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报”与“新闻”：《申报》与晚清中国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的一天，王韬从管小异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读到“近闻”数则，并抄之于日记中：

以私人间的通信记述时事，无意中使其具有了现代报刊的某些特征，比如“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与戈公振对“报纸”的定义，只差了“定期为公众而刊行”6554187一点。因而我们未尝不可以讲，现代报刊在某种程度上脱胎于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如塔尔德（Gabriel Tarde）所说，报纸的源头是“世俗的、日常的东西”，它“来自于私信”，同时又“卸掉了私人通信的包袱，使私人不必报告新闻”6554188。

如此看来，担负“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使命的现代报刊之出现于晚清中国，就不纯粹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恰恰可能是在文人书文唱酬的传统中逐渐生长和分离出来的。

但现代报刊与传统的私人通信毕竟还是有较大的不同。“为公众刊行”所透露出的报刊之“公告性”自不必说。除此以外，现代报刊对刊载其上之“新闻”的认知和界定，亦与传统意义上“新闻”的理解有所不同。《教会新报》的主编林乐知（John Allen）以“新闻”解“新报”：“新闻一事，外国通行有年，如士农工商四等之人，皆有新报。”6554189可问题就在于，既占一个“新”字，就表明其在历史上亘古未有。因而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被当作是“新报”，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称作为“新闻”，实际上并无成例可循。对于19世纪中叶之国人而言，对“新报”和“新闻”的理解更多地只能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诠释的知识资源。这使十九世纪中叶关于“新报”和“新闻”的实践往往与我们所熟稔之西方新闻业之间在生长脉络上生出隙缝。比如《教会新报》，在一位读者眼里，俨然一部中国版的《大英百科全书》：

其中既有“新闻”，又有“天文”“地志”“人物”“草木”等，兼及“气球”“电线”等西方独有之“奇技”，琳琅满目，让人顿时心生好奇之心和阅读的兴趣。这也正合《教会新报》的办报宗旨：作为一份教会主办的报纸，大体上还是希望其中国读者能够通过读报接触西方“无穷之学问”，进而能便利西人传教和展开商业等各项活动，自不待言。用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的话来讲，就是“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以此“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6554191。以《教会新报》“通中外之情”6554192以争取华人读者理解和支持的动机出发进入办“新报”、做“新闻”之实践，难免由于其对西方科学技术成就的介绍而被读者理解为获取西方世界“新知”的全新渠道，因而之前提及《教会新报》上那位读者才会产生“新报一袭，本参详天道为务”这般想法。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里把“新闻”表述为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一种废弃史诗、英雄与传统，偏爱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鲜——即‘新闻’的愿望”6554193。如果说像《教会新报》这样的教会报刊对“新闻”的界定和运作更偏向于其“新奇”一面，那么《申报》则在“辟新奇，广闻见”6554194之外，别添时间性上的照拂。在《申江新报缘起》中，《申报》将“新报之事”首先界定为“今日之事”，从而将报纸上所刊载之消息的时间特征区别于登载有“前代遗闻，过往之故事”的“古书之事”。报载信息在时间的维度上属于“现在”，而非“过去”，成为《申报》理解之“新报”（也即“新闻”）之所以“新”的第一项重要标准。

除了在时间性上逼近“当下”，《申报》还将“新报”的空间特征表述为关涉“天下”。在“新报”之前，信息“赖众口以传”，且“其所传必不能广，且必不能确”。而“世局既以时为变迁，兼之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则古记之所云，实不足窥今时之全豹矣。”因而作为“新报”的《申报》，志在为读者录“天下之事”，“以集其大成”6554195。报载信息在空间的维度上指向“天下”，而非报馆所在之区隅地方，构成“新报”（“新闻”）的之所以“新”的又一标准。最后，《申报》在它创办时所载之《本馆告白》中还提出了“务求其真实无妄”，“不为浮夸之词，不述荒唐之语”的自我期许，以区别于“搜神志怪”与“稗官小说”“偏多荒诞无稽之言”6554196的语用特征。

记述“今日之事”与“天下之事”之《申报》的出版，加之19世纪80年代电报技术在新闻采集、报道实践中的应用，使更多“国家之政治，风俗”“中外交涉”“商贾贸易”6554197消息进入读者的视野。比如1884年中法战争时，《段落申报》特聘一位俄国访员赴越南等地采访战事进展，并利用电报技术第一时间发回相关报道。因而瓦格纳（Rodolph Wagner）认为，“由于《申报》和香港的中文报纸的存在，使这场发生在越南的战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公共的战争。”6554198

《申报》早期的新闻当中当然包括了不少“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晾散鸳鸯”类似的乡里传闻，但亦逐渐加入了战争、科举等时事消息。经由报纸的阅读和传散编织起一张全国性的时事流动网络。一种新的社会人际关系由此发生，“各地分散的群众，由于新闻的作用，意识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响，相隔很远却觉得亲近；于是报纸就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群体。”6554199

这种全国性的时事流动网络在《申报》这样的“新报”出现之前并非不存在。在传播“天下之事”的层面，邸报通过刊载皇帝谕旨、朝廷政令、大臣奏章、政府公告等亦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尤其是政府内部）的互通声气。及至清乾隆中叶之后，由邸报转抄刊印而来的“京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更是像极了近代报刊，以至耶稣会士龚当信神父对“邸报”这样的由政府严格控制内容的“新闻”传布模式颇为赞赏：“雍正的诏书印成‘邸报’分发全国各地，让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知晓皇帝的意愿。这种‘邸报’对于政府是很有用的。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报纸等宣传品充满了无稽之谈，经常散布一些诽谤他人的谣言，而在中国，只有与皇帝有关的指令才能写成‘邸报’分发各地。中国是君主专制国家，事无巨细都要上报朝廷，这种‘邸报’是给官员们执行公务的指示，也是让文人和百姓们知晓皇上的旨意。”6554200

以“邸报”内容严肃而认为其较欧洲报纸为佳，当然是一种未识“邸报”与现代报刊区别的概念混淆。“邸报”本质上属于官办的宣传品，“乃与官看也”6554201。而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则非但“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同时在不违反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各可随自议论诸事”6554202。相比于“邸报”的内容“一律”，民办报刊在新闻内容刊载上的（有条件的）自由，以及只有在现代报刊上才有的，对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构成其在社会意义层面有别于“邸报”的关键。因而现代报刊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信息上的互通有无，同时也由于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而具有了公共论坛的作用，因而塔尔德认为报纸是“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公共的头脑”6554203。

由此，《申报》这样的“新报”所编织起的时事流动网络才显得与过去任何时候都不同。于报纸读者而言（尤其是那些经过儒家经典熏陶的文人群体），《申报》提供了超越周遭世界的契机，经由阅读而与“同时代人”发生“共在”的切实生活体验。这种“共在”感的培养不仅在于对时事的共同阅读，更意味着以报纸为“中介”的，对时事及时、公开的讨论。这种不仅仅局限于官僚系统内部的、对时事的公开使传统上对信息封锁甚严的帝国，由于新报的出现而被撕开一条窄隙，同时也生产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经验。在报刊中，“他、我的身体固然不呈现出来，也就是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直接性，但是我知道他和我共同存在，他的意识体验和我的意识体验一同前进着。”6554204早期《申报》在报道“杨月楼案”和“杨乃武小白菜”两则社会新闻时在同光时期官场中所引发的广泛反响，以及由此催生出的读者来稿，乃是这种由报纸勾连起的，在对公共事务的共同阅读和公开讨论基础上所形成之“共在”经验确乎存在的证明。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 晚清电报技术的引入与发展

晚清时期出版的历史文献中，有数本在电报尚未为国人所知时，向普通民众介绍电报技术原理、应用的读物，辑录于下：美国人D．J．Macgowan的《电气通标》中，有关于电报的原理、用途、功能以及其在欧美各国实际使用情况的介绍。B．Hobson编译的《博物新编》（1855年）、W．A．P．Martin的《格物入门》（1868年）有部分内容提及电报。另外，林鍼、张德彝、王韬等人的回忆、日记和报纸文章中，也有关于他们对在外洋游历期间亲身观察和体验电报的记录。

20世纪初，随着国内电报事业的发达，关于电报建设的材料汇编和专门论著不断涌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1912年）中专门有“电政”一门，辑录了电报建设过程的一些重要事件，并配有作者自己的评论。这是中国较早的对电报事业的专门研究。6554205汪启堃著《电报事业之中国化》（1925年）从制度、人才培养、业务操作、通信方式等方面，对晚清至民国电报事业管理和技术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和回顾。同时，作者提出了国人必须自掌电报事业的观点：“吾人恫于沦亡之祸，共倡振兴实业之议，尤应进一步于交通事业加诸意焉。中国交通事业，大都借手外人。电政自创办以来，……固完全国人自办。”65542061936年出版的《交通史·电政编》中完整梳理了从晚清有线电报之海线和陆线架设的全过程，是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电报事业建设发展的历史资料。65542071949年后出版的关于中国电报事业发展的资料包括：邮电史编辑室主编的《中国近代邮电史》考察了包括早期国人对电报事业的提倡、电报的建设历程、电报在战争和中外交涉中的作用等不同方面的问题，并且在研究中大量参考丹麦大北电报公司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献参考价值。6554208这一类资料和文献还有《上海邮电志》《上海长途电信图志（1871—1996）》等。

早期清廷在对外交涉电报问题时，坚持“力为设法阻止”的态度，并采取“寓妥协于抗争”的策略，其背后乃是朝廷保持对国内信息系统控制的意图。6554209但这种坚拒在内地架设电报线的态度，却在现实的打击下不得不发生转变。这种现实的打击，主要来自于战争当中，清廷在信息传播效率方面屡屡落后于对手。因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晚清电报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的全面展开，主要的是受到了对外作战需要的刺激。电报在信息传递的速度上和邮驿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一经引入中国，即从中法战争开始被朝野较为广泛、多样地用诸对外战争，并且在战争中取得了相当效果。电报的应用，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递信方式的落后状况，使战争决策中心与边防前线“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6554210，从而促进了晚清军事的现代化。6554211但同时，这种基于战争需求而起的电报建设也受到了多方面社会条件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限制来自于清廷因多年战争和赔款导致的财力支绌6554212。

晚清电报从其创办（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成通信网络而能“交通全国”，经历了从“官督商办”“商股官办”到“收归国有”三个历史阶段。而主导这一体制变化的清廷官方，始终视电报为军事、政治信息控制工具，并利用各种话语力量和政治权力来加强电报的这一性质，使电报应用处于垄断性的地位。虽然因应社会情势，清廷亦曾在电报网络的建设中引入商人参与，并引入西学，但其出发点都基于加强官方的信息传播控制能力。晚清电报进入、网络铺展及其嵌入政治传播的过程表明：新媒介与权力中心的再造，同时也是电报网络对驿传等旧媒介所建构、维系的空间与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构。电报官方控制的体制促成了统治者军事政治信息传播的强化，但也引发了晚清在全球空间中的进一步边缘化、信息传播中心的分化，特别是从内部动摇了旧有时空观念支撑下的统治合法性。6554213

1880年，主持晚清电报建设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局，之后迁至上海。该局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持了晚清中国的电报建设，因线路之广设而获取丰厚报费收入而成为晚清经营最佳的新式企业之一。韩晶的博士论文《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专门关注了电报局这一1880年成立之官督商办企业在晚清社会运行的状况，以大量新史料展现电报局之建立、发展的过程同晚清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电报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股官办和收归国有四个经营阶段反映了政府力量对官报局发展提供保障和掣肘发展的双重影响。同时，像李鸿章和盛宣怀这些电报事业的领导者对电报局的发展施加了深刻影响。从电报与上海的关系看，由于上海优越的地理和商贸环境吸引了电报局在1884年从天津迁来。而电报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经济贸易的方式，促进了洋务企业的发展、城市格局的变迁和商业繁荣，对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6554214

电报在19世纪60年代输入中国的最初动力来自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需求推动。有数位海外学者从资本扩张的角度来讨论19世纪中叶电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在《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和控制》一书中，罗伯特·福特纳回顾了电报从1837年发明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发展历程。作者重点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角度分析了电报对于当时欧洲国家的意义，指出电报“消除了距离”的特性使殖民地政府和贸易公司“很快认识到电报的价值。这项技术既是一个奇迹，又是进行集权统治的手段”，赋予了人们“监视和控制的权力，……使遥远的、孤立的殖民地必须依靠其宗主国。”6554215

与罗伯特·福特纳一样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视角看到18、19世纪电报发展的还有英国学者达雅·屠苏。在《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中，作者指出：由于电报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往往只有资本主义强国才有能力投资电报事业。因而电报的所有权绝大部分被牢牢掌握在这些具有资金优势的资本主义大国手中。19世纪后半叶起，由于电报的使用，帝国的传播体系得以在全世界蔓延。电报不仅可以实现快捷地传送信息，而且还确保了传送内容的保密性。这种新技术很快被商业团体利用。电报传送的速度和可靠性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赚取巨额利润的机会，同时也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其势力范围。6554216

二 电报与晚清新闻业的发展

晚清电报术的引入，不但对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晚清新闻业的发展。在近代报业的发展史上，《字林西报》和《申报》等近代报刊的电传新闻揭开近代中国新闻电讯时代的序幕。电报的采用，推动了近代中文报纸开始采用号外的方式迅速传播最新的新闻。同时，晚清时新闻界不断呼吁清政府降低新闻电报的价格，以求降低新闻生产的成本，从而能够在新闻搜集、传递的过程中更大范围地使用电报，有效提高新闻的时效性。这些都改善了近代新闻采集的方式，催生了近代中国新闻通讯事业。极大提高了近代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丰富了近代报刊的新闻内容，拓展了报道范围。6554217

从19世纪80年代《申报》电传京报上谕起，电报开始进入报纸采集新闻的实践当中。但这种尝试在最初受到电报使用成本高昂的限制而未能成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新闻业的一种普遍现象，直至20世纪初新闻电报费减半收取之后，中国的新闻电讯迅速发展。电报技术快速传递信息的能力很好地因应了新闻业对新闻时效“先睹为快”的需求，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闻传播的手段和模式。6554218

在当时使用电报传递所采集之新闻信息的诸份报纸中，《申报》应属其中（特指晚清诸中文报刊）先开风气者。以《申报》为代表的一批兴办于通商口岸之外国租界中，宣称自身区别于“邸报”的“新报”之使用电报，不但将其看作信息传播的工具，同时亦是将这种信息作为一种商品和盈利方式。电报的使用，使《申报》具有了某种代民间“探听”国家和社会消息的角色。“随着电报在报纸上的应用日深……清廷社会信息传播上‘相距辽远之事，颇难早得确耗’之状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是说，电报与报纸的联手，使得人们对远方信息了解，朝着‘早’与‘确’的方向迈进，相应的，其背后的传播观念，也在追求着信息传播的时效和准确。”6554219

电报对于《申报》的影响，不但是通过报刊的流动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景况，同时也直接影响了《申报》的新闻采访活动。在中法战争中，《申报》特聘俄国访事人前往越南采访战争消息，并用电报传回相关报道。这在当时的中文报纸中尚属创新之举。一般认为，相较于依靠人、马、车、船等传统交通手段传回的新闻，电讯新闻的时效性更高。但刘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报业采访的形成》中曾有专门的文字考察了《申报》使用电报的相关情况。作者认为在电报初创时，其对提升《申报》新闻时效的实际作用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有效。《申报》之所以在包括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以专电形式传回战争消息，更多是为展现出一种努力追求更及时消息的姿态，从而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吸引读者购买和订阅报纸。6554220

电报对《申报》的影响可能还体现在新闻书写的语体上。早期《申报》上充斥着谈狐说鬼式的传奇式故事。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新闻长时间寄生于小说中的文化背景，使中国早期的报人在理解新闻时自然选择小说作为一种类比的母题。加之早期《申报》定位于报道市井和社会新闻，因而在早期《申报》上，志怪述奇成为重要的新闻审美标准。之后随着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理念日益为报人所知，摒除新闻写作当中的虚构、夸张和猎奇成分成为一种共识，这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传奇式新闻逐渐走向尽头。6554221

在这种从传奇式新闻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中，电报作为一种新传播技术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方面，诸位国内学者通过中美对比的方式，就电报技术对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叙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陈昌凤的《电传新闻对中美新闻叙事结构的影响——1870—1920年代〈申报〉与〈纽约时报〉的叙事结构比较》则通过对1870—1920年代《申报》与《纽约时报》新闻图式的分析，表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晚清中国，电报作为一种传播技术都推动了新闻叙事结构的趋同，并逐渐建立起专业的、突出新闻要素的新闻叙事模式。当然，由于文化惯性的存在，在中国由电传新闻所推动的新闻叙事专业化之速度要明显慢于美国。但无论如何，电报技术在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对新闻叙事结构发生影响这一论述都是成立的。6554222

李曦珍、马慜、杨甜则在《清末民初电报对中美两国的媒介讯息意义》中提出，电报技术对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媒介讯息意义是彼此不同的。在美国，电报促使新闻变成由电报局和通讯社共同垄断经营的一种盈利商品，并且帮助美国占据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而在晚清中国，电报则通过《申报》等近代中文报纸进入新闻实践，“不仅将信息的传播从地理和运输工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在通过改变信息传播的形式和时效进而改变人类思维认知的方式和感知时空的方式”。“电报在延伸人类感知触角的同时，不仅打破了以线性逻辑为主要特征的、以理性文本为主要载体的东方文明思考模式，还以其瞬时、零散、无序的特性，影响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逐渐变得只关注当下的时效性。”6554223

三 《申报》与晚清社会

如果我们仅仅以传播信息的角度看待《申报》，难免落入功能论的窠臼。作为一份报纸，《申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全国乃至世界信息的集散，同时也因应其特殊的空间定位而成为勾连新人际关系的“中介”，并且赋予其读者和办报者一种全新的参与政治和社会议题讨论的方式和平台。《申报》以“申”命名报纸，本身即表明其在媒介空间定位上的特殊性。在《申报》创办之初的五年中，其印刷一直采用人工手摇轮转机，这种报纸生产的状态是与其所在的上海“前工业”的市场基础密切相关的。这种“前工业”的市场基础包括上海在人口结构、交通条件、报纸生产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从制度的层面看，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外国领事裁判权以及会审公廨之司法制度的存在，成为《申报》人事稳定和市场拓展的制度性保障。从空间定位上看，《申报》的经营立足上海，同时其传播意识覆盖整个华人社会。这从其所录新闻的发生地空间分布中可以看到。而从其版面分配的情况看，1872—1877年期间的《申报》以本埠新闻为主，外埠消息不但所占版面空间较小，同时在时效性和准确性上也不如本埠消息。早期《申报》上商业信息以及对杨乃武、杨月楼案的持续报道皆表明《申报》在融合上海各阶层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初步融入了上海大众文化市场和市民社会的生活当中。6554224

《申报》与“上海”的关系也不全然是报刊（媒介）反映上海（城市），而是两者之间的互为构成。初期《申报》“耳目所周”所指向的上海，与其自身创办背景、性质、目的、对象及报纸人员构成相关，《申报》所经验的上海，是以“各国通商”以后的“上海”为基本视角，以“租界上海”统领所有，由此聚焦两个方面：其一是把上海的城市性确定为“贸易之场”“中华一大码头”，从而消解了其原有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海”变为一个单向度的商业性城市；其二是以“出奇异便工力眩耀人之耳目”的“愈矜奇”，为上海城市文化定下基调，以展示其采用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日新月异。6554225

在1879年至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对清流现象的密集报道和评论，为报纸吸引了包括翁同龢、张佩纶在内的官员读者群。《申报》这样的商业报纸，成为这些官员的消息来源。同时，《申报》将读者来稿作为言论发表，其实为包括官员和城市精英在内的读者群体提供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于“清流”人物而言，在《申报》上公开发表意见和言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扬名的机会，原本影响力只在京城的清流名声现在通过《申报》覆盖江西、湖南等地的发行网络，传播到更远的内地和偏远省份，令更多原本不属于“清流”范畴的“农工商贾”群体中人能够借机接触到这一新的议政群体。这是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秩序下所没有的情况，因而《申报》对“清流”现象的关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专制社会中官员和普通士民的思维习惯和信息接收体验。6554226由此，《申报》就不只是传播新闻的“工具”或者手段，同时也成为新的人际关系建立方式。

《申报》所聚合的不只是官员，还包括了一大批处于社会边缘的文人。一方面，《申报》为大批无法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失意文人提供了在上海这一新兴口岸城市就业的机会，同时，通过在《申报》上所发表的旧体诗词，这些文人也将传统文人诗文酬唱的传统在城市这一陌生环境当中延续了下来。通过《申报》版面上诗词文章之间的唱酬交际而形成的文学性交集网络，使传统文人通过地域和血缘建立起的私谊关系逐渐被城市陌生化、现代化的特征所取代。同时，文人式的酬唱交游在被《申报》放大之后，逐渐具有了即时性、延续性与广泛性的新媒体特征。6554227

伴随着这种由《申报》“中介”而建立起来的全新人际关系，《申报》也不再仅仅纯粹的只是一份商业报纸，而与政治完全无关了。卢宁、李振荣在《早期〈申报〉（1872—1895）政治参与功能刍议》中，通过对《申报》在湖丝案和徐壬癸案的报道当中，对官员刑讯的批评，以及之后杨月楼案的持续关注，引发两次查禁风波这样一段历史的研究，指出早期《申报》其实早已涉入政务官事，民事、官事、国事皆加择取，有闻必录。虽然从总体上看，早期《申报》对晚清政治和地方政务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有限，但其通过新闻报道广泛散布信息本身，确立了报纸对政治、司法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在认知和观念的层面影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6554228

第三节 问题、史料与方法

一 研究问题与意义

在《作为知识的新闻》一书里，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提出了理解“新闻”的知识社会学路径：将新闻看作新闻业向社会提供的某种特殊“知识”，在社会知识的庞大谱系当中为新闻寻得其恰当位置，并试图确立新闻特殊的“知识形态”特征。6554229如果我们循着帕克的思路，将《申报》上所刊载的，对“新报之事”的诸项界定看作是某种具有特定“知识形态”特征之“社会知识”的话，那么在《申江新报缘起》这篇《申报》最早的界定报纸样貌的告白当中，这种“社会知识”的特征业已有明确界定。

概言之，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知识”的生产者，《申报》通过报道新闻，向其读者提供了具有下述特征之“社会知识”：首先，在时间向度上追求对“现在”的逼近，即应当是关于当下，而非“过去”的知识；其次，在空间向度上强调“天下之事”，罔不毕录；最后，强调和突出新闻的“事实性”，从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市井流言、志怪小说等产生区别。

然而，无论是“新报之事，今日之事”“录天下之事，以集其大成”，抑或是“务求其真实无妄”“不为浮夸之词，不述荒唐之语”，始终都只能以《申报》在办报之初的自我期许看待。若我们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申报》详加审视，难免发现其中大量报道与上述期许名实难副。故而陈宝箴在《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中提到的“沪上新闻纸”，印象便是“记载猥琐、语多无稽、不学无术、无关宏旨”6554230。梁启超亦对上海各家报纸印象不佳，“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南春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晾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6554231

不难想见，对于《申报》而言，向读者提供属于当下的，而非过去的；属于“天下”的，而非地方的；重视“事实”，而非“琐细”的“社会知识”（即“新闻”），本身就是一个随着新闻实践逐渐逼近于实现的过程，而绝非有此“言说”，便有此“实践”般天然便是如此面貌。这要求我们在考察《申报》时采取一种“经验性”的视角：《申报》上“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知识，其特征被最终界定为关涉“当下”“天下”和“事实”，是在怎样的具体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新闻”被确立为一种关于“当下”“天下”，并侧重“事实”的“社会知识”，对《申报》的读者，以及当时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对《申报》本身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鉴于《申报》的“新闻实践”本身是一牵扯到传播者、传播技术、经济资本、时局政治等众多要素的宏大概念，笔者并不拟对上述一众要素予以周详讨论。因而本书选择从传播技术中的电报这一新通讯手段着手，切入到对《申报》新闻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知识类型”之特征确立与其“新闻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当中。从电报这一具体的信息传播技术出发，本书试图讨论和解决以下问题：电报在《申报》新闻实践中的使用，与《申报》向社会提供属于“当下”“天下”和“事实”的知识之间，具有何种相关性的关系？由电报技术带来的关于“当下”“天下”，重视事实的“知识”，对于《申报》读者和当时社会的意义如何？

电报不仅仅服务于《申报》报道新闻的实践，同时也是《申报》新闻报道的对象。因而电报之于《申报》就绝不是单向度地只是作为一种传播技术参与新闻实践，也涉及《申报》如何向读者“展示”电报的问题。具体来说，在《申报》这一个案当中，通过新闻、告白、广告等，电报哪些方面的属性和身份被凸显出来？这种对电报属性、身份的“凸显”，与《申报》作为一份城市报纸之特殊性之间有何联系？

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申报》被广泛公认为“整个中国办得最成功，最有特色的商业性报纸，并确立了中国商业性报纸的基本模式”6554232。同时，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申报》上的新闻、广告等信息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讨论和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因而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笔者希望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路径，切入对《申报》的讨论，以期能对过去的研究在史料和思路上有所补充：首先，与一般的新闻史研究者将《申报》理解为新闻的生产者不同，笔者希望借鉴罗伯特·帕克“新闻是某种具有特定特征的社会知识”的思路，将《申报》的媒介定位从新闻的提供者转换为特殊类型之“社会知识”的生产者。通过生产“新闻”这种特殊的知识，《申报》的社会意义不再仅仅是通过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并使原本局限于地方范围内传播的消息“周知天下”。更重要的是，从信息传播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看，《申报》通过为社会提供新的在传统传播景况下无法为天下周知的消息，为人们重新认识周遭世界、国家、“天下”等，提供了新的知识资源。笔者希望以晚清《申报》作为个案，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重新思考《申报》新闻在社会、文化发展当中的意义。

其次，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确定《申报》新闻的“知识”特征：在时间上逼近“当下”、在空间上覆盖“天下”，以及在内容、书写等方面强调“事实性”。但这种“知识”特征的形成并不是天然的有一个“规范”先在于斯，而是在新闻实践中不断逼近与最终实现的。本书以《申报》新闻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电报技术的使用作为讨论的切入点，讨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知识”，《申报》新闻之逼近关注“现在”“天下”和“事实”的特征背后的传播技术因素。

最后，过去对《申报》和电报之间关系的讨论，往往限于研究《申报》如何使用电报传递新闻信息的历史过程，以及电报的使用，如何改变了作为新闻传播者的《申报》的面貌。但笔者认为，电报于《申报》的意义并不只在令《申报》能更好地传播新闻，同时电报也是在《申报》的新闻实践（新闻、告白、广告等）中获得其自身之属性和身份。因而如果将《申报》采用电报技术，并在这种新闻实践的过程当中逐渐确认《申报》“新闻”作为“社会知识”的新特征看成是关于“媒介中的传播技术”之研究的话，那么笔者希望为电报和《申报》关系的讨论增添“媒介关照下的传播技术”这一新的问题，即讨论《申报》如何通过其新闻实践向读者提供了关于电报形象和属性的认知资源？《申报》作为一大众媒介，自身在地域、办报目的等方面的特殊性如何影响了其对电报的媒介呈现？

二 研究方法

本书将主要关注晚清《申报》（1872—1911年）的发展，及其与电报这一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笔者倾向于认为，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申报》对“新闻”的理解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反映在报纸上，便是在时间上属于“过去”的、在空间上局限于地方的消息，以及为满足读者好奇心而搜集的市井流言、志怪传奇越来越少地出现在版面上，而关于“当下”“天下”，以及突出“时事”而非虚构、夸张的信息成为《申报》“新闻”的主要特征。以下将首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史料做出说明：

1.《申报》历史上的报纸文献：这类材料构成了本论文所用文献的绝大部分。笔者通过爱如生《申报》数据库查阅了晚清时期（1872—1911年）《申报》与电报有关的新闻、告白、广告等。在与电报有关的新闻方面，除了《申报》上刊登出的电讯消息之外，还包括了《申报》早期（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对电报的介绍性文字，以及对中国电报事业建设进展的相关报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文献数量较多，笔者在搜集相关文献时采用了基于《申报》数据库的搜索关键词的方法。

2.档案文献：由于涉及晚清电报事业建设的历史，因而笔者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海防档》，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盛宣怀档案》当中搜集了一部分与晚清电报建设有关的历史档案、通信等文献资料。

3.报人的回忆和传记材料：在文海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中，收录了大量《申报》老报人对早期《申报》办报过程的回忆性文章，包括黄协埙的《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和雷踏的《申报馆之过去状况》，此外，具有参考价值的回忆文章还有李篙生的《本报之沿革》、武维棋《最近十年之回顾》、戴怡僧《新闻事业与上海》、徐忍寒《予对于本报以往之观察及将来之希望》等。

4.晚清士人日记：为了能够展现电报在卷入《申报》的新闻生产实践之后，对读者在日常体验方面所产生的诸种影响，本研究将晚清几位读书人（孙宝瑄、刘大鹏、皮锡瑞等）的日记（主要是1894—1895年之间的日记）纳入研究的范围。日记是这些读书人的“自我之书”，是建构与呈现自我的一种叙述方式。6554233因而透过对读书人日记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媒介是如何将本来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遥远且无关的远方信息，逐渐渗透入他们平常的阅读当中。同时，由于日记是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叙述，因而在阅读这些读书人日记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他们或赞赏，或批判，或愤懑，总之是充满了个人感情的呈现。以“媒介”的视角研究《申报》中的电传新闻，我们不但要知晓《申报》的读者“读什么，谁在读，在哪里看和什么时候看”，同时也要发现他们“怎样消化文字，产生何种回应”。6554234从这个角度看，读书人每日所写的日记是非常理想的最佳史料。

笔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下述三种：

1.文献分析法：解读《申报》1872—1891年上与电报有关的报道、言论，以及清末民初《申报》上的电讯新闻，特别是1883—1885年中法战争、1894—1895年甲午战争等时期《申报》上出现的大量电传新闻（尤其是《申报》外埠访事人通过电报传回的前线战况），结合其他日记、回忆等史料，进行内容分析。

2.案例分析法：基于《申报》上电讯新闻数量很大，因而本研究将在一般性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个别重要的报道和言论，以及单个的历史片段，进行单独解读，以求从精细化的研究中深入挖掘史料中的信息。

3.图表、统计法：配合研究，笔者将一些历史阶段中《申报》的电讯新闻进行了整理，以表格形式附于正文之后。同时，在电讯新闻消息发生和来源地空间分布的分析上，为能更加直观和准确呈现相关数据，采用了统计和图表的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