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好莱坞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 在全球大获成功，总票房高达3.07亿美元。这部电影根据克里斯托弗·加德纳的同名畅销书改编，作者是个大富豪，因场场座无虚席的演讲而闻名遐迩。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克里斯·加德纳（克里斯是克里斯托弗的简称）是出身于贫民区的非裔美国人，他千方百计准备证券经纪人的执照考试，目的就是想与妻子和五岁的儿子一起摆脱贫困。里根总统曾在电视上宣称，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而加德纳家的糟糕境遇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即将交不起房租、付不起账单、养不起孩子。加德纳是个顽强不屈、天资聪颖的斗士，他十分渴望能有所作为。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仍然乐观无比。

有一天，加德纳路过一家著名的美国证券公司，与几个大摇大摆走出大楼的员工擦身而过。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人，心想：“他们看上去多么幸福啊！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们一样呢？”加德纳暗自下定决心，要成为这家公司的经纪人。后来，凭借出色的人格魅力和交际能力，他终于成功地被录用为实习生。培训过程竞争异常激烈，而且没有一点收入。妻子琳达并不支持他，当丈夫说想要当个证券经纪人时，她会冷嘲热讽地说道，“你怎么不去当个宇航员呢？”琳达跟丈夫的性格截然相反：她是个怨天尤人的悲观主义者，是个可悲的、胆小怕事的人。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她一走了之，抛弃了这个家。没有妻子经济上的支持，身无分文的加德纳先是被房东撵走了，后来又被赶出了廉价旅馆。最后，他和儿子在一家流浪汉收容所勉强找到了容身之处。

尽管生活的道路崎岖不平，加德纳并没有放任自流，也没有被生活压垮：面对培训项目的经理和常青藤毕业的竞争对手，他没有将生活的困窘写在脸上，而是表现得极为出色。加德纳夜以继日，要打两份工，还要照顾儿子。他努力准备着实习期结束后的考试。有一次跟儿子打篮球，他坚定地对儿子说：“无论他是谁，千万不要让他说你不成功。如果你有梦想，你就要去守护。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去争取。只有这样才行。”最终，加德纳作为最优秀的实习生之一，从事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业。在电影快要结束时，他十分自信地说道，“这就是幸福啊！”

这部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意味着什么？它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今所谓理想的“幸福”概念，以及追寻幸福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幸福无处不在：电视里，电台里，书和杂志里，健身房里，餐盘里，营养学建议里，医院里，科技生活里，网络世界里，体育场里，家庭里，政治生活里，当然，还有商店货架上……“幸福”二字随处可见，不绝于耳。

“幸福”充斥着我们的头脑，最终以过度重复以至令人生厌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抢占了中心位置。随手在某个搜索引擎中输入“幸福”二字，瞬息之间便可得到数十万条结果。21世纪以前，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上还只能找到三百个题目中包含“幸福”一词的书籍，而如今则足足有两千部之多。除此之外，讨论“幸福”话题的推特数、照片墙网站和脸书的发帖数同样也在呈爆炸式增长。不得不承认，如今“幸福”已顺理成章被人们视为理解自我、认知世界的重要标尺；倘若真有人想要提出质疑，反倒显得离经叛道，需要莫大的勇气了。

近几十年来，随着“幸福”这一概念日益高频并变得愈加通俗，我们的理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再相信幸福是命运或环境所决定的，不再相信幸福意味着没有忧虑，不再相信幸福是对毕生向善向美的恩赐奖赏或是对淳朴心灵的温柔抚慰。恰恰相反，幸福从此被看作是人的意愿能实现并控制的精神状态的总和，是把握个人内在优势和掌控“真我”后的结果，是唯一值得毕生追寻的目标，是可以用来衡量生命价值、个人成败、精神成长和情感发展的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幸福从此被视为好公民的代名词。如此看来，加德纳的故事尤其耐人寻味：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之所以引人入胜，并非因为它诠释了什么是幸福，而是因为它呈现了哪种公民能获得幸福。¹“幸福”不再是某个抽象概念，而是代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忠于自我、顽强不屈、乐观积极、勇于创新、极富情商。在电影中，加德纳被塑造为幸福之人的完美化身；而幸福则是重要的叙事线索，电影围绕某些特定的人类学前提假设、意识形态价值与政治道德塑造并激发“自我”。

反观现实生活中的克里斯托弗·加德纳，他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的落幕而结束。加德纳的经历鼓舞着数百万人，他力图让人们相信贫富、成败、幸与不幸其实只在于个人选择，大众媒体对此津津乐道。2006年，电影中扮演加德纳的演员威尔·史密斯多次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他之所以喜欢加德纳这个人物，是因为 “他是美国梦的化身”。做客奥普拉·温弗瑞的脱口秀节目时，威尔·史密斯进一步阐述，“美国很伟大”，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克里斯·加德纳式的人物可以生存的国家”。但是，他忘记了一点：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加德纳的传奇经历都只是特例。而且，他避而不谈美国是全世界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²，要想在美国摆脱贫穷，其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在美国，人们坚信悲惨命运总是个人不够努力的结果，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国家文化之中。影片正是这种普遍社会心理的最好写照：加德纳被塑造成典型的“自我成就之人”，而他努力追求社会阶层跃升的人生经历则被刻画成达尔文式的斗争过程，直到影片的最后几分钟，斗争终于换来了回报。影片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唯才是用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坚持不懈和个人努力总会得到回报。

电影的大获成功让克里斯托弗·加德纳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明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加德纳接受了几百场访问，每一次他都会分享幸福的秘密，解释电影标题中的“happyness”一词为什么用“y”代替“i”：“y用在这里是为提醒人们，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能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责任心至关重要。没有人能帮到你，你的生活得靠你自己。”加德纳再次改头换面：颇有成就的证券经纪人成了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演说家，他开始宣传自己的成功学教义，分享自己挥洒汗水付出艰辛得以领悟到的“智慧”。2010年，加德纳被提名为AARP乐龄会6596247的“幸福大使”，这是一个在全球拥有超过4000万会员的非营利组织。加德纳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意愿和相应的技能，人就可以在自我塑造、自我雕琢之后完成蜕变，而幸福也可以被创造、被传授，最终被人们牢牢握在手中。

加德纳所言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他既声称幸福与个人责任（你自己、你的责任心、只有你的责任心最重要）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他又称人们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需要像他这样的专家做向导。加德纳陷入了人类自我重塑的迷阵，他所鼓吹的即使“自我成就”的人也需要教育和指引本身就是悖论。此外，他的言论毫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重拾早已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这种传统混合了意识形态、伪精神性与大众文化，长久以来滋养着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市场中贩卖的商品是关于自我蜕变、自我救赎和自我实现的故事；这是某种意义上激发情感的意淫作品，其目的在于塑造人们对自身及周遭世界的看法。这些大肆宣扬可以帮助人们得到幸福的、圣人传记式的故事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层出不穷：从19世纪中叶的塞缪尔·斯迈尔斯6596248，到19世纪末的小霍雷肖·阿尔杰6596249，到20世纪50年代的诺曼·文森特·皮尔6596250，再到90年代的奥普拉·盖尔·温弗瑞6596251，他们无一例外不在讲述着这样的故事³。

实际上，追求幸福不仅是美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其主要政治视野之一。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鼓吹、输出、传播这种“憧憬”，妄图借助专长于“自助” 题材的作家、各种各样的人生导师、商人、基金会和其他私人组织、电影业、脱口秀、名人，当然还有心理学家等大批“非政客”的介入来实现此目标。直到最近，它才开始从典型的美国政治视野拓展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世界级产业，在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了。

《当幸福来敲门》一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推销个人成功故事的肤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因此这本书并未引起什么反响。但时至21世纪初，形势已然改变，靠着美国提供的大量资金成立于1998年的积极心理学，开始试图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追寻幸福不该只与美国人民有关。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应该把全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幸福的渴望与追寻看作自我实现的最强烈表现。他们声称，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心理学证实了某些可以帮助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因素确实存在，无论是谁，只要听从“专家”既简单又可靠的建议，就可以从中受益。诚然，这种理念并不新鲜，但是鉴于给出建议的是心理学家，我们似乎必须严肃对待。短短几年时间，积极心理学取得了其他任何学科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学在诸多大学中成为重要课程，而幸福在众多国家成为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

有了积极心理学，幸福不再被视为模糊不清的想法、乌托邦式的目标或难以企及的奢望。恰恰相反，它成为可以普遍实现的目标，成为可以定义成功人士必要心理条件的概念。事实证明，幸福人士身上的特征顺理成章地与加德纳这样的人物高度吻合。像加德纳一样，他们独立、真实、积极成长；他们生来就拥有坚定的自尊心和极高的情商，他们乐观、坚韧、具有创新精神。由此看来，《当幸福来敲门》的确是一部“高质量的积极心理学代言电影”。

积极心理学在21世纪初的出现，让人们把加德纳的说教奉为纯粹的科学真理，而不再只是呼吁他们振作起来对自己负责的伎俩。积极心理学的忠实信徒使出浑身解数，赋予其一种科学合理性，让积极心理学不再备受质疑。受益于此的不仅包括许多举足轻重的机构组织、众多跨国公司巨头，还有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世界级产业，这个庞大的产业所要推销的理念与加德纳在受邀演讲时所表达的观点并无二致：只要选择更加积极的视角看待自身以及周围环境，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也都可以实现最好的自我。对许多人来说，追寻幸福从此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用科学的方式来面对它，对社会和心理学都将大有裨益；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积极心理学的科学性只不过是幌子罢了。个人得以成就自我、社会得以进步的承诺看似美好，但其背后被掩藏的是积极心理学理论与实践中最基本的辩解性特征、令人不安的用途及事与愿违的负面影响。

怀疑论者和批评家们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会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其外表也往往具有欺骗性，这门科学以及它向世人许下的华丽承诺，值得我们带着审慎态度近前一探究竟。

会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

幸福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吗？可能是。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幸福学家的言论持保留意见。本书并非旨在批判幸福，而是要质疑积极心理学所鼓吹的有关“美好生活”的还原论视角——尽管这种视角已经流行开来。毫无疑问，帮助人们感觉良好的意图无可指摘，甚至值得赞扬。但是，积极心理学捍卫的幸福概念是否突破了重重限制？是否排除了有争议的主张？这个概念是否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局？是否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所有答案都有待商榷。

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依次从认识论、社会学、现象学和伦理学角度阐述对幸福概念所持有的保留意见。首先在认识论维度下，我们提出以下疑问：幸福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具有合理性？进一步来说，“幸福”作为一个科学而客观的概念是否合理？坦白说，幸福学是一门伪科学，它的前提假设和逻辑是存在缺陷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6596252曾说过，逻辑链的可靠程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支撑幸福学的是许多缺乏依据的假设、毫无关联的理论、贫乏的方法论、未经证实的结论以及从种族中心主义出发的一概而论。因此，这门自称真实和客观的科学着实令人无法不对其进行批驳。

同时，基于社会学角度的思考也让我们对幸福学持保留意见。除了要判断幸福学本身正确与否，至关重要的是，要明晰哪些社会行动者认为幸福概念能带来益处，它将服务于谁的利益及哪种意识形态，倘若大范围推行将给经济和政治带来什么影响。幸福学为世人开出追寻幸福的科学良方，幸福产业应运而生且日渐昌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开始相信：不论贫穷或是富有，成功或是失败，健康或是疾病，责任都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样一种声音也随之变得冠冕堂皇：社会结构不会有问题，个人的心理缺陷才是根源；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存在的只是个体。”铁娘子明显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6596253的启发。明眼人很快就能看出，如今所说的“幸福”只不过是受新自由主义革命6596254强加的价值观所支配的奴仆。这场由芝加哥学派孕育而生的革命，在众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重燃于20世纪50年代。最终，新自由主义革命成功地让全世界信服：用追求个人幸福来替代追求集体利益是唯一现实且值得颂扬的。1981年，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撒切尔夫人毫不留情地说：“近30年来的政治不停地向着集体社会的模式发展，这让我非常气恼。大家都忘记了个人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改善经济就是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经济就是方法；其目标是重塑人们的心灵和灵魂。”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幸福学家构想的追求幸福并非适合所有人的至善，对于他们提出的“追求幸福”这个概念，我们应该保持质疑。我们认为，这种行为象征的是个人主义社会（治疗型的、原子化的6596255）对集体主义社会的胜利。

我们的质疑也同样存在于现象学角度。幸福学非但一直没能达成自己设定的种种目标，就连用以吹嘘的研究成果也都自相矛盾、平淡无奇。幸福学承诺，通过治疗可以改善人们自身的缺陷，改造他们的非本真性，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个人失败——这是幸福学的根基之所在。在此语境下，幸福摇身一变，成为强制目标，但其飘忽不定、难以名状的特征，催生了形形色色的“追寻幸福者”与“恐惧幸福者”。他们开始关注自己，不断努力改善心理缺陷，迫切希望成就更好的自我。这让幸福成为一种完美的商品，并流通于一个想方设法将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执念正常化的市场上。但显而易见的是，对那些寄希望于所谓的幸福学专家们所推崇的五花八门的治疗、产品和服务的人来说，这种执念往往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将着眼于伦理学角度进行思考，主要从幸福与痛苦之间的关系展开。幸福学将幸福和积极性与生产能力、效用性、卓越性，甚至正常化这些概念等同起来，将不幸与上述所有概念的对立面等同起来，迫使我们在痛苦与幸福之间进行抉择。这样的立场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够做出选择，而且总是拥有多个选项，就好像积极性与消极性代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我们选择正确，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生活的痛苦。人的一生中，悲剧在所难免，幸福学却坚称痛苦与幸福取决于个人选择，不把逆境视为磨砺和机遇，生活苦悲就是咎由自取。如此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幸福学不仅强迫我们要幸福，而且还将我们没能过上成功圆满的生活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无能。

整体框架

第一章，探讨幸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将介绍21世纪初以来，幸福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领域，即积极心理学与幸福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我们将讨论二者的基本目标、方法论假设、在学术领域和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接着，我们将展示追寻幸福如何开辟出了一条连通政治的道路。幸福学家把幸福当作一个可度量的客观变量，让幸福成了一个可以在国家层面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让政客能够以技术治国论6596256为依据，去面对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和道德问题（如社会不平等）。

第二章，揭示幸福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幸福概念有助于证明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因为它借助了实证科学里中立的权威话语以及看似非意识形态的术语。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有关积极心理学的文献，目的在于探究积极心理学的两个特征：一是积极心理学采用了许多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它提出的社会概念非常狭隘。接下来我们要试图说明，尽管积极心理学的确把握住了人们有关幸福最为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在这个社会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所提出的幸福良方却催生了不足感——但是积极心理学要解决的正是这种不足感。最后，我们会讨论将幸福学引入教育体系这一行为。

第三章，讨论幸福学在企业中的作用。对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工薪阶层来说，全身心投入工作已经成了他们在新型职场中生存的必要条件。将上述心理学模型应用于分析工薪阶层在职场中的行为举止，幸福学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它用来改造工薪阶层身份，帮助企业调整员工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对自身价值和个人前景的看法，有利于员工更好地适应由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控制、权力的灵活性与权力分配所引发的新要求或需求。同时，我们探究“幸福”这一术语与技巧是如何让员工认同进而适应企业文化，如何让积极情绪为企业以及企业对生产力的迫切需求服务，如何把充满不确定性、前景黯淡、结构涣散、竞争激烈的劳务市场的重担转移到工薪阶层身上。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观察到幸福在21世纪成为人们盲目崇拜的商品。它造就的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世界级产业，这个产业的基础产品是积极治疗法、自助题材的文学作品、提供人生指导和职业建议的服务、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以及形形色色用来提升自我的教材。从此，这些 “情绪商品”6596257（emodities）——也就是所有承诺改善情绪并付诸行动的服务、治疗法与产品——共同打造着人们的幸福⁵。这些“情绪商品”采取迂回路线：它们往往先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大学的一些院系中，随后便马不停蹄地打入其他市场——比如企业、科研基金的管理机构、有关生活方式的行业……对自我与情绪的控制、对真诚性与个人成长的追求，促使社会中的个体持续进行自我塑造，而“情绪商品”也得以在社会中不断流通运转。

第五章，展示幸福学的科学话语使用了功能性语言，它通过定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期待和标准，来评估个体的行为举止与情感，幸福学家可以据此评估个体是否健康、是否具有适应能力、是否正常。本章首先分析幸福学家对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区分，这两个概念是他们从对“普通人”的研究中得出的。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揭示这种区分方式所布下的诸多陷阱，并对其提出质疑。接着，我们会分析幸福与痛苦的关系。最后，我们试图批判性地考察将痛苦视为可以回避、毫无益处且无关紧要的事物所带来的危机。

近年来，无论是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还是记者、历史学家，他们通过大量著述对幸福问题展开各种批判性讨论。其中，我们借鉴了芭芭拉·埃伦赖希6596258和芭芭拉·海尔德6596259对积极思维所具有的专制性的研究⁶，山姆·宾克利6596260和威廉·戴维斯6596261对幸福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⁷，卡尔·西大斯托姆6596262和安德烈·斯派塞6596263对幸福意识形态的思考⁸，这些作品给予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启发。

如果说这些作品能够为当今社会中关于幸福如火如荼的讨论带来些许贡献，应归功于它们采用了批判的社会学视角。立足于上述提到的关于情绪、新自由主义和治疗文化的研究成果，本书将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观点展开深入探讨，同时亦将引入一些全新的观念，新自由主义资本社会下追寻幸福与权力行使模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是我们关照的重点。我们打造出“幸福制度”术语，旨在强调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在幸福至上的时代，一种全新的公民身份概念是如何与全新的强制性策略、政治决策、企业管理模式、个人执念和情绪等级划分相伴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