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判断的组织化”，这一名词或许一下子难以理解，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是“企业是将企业家的判断化为组织的结果”。本书的作者建立了“企业家的企业理论”，是从企业家精神角度来看企业。该书曾荣获奥地利学派“年度图书”，有非常大的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思想应用于经济发展（熊彼特），也被应用于市场均衡（柯兹纳），而本书将企业家精神应用于企业理论。威廉·鲍莫尔说，“企业理论没有企业家，就如同《哈姆雷特》中没有丹麦王子”，而本书成功地建立了企业家和企业理论的桥梁，让企业家回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由于这一“回归”，“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有了很大的“改善”，体现在理论分析更为深入、更微观，也更具有动态性等方面。

2006年，笔者在哥本哈根商学院访学时，福斯教授曾对笔者说他有“奥地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和战略管理”这三根“柱子”，这本书恰好体现了这三根“柱子”的结合。更为准确地说，本书的思想资源有三个来源：奥地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奈特的企业家和企业理论。本书在企业理论方面补充了奥派经济学，因为奥派经济学传统上没有企业理论。作者通过“企业家精神”“判断”和“产权”三把“钥匙”，打开了“企业”的“黑箱”；通过对“判断”的探究，作者实际上也打开了“企业家精神”的“黑箱”。

一 企业的性质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一个生产可能性集合，如科斯所说，是把企业视为黑箱，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把企业视为黑箱的理论根本不是一个企业理论，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厂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传统上有两种企业理论，一是科斯的企业理论；二是奈特的企业理论。作者认为，科斯的企业理论强调“交易费用”和雇佣（控制权）；奈特的理论强调企业家和所有权，本书属于后面这个传统。本书的方法和科斯的方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借鉴了“交易费用”方法，认为“判断无法被交换”也可以归到“交易成本”范畴；“区别”在于科斯的企业理论中是没有企业家这一角色的，企业理论变成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计算和最优的产权安排的问题，企业的合约安排为这一目的服务，但本书提出的“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并不着眼于交易费用的最小化，而是着眼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所有者（委托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协调。与奈特的企业理论相比，奈特认为资本是同质的，而本书贯彻奥派的思想，强调资本的异质性，并把这种异质性和企业家判断及产权问题联系起来。下面具体看“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如何论述企业理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企业的存在，企业的内部治理以及企业的边界。

1.企业的存在

科斯对企业的存在的经典解释是企业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和哈特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发展了科斯的理论，提出了“合约理论”和“队生产”理论，合约理论认为由于合约不完全，存在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所以需要一个“中心缔约者”来对企业成员实行监督，并且获得剩余控制权；“队生产”理论也是从监督的必要性来说明企业组织的。这是一个建立在“有限理性”假设之上的企业理论，而“有限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延续。相比之下，“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建立在“行动人”假设上，也就是“企业家”的假设之上，该理论不是从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产生的计算问题来说明企业存在问题的，而是把企业的存在问题和企业家判断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合约理论和队生产理论中，缔约者只是计算最大化的理性人，而在“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缔约者是能够做出判断的企业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假设，显然后者是更为现实的。不可缔约是由“判断”本身的性质决定，而不是因为“交易费用”这样一个技术性的因素。

作者认为最有助于和企业理论建立联系的是坎蒂隆、奈特和米塞斯的判断方法。判断被理解为“企业家脑海中（或者企业家团队的脑海中）关于使用资源以满足消费者偏好的一种新颖的推断”，如前所述，判断是主观的、个人的、不可完全传达的和共享的，判断不可缔约，无法交易，企业家不能通过出售自己的“判断”来获利，只能通过创办企业来实现自己的“看法”，从他的判断中获取回报。“企业”是企业家实现判断收益的手段，企业家必须自己拥有产权才能实施判断和承担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假如没有所有权，那么资产的属性会被置于公共领域而引起未来的不必要的争端。

企业的合约理论（科斯、张五常）把企业视为雇佣合约，由于市场也是合约，这样就抹去了企业和市场的区别，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合约”理论在科斯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当合约不可能完备时，产权的配置就成了关键。但在哈特的理论中，产权某种程度上是“实物”的产权，而“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的高明之处是把产权和企业家判断联系起来，产权更多的是企业家判断的权力，这样就超越了“物”，进入了“人的行动”层面。企业家判断的权力为什么重要，其原因在于资产的属性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存在于企业家的判断中。在“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有两个层面的产权配置，即首先是配置判断权，然后才是配置产权，而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中，不存在第一个层面的产权配置，只有第二个层面的产权配置。

企业存在的解释与对资产属性的认识不可分。“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阿尔钦对产权的认识，尤其是在产权属性的多样化方面，但是本书从“主观主义”方面对阿尔钦的理论做了补充。资产的属性（新的用途）具有主观性，是企业家发现的，企业家拥有财产权方便了对资产属性的利用，如企业家发现资产有什么新属性，马上就可以通过命令的方式予以利用或试验，而这是根本无法通过交易的方式来利用他的“发现”的，一是别人不会相信；二是时间上的延滞。企业就是方便企业家不断发现和创造新属性的机制和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资产属性存在于资产组合，某种资产的属性和其他资产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时，才有价值。企业为企业家组合和利用资产提供了便利。

资产在市场中交易，其价格是由某种共同的属性决定的，而企业家可能看到了该资产其他方面属性，这种属性的潜在价值还没有为他人所发现，它与其他企业家打算与之进行组合的资产的属性相关，也就是说，资产属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关系”概念。当企业家购买了这种资产，并和其他资产进行组合时，就构成了“企业”。企业家通过企业，实现他所发现的资产属性的价值。当然，企业家也可能失败，即企业家对该种属性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

2.企业的内部治理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认为在企业内部，所有者做出原发判断，企业家授予员工做出派生判断的权利，并让员工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职责时，员工就成为代理企业家。作为代理企业家，员工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激励，但同时也可能利用这种权利为自己谋利，从而损害公司利益。因此，在公司内部，这两种判断之间存在如何协调的问题。

判断的实现需要授权，内部治理问题是因为判断的授权而产生的。“判断”的方法强调企业家在无法确知结果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决策意味着有人拥有权威，在企业内部实施判断，而拥有权威的人必须拥有资产，否则没有权威。所有权代表着在合约未能事先规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权利，企业家（所有者）借助于权威来把“原发判断”委托给代理企业家，让后者进行“派生判断”。如作者所说，在大型的、复杂的组织中，判断的授权在多个层级上都会发生。董事会授权给经理，经理授权给下级员工，企业是这样一个授权判断的层级。在“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做出原发判断的是企业家（所有者），如员工也有股权，那么员工也扮演企业家角色，做出原发判断。当然，决策权的大小与股权数量多少是相关的。

新制度经济学把所有权视为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最大剩余的手段。“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对所有权的功能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家拥有属性的一组权利，不需要就资产属性的多个权利和员工进行讨价还价，这样就降低了企业家做出判断的成本，使企业家能够获取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生产工艺等资产新属性的“剩余”。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对“合约”的认识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中，合约不完全会带来交易费用，因此也是应该“避免的”，但“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则认为合约不完备是必要的，“合约不完备”为企业家把决策权委托给员工，让他们使用派生判断，即为激发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空间。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合约服务于交易费用的减少但在“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合约服务于为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才能而作的产权配置。因此，根据“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这一问题并不存在。企业中员工的属性不是“劳动”，而是“代理企业家”；所有者的性质也不是“资本”，而是做出原发判断的企业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雇佣关系，不如说决策权的委托代理关系。

科斯认为“企业”是“命令机制代替价格机制”，这并不完全确切，企业还是有价格机制的，比如工资。那么企业是在哪方面代替了市场呢？我们认为答案是，通过多次的判断和试验的方式，赋予资产自己的知识，实现对资产所有权多种属性连续的和变化的使用（企业），代替对资产属性的一次性的判断和使用（市场）。也就是说，企业在资产属性的判断和使用上都不是一次性的，而市场是一次性的。比如雇佣一个人和购买劳务的不同，雇佣一个人是连续地使用他的人力资本，而购买劳务是一次性使用他的人力资本。又如，假如企业家购买一个资产，比如一块石头，然后连续地使用它，比如进行雕刻，然后卖出，这时即便他没有雇佣工人，他这一行为也是“企业行为”，而非“市场行为”，当然他购买石头和卖出石雕时是市场行为。一些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认为企业和市场都是“合约”，只是合约形式不同，因此应该放弃把企业作为分析工具，而把注意力放到合约上。这种观点就抹去了企业和市场的区别，没有看到企业的主角，即“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作用不是可以用合约来概括的。

和科斯、张五常等人的合约理论不同，“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内部不是通过合约来协调的，而是通过所有权来协调的。企业治理的目标，不仅是通过防止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等来降低交易成本，更是促进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和抑制破坏性企业家精神。相比市场，企业的优势是企业家拥有财产所有权，这使得他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建立他偏好的组织结构，实现上述目标，并且所有权还可以使企业家不断地进行组织结构的试验。这样就把科斯交易费用理论中缺失的企业家重新拉回到企业中。

3.企业的边界

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边界会扩张到降低的交易费用和增加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相同时为止。奥派经济学家，尤其是罗斯巴德，把经济计算和企业边界问题联系起来，对科斯的思想进行了补充。

企业家的判断或决策，也即经济计算，需要依赖外部市场提供的真实价格，每一种要素都需要一个市场价格。换句话说，假如外部市场消失，企业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企业规模越大，失去的外部市场就越多，企业家的经济计算就越困难，这种“困难”构成了对企业规模扩张的限制。这意味着企业的边界不可能无限扩张，“企业扩张会损害企业家自身”构成了一种自发的市场机制，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因为没有人可以事先计算出企业合理的企业边界，或不损害市场的企业边界在哪里，这也意味着“反托拉斯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法律隐含了政府是知道企业的最优规模，或不损害市场的企业最大规模，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市场和企业并非科斯设想的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市场萎缩，相关企业的规模也缩小，如胶卷被数码代替后，柯达公司的企业边界缩小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一种新的产品或要素的出现，也催生出相关的企业。有助于要素市场发展的措施，也有助于企业边界的扩张。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有最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有数量最多的巨无霸企业；相反，在要素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大企业的数量不会多，比如东南亚和南美洲就是这样，非洲更不用说。自发产生的企业和市场是兼容的。也就是说，不必担心自发产生的企业会损害市场。同样，如果企业是“人为的”（即并非由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家主导），那么这损害市场。假如一个市场中，国有企业数量多，那么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是不利的，这也意味着国企改革有利于市场发育。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对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相比科斯从“成本”角度的解释，在“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判断”提供了从“行动学”角度看边界的视角。单个企业的边界受制于企业家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如成功的判断比失败的判断次数多，企业家赚取了利润，则企业的边界就可能扩张，诺基亚和苹果就是例子。当然，腾讯对“微信”的准确判断也是如此。企业的边界取决于正确判断与错误判断的权衡。判断包括对企业外部因素的判断和对企业内部因素的判断，前者如生产什么产品，购买什么要素；后者如把原发判断委托出去，配置给谁。后者牵涉“用人”的问题，因此“管理”是与“判断”相关的问题。企业边界除了与原发判断相关外，也和员工的派生判断相关。如原发判断是正确的，而派生判断是错误的，那也会限制企业的边界。

二 如何看“判断”与“警觉”的分歧

本书作者批评了柯兹纳的警觉或机会发现方法，认为柯兹纳预设了已经存在的“机会”，而他们则认为机会在实现利润之前并不存在。他们强调机会的主观性，认为机会是“想象”出来的，不是等着被人们发现的。机会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因为机会难以衡量和操作。从判断视角来看，他们认为应该把“行动”，具体说是“投资”，即“组合当前的资源以期获得未来（不确定的）收入”作为分析单位，这也体现了米塞斯“行动学”的特色。从感知机会并不意味着利润的实现而言，将关注的重心放到“行动过程”是很有说服力的，实际上，企业就可以理解为“企业家行动的过程”。

然而，本书作者可能对柯兹纳有误解，他们和柯兹纳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柯兹纳“警觉机会”的框架中，机会也不是客观的，如前瞻型警觉就是“想象”机会。同样，企业家的“判断”是对他看到的“机会”的判断，这个被判断的“机会”是他认识到的，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企业家做出一个判断，就意味着机会的发现，所以，“判断”和“警觉机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理论服务的目的不同。强调企业家判断，企业家机会的主观性，企业家要承担不确定性，企业家要拥有资本等，是为“企业家的企业理论”服务的。而柯兹纳构强调机会警觉，是为“市场均衡”服务，企业家警觉到机会，是实现均衡的条件。或者说，本书作者把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拉长”了，把企业家从判断开始到实现利润机会的整个行动过程都纳入分析，这一过程也就是企业的建立过程。相比之下，柯兹纳只是截取了“警觉机会”这样一个截面，并不涉及对企业家后续行动过程的探讨。

三 企业家理论在宏观经济问题中的应用

作者不仅把企业家理论应用于企业理论，而且还应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是从总量角度考察宏观经济的，没有意识到宏观经济是“一张由互相有着复杂关系的资本资产构成的网络”，对构成这一网络的资本，企业家对其属性有各自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资本是异质的，企业家不断地根据他们对消费者未来需求的“判断”对资本进行组合，这意味着资本也是变动的，所以，资本不能被简化为有关“总投资”的数据。构成宏观经济活动的是无数的企业家决策，而非政府的政策，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家的判断决定着宏观经济的走向，而这一重要的微观视角被宏观经济学所忽视，换句话说，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变成了与微观（企业家与企业）割裂的“科学”。忽视个体层面的活动之后，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总量的最优，而这个“最优”也是经济学家虚构出来的。所以，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变成了服务宏观经济学家自己或政府目标的“科学”，而不是无数人互动构成的那个整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的科学。由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忽视了最基本的事实，与现实脱节，因此它也是与个体的生活无涉的，是飘浮浮在空中的。

从企业家的角度，作者认为发生危机后，经济复苏之策不是对陷入危机的企业进行救助，也不是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尽快清算不良投资”，把错误的资产转到更具价值的用途中，让这些资产转入到能够发现其新属性，使之能重新发挥作用的企业家手中。当然，我们不知道谁是能够使之重新发挥作用的企业家，政府当然也不知道，这时需要一个能够让资本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都能够有机会发现对方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应该具有促进资本充分流动，曝光不良资产并进行快速重组的功能。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问题时，受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影响，没有看到企业家、资源、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异质性，以及资产重新处理的重要性，因此，在政策措施上都是集中于总量指标的调整，如负债率或杠杆水平，认为“去杠杆”就是降低了风险。而这是错误的认识，这些总量指标掩盖了关键的问题，如“资源如何在各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分配，不良投资是否被清算等”。总体债务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风险的降低，因为不良资产可能并没有得到处理。消除风险，应从微观层面入手，通过资本市场的完善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才是真正地解决宏观问题。

四 三个重要纠正

在本书中，作者指出人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存在三个偏差，分别是初创企业偏差、机会发现偏差和单个个体偏差。作者对这三个偏差的纠正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人们更为准确地认识企业家精神。在实践上，由于认识的错误，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作者认为，创新不能被认为是初创企业中才有的现象，在成熟企业中也有充沛的创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像苹果、微软和华为等成熟企业也是非常有创新性的。如作者所指出的，小企业的创新和成熟企业的创新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成熟企业也不断地展现出企业家判断，通俗地说“大象也会跳舞”。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中任何一项重要的创新是由成熟企业完成的，因为只有成熟企业才拥有创新所需要的资本、人才和知识储备。创新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而企业就是将多人组合起来，实现创新的机制。创新要承担风险，是一种奢侈的试验，初创企业即便有某种新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创新。所以，像很多研究者所做的那样，用新成立了多少家企业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是有偏颇的。

作者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特征不是“发现机会”，而是“判断”。后者比前者更体现承担不确定性，因此和企业理论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前所述，判断和发现机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判断包含了对机会的认识。事实上，企业家并不是预先构想出一个机会，然后再去实现它，这是一种静态的“蓝图”思维，具有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征；相反，机会本身是在企业家的行动中不断产生，是根据企业家的判断不断调整的，也就是说，机会不是给定的，是一个“过程”概念。

通常人们会把企业家精神理解为英雄人物，在媒体的报道中，也总是突出报道某个企业家的事迹，如马云、乔布斯和马斯科等等，这样就给人一个印象，即企业家精神体现于孤立的个人。相反，作者提出“集体企业家精神”概念，指出企业家精神的集体性质。确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主要舞台是在企业，发挥企业家才能应该被视为一种团队或团体活动。这也是因为在企业中，产权没法精确地界定到个体，也无法精确核实多大程度上实施了被授权的判断。事实上，企业家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对原发判断的委托，对派生判断的奖励，防止“搭便车”和实现投资组合等也都是在“团队”（企业）中才会遇到的。曾广为流行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种提法，其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创新”是“团队的”，而不是一种分散的、单打独斗的“大众”行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入企业，宁愿自己开淘宝店或微店，这对创新是不利的。个体开网店，很难说对社会创造了什么增量的价值。由于政策的鼓励和年轻人的这种“偏好”，导致了企业难以招聘到年轻职工，也就是难以建立“团队”，从而在整体上不利于创新。

把员工视为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超越了传统上把员工视为劳动力提供者（工人）的概念。如个体能够在企业中充分发挥创造性，那么企业会成长起来，整个经济也会趋向繁荣。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技术创新是重要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是重要的，实际上企业的技术进步也要借助于良好的管理实现。例如，当年华为向通用学习了企业管理，是华为成为优秀的创新型企业的重要因素。由于大部分人是在企业就业，假如企业有良好的管理，人的创造性能够得以充分发挥，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 结语

以上阐述不代表对作者思想的“概述”，因为本书的贡献远不限于上述方面。作者除了将企业家理论应用于企业理论外，还初步尝试用于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虽然是针对“企业”的经济理论，但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家”问题，比如国家内部的监督、约束和治理问题，在国家这个问题上，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有专门研究，如结合“企业家”的视角，或许会得出更多的启示，这也是经济学家相比历史学家的优势。和目前的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相比，这种引入企业家之后的研究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也是更为“现实”的，让人看到“好”的经济学应该具有的风采。“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展现了奥派经济学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把奥派经济学视为思想史或意识形态的观点。

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但如作者指出的，本书只是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仍有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例如，作者在说明企业家时有所有权和判断这两个角度，这两个角度之间如何协调？所有权是先于企业家的，还是企业家判断的结果？假如拥有所有权的个体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拥有判断力的人没有所有权，那么，这时由谁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原发判断和派生判断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怎么展开？这些问题也是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经常遇到的。

本书是经济学应用于组织层面的典范，也是学科交叉的典范。本书不仅打通了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也打通了经济学和管理学，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管理学需要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而经济学在实践层面或企业层面的使用“自然而然”地就是管理学。经济学在组织这一微观层面的应用，为奥派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更为可行的路径，这条路径应该比目前流行的应用经济学，尤其是数理化的经济学更有现实意义。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主要由王敬敬、屠禹潇和笔者共同完成，王敬敬翻译了第六章至第九章，屠禹潇翻译了第二章至第五章，笔者翻译了序言和第一章，并对全书进行了统校，译文中存在的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本书编辑郭女士付出了大量辛劳，叶文英和熊越对本书的出版亦有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朱海就

2018年3月7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