎来一个“东域”研究和出版的热潮。我曾在文章中提出过所谓“东域学”的概念。从历史上看，中国大陆和东部地区国家的关系，其历史影响要大于西域。从隋唐到明清，东部历史关系的变动影响到中国大陆中央王朝的安危倾覆远过于西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关系，包括近代以来的历史关系，都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介绍。而有关壬辰战争历史的汉语文献，比如《李舜臣日记》、赵庆男《乱中杂录》等朝鲜时代的汉文献，亦应尽快推动在国内整理出版。历史上一衣带水，三国间的相互影响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应建立在一种正确的并为三国人民所认可和共享的历史认识的基点之上。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它不仅有利于推动我们国内学界对这段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在我们彼此认识、了解、理解对方的民间交往上，也会产生良好的作用。

善邻乃国之宝也，这个古训言犹在耳，而相互间的深入沟通与理解，是作善邻的重要基础。我对崔官教授的著作在我国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借此机会表达一点内心的欣喜之情。是为序。

清明节于海淀百家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