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翻译学术著作其实费力不讨好，但我仍然热衷于翻译，而且还组织了一个年轻学者（主要是我的朋友或博士生）为主的团队一起翻译。

翻译费力不讨好有三大缘由：其一，翻译不是字对字、句对句、段对段就了事的，而是需要用一种文字来诠释另一种文字，需要用一种文化来诠释另一种文化，需要游走于两种文字和两种文化之间。其二，在很多高校，译著都不计入科研业绩，除了中华学术外译之外，在大多数出版资助工程中，译著都被排除在外。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其三，翻译著作一旦出版，假如出现了重大错误，批评还在其次，如果误人子弟就让译者心中不安了。

虽然如此，我仍然热衷于翻译，也有三大理由：第一，我觉得翻译是精读的最佳方式，当我想精读一本英文原著时，我会采用翻译这种模式。单纯地精读一本英文著作可能很容易，对文字与文化的转换没有严格的要求，但翻译就大不一样了，译者需要在两种文字和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转换，是精读之上的精读。第二，虽然当代年轻学者都能读、听和说英文，但能读并不意味着就读懂了，毕竟“能读”和“读懂了”完全是两回事，翻译可以让他们深度精读英文原著。而且，目前我国年青一代学者英文的听、说、读的能力都不错，但写作能力普遍有待提高，不管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的能力都普遍有待提高，翻译可以帮助他们深深领会英文写作的诀窍，并且提高专业语言表达能力。第三，对初学者来讲，译著仍然非常重要，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学者不以功利为计，通过译介推广学科理论，比如武宏志教授就在非形式逻辑学领域率先做了翻译工作。我们希望读者可以凭借译著迅速进入相关学术领域，并在两种文字、两种文化之间切换自如。鉴于此，本译著的目标读者定位是那些刚入门的初学者，而不是论证领域的资深专家。当然，我们非常期待资深专家的批评与斧正。

2018年5月19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宣布：“今年开始，清华大学要给新生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2020年全校普及这门课程。”这则新闻很快就上了头条。用网友的说法，引来了高等教育界的一片怒赞。之所以引来怒赞，是因为目前我国高教界有一个共识，当代大学生的写作与沟通训练普遍匮乏，包括博士生在内。有好几个学生都向我提过这样的要求：“老师，我的毕业论文能用英文写吗？”我说：“你少跟我瞎掰，你认为你的英文比中文更好吗？假如一篇文章，你用自己的母语都无法表达清楚，还能用外语来表达清楚？”我的团队以年轻学者居多，虽然很多学校都不将译著认定为科研成果，但大家都秉持前述理念：精读、学习和传播。在他们的科研简历上，这项工作并不能带来现实利益，但我想，在他们各自将深耕数十年的学科领域，这既是学术积累，也是学术贡献，在未来漫长的科研生涯里，这将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翻译本手册缘起2014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八届国际论证大会（ISSA-8）。国际论证大会由国际论证协会（ISSA）主办，每四年一届，按惯例7月初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召开，被誉为论证理论、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范爱默伦是该学会及其系列国际学术大会的创始主席。在那次大会上，斯普林格出版社不仅首次展示了本手册的英文版，而且还在港湾音乐大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发行仪式（见下图）。但当时出版社给出的定价吓倒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因为当时的定价高达698欧元，后来手册面世时的实际定价大大地下调了，但仍然价格不菲，法国亚马逊标价为449.88欧元，美国亚马逊标价为539.85美元，中国亚马逊的价码更贵，有两个标价：5352.5 元和6871 元。当然，在中国的这个标价可以视为收藏价，因为只有那些想收藏此书的人才会去买，而一般学者无须购买，因为众多高校图书馆都购买了斯普林格出版社的电子数据库Springer Link，我们完全可以免费获得此书的电子版。

也就在那次展示时，我第一次见到样书，马上就觉得本书对论证理论与非形式逻辑理论在我国的推广来讲意义重大，决定把它引介到中国的论证理论界和非形式逻辑界。力求通过本手册清晰简明的概览，使初学者能够对论证理论从碎片化了解上升到体系化认识，并在读者产生相关研究兴趣时能够按图索骥，展开拓展性阅读。本书的特色表现在：与一般的理论工具书相比，论证理论手册体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学理性更强；与一般的教程相比，本手册更全面、系统，说理充分，而且顺应时代，不陈旧、不脱节落伍。经过精心挑选，我组织了一批年轻学者和我的部分博士生，搭建了12位成员的翻译团队，每位成员负责本手册的其中一章。译者分工如下：

第1章论证理论由江苏大学吴鹏副教授翻译；

第2章古典背景由西南财经大学吴晓静博士翻译；

第3章后古典背景由中山大学郭燕销博士生翻译；

第4章图尔敏论证模型由中山大学王春穗博士生翻译；

第5章新修辞学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陈伟功博士翻译；

第6章形式论辩进路由华东政法大学杜文静副教授翻译；

第7章非形式逻辑由中山大学谢耘副教授翻译；

第8章交流学与修辞学由厦门大学杨颖助理教授翻译；

第9章语言学进路由中山大学李洪利博士生翻译；

第10章语用论辩论证理论由南开大学于诗洋博士翻译；

第11章论证与人工智能由复旦大学陈伟副教授翻译；

第12章以及手册的其余部分由我本人（中山大学熊明辉教授）翻译。

最后，我负责全书的中英文统校，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我能行使某些“特权”，可以尽量让书稿翻译得自洽。当然，也只是尽量而已，事实上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发现其中许多不自洽之处。假如您发现了这类问题，或者有任何意见、建议，请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在后续修订版中更正。

翻译一部988页的巨著无疑是一项巨大工程，而且本书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如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用学、交流学、人工智能等。翻译此书不仅仅要游走于中英两种文字以及中西两种论证理论之间，而且还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因此，这个难度系数增加了不少。尤其是，对于许多关键的英文术语而言，不同的学科领域往往都已有一套盛行的中文术语与之相对应。同样一个英文术语，在国内不同学科领域却对应着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术语，有时还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比如，“argumentation”这一术语，到底译为“论证”还是“论辩”好呢？从传统上看，语言学家习惯将其译为“论辩”，其源头在于1991年施旭在翻译范爱默伦与荷罗顿道斯特的《论辩、交际、谬误》（北京大学出版社）时将其译为“论辩”。就该书而言，这种译法显然是正确的，因为范爱默伦明确把“argumentation”定义为“一个交际与交互行为的复合体，其目的是通过提出一组论证者可以为此负责的、能使理性裁判者通过合理评判接受争议立场的命题来消除论证者与听众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参见本手册第1章），有意见分歧，就会有两个论证主体，然后就会论证互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argumentation”的出现都译为“论辩”。比如，约翰逊（Ralph Johnson）也经常使用“argumentation”一词，但他的同事汉森（Hans V.Hansen）2013年来中山大学讲学时说，约翰逊的“argumentation”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argumentation”，只是“argument”。一方面，这说明汉森的“argumentation”概念与范爱默伦的差不多，都是基于两个论证主体互动的。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即便在英语世界，“argumentation”与“argument”这两个词也经常交换混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本书作者在介绍图尔敏论证理论时，总是喜欢用“argumentation”去替代“argument”，而图尔敏本人用的却是后者。

又如，“communication”一词，我国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科群叫“传播学”，其对应的英文术语是“communication studies”，但哲学家关注“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的传统也很悠久，比如哈贝马斯的“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国内哲学界习惯上译为“交流理性”或“交往理性”。为了在论证理论框架下统合本手册的关键术语，我们选择的术语大多数源自哲学或逻辑学领域的日常用法。这是因为哲学概念和逻辑学概念往往比具体学科中的概念更具统合能力，当然也因为我的学科背景正是哲学和逻辑学。

按原计划，本来2015年中文版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小伙伴们也很给力，2015年5月底，初稿基本上都已完成。然而，联系版权转让时，斯普林格出版社表示为了不影响英文版的销售，想在英文版发行一段时间之后再转让中文版权。就这样，这些译稿就先搁在我电脑的文件夹中了，但校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其间，我的研究生团队还专门就译稿展开了一个学期的研讨。2017年，我还在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论证（成都）会议”，本手册的内容就是会议的主题之一，主要由各章译者介绍每章内容，然后集思广益、去芜存菁。

一晃三年过去了，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喻苗女士与斯普林格出版社联系，版权转让事宜顺利完成。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喻苗编辑，没有她的精心策划，没有她精雕细琢地编辑，本手册不可能闪亮地出现在您的眼前。我还要特别向武宏志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武宏志教授对我开始给出的关键词翻译提供了仔细全面的建设性意见，他的这些灼见都已体现在译著之中。假如我们的工作能够帮助您快速了解论证理论和非形式逻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假如你因为读了本手册而迷上论证理论或非形式逻辑研究，那绝对是我们的意外惊喜。

熊明辉

2018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