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了农民，有效掌握了农民，找到了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理论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领域，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点所在。时间具有化神奇为平常的功能，毛泽东提出的“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中国革命是新式的农民革命”等论断，当年可谓石破天惊，足够让那些“正统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震撼，但在今天已成常识，连中学生都不觉得有什么奇妙之处。由此，也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理论的简单化理解，仅将其视为“国情论”的结果。在一种程度上，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农民人数最多，不靠他们靠谁？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支持，这种趋向实用主义的农民理论，恐怕难以自称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不能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农民理论是一个宽广的论域，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有关东方社会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解释，对俄国革命模式的解读，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路径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农民的属性、特征、地位、作用的理解，等等。从尽可能宽广的视阈分析近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各政治思想流派有关农民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贴近历史的真实，才有可能提出新的见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各种社会思潮各显身手、各展所长的时期，思想理论碰撞激烈，中共的农民理论与其他相关政治和思想流派形成了互动、斗争又相互吸收借鉴的复杂关系。比如，中共的农民理论与国民党对农民的认识与政策，与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形成了对话和竞争的关系。总之，中共的农民理论背后是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支撑，而非某个天才人物顿悟式的天才创造或突发奇想；是各种思想理论对话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理论思想的单向度演进。中共的农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联，讨论中共的农民问题，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阐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四多四少”的情况：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专门问题进行探讨的少；分别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多，而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少；孤立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多，而将“源”与“流”结合研究的成果偏少；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多，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研究少。我同时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在研究视阈和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为此提出了四点建议：学科融合；视界多维；与时俱进；在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参见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今天看来，“四多四少”的情况有所改变，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提出的四点建议仍然有其针对性和适用性。本书作者周建伟是我指导的一名博士生，本书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建构。了解以上一些背景性的东西，才能客观地对本书进行评析。总的来说，本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分析视野有拓展。本书从内、外两个向度，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的建构历程和演进逻辑。内的方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理论建构和革命实践历程，以“挑战与抉择”、“创造与转折”两个主题，追溯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在农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内在理论演进的复杂过程。外的方面，著作以“民族—国家”、“社会—阶级”两个范畴，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建构逻辑和理论内容，展示不同理论流派间的话语互动，分析实践得失。总体来看，本书在“源”与“流”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有所拓展、有所创新。二是理论建构有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的问题意识明确，主线清晰，建构了合理的解释框架；有的虽然能够将所探讨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往往就事论事，在建构解释框架上力有不逮，或者没有解释框架。本书的问题意识明确，主线清晰，作者力图回答如下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消极落后”的农民，为什么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这蕴含了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来说，有哪些意义和启示？作者提出了历史主体建构这一核心概念，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等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框架，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有说服力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过程，作者提出了一个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解释性概念——“承异”，基本含义是继承与断裂并存或结合。作者认为，理论的“断裂”之处，也就是新话语的生长之处。这些论述，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共农民理论理解的深化，有不少新意。三是现实关怀强烈。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与现实被一根线贯串着，难以分割。对中国来说，“三农”问题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局，事关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进程，用时髦的话说，事关中国梦的实现。任何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都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本书作者也不例外。本书的内容虽然止于1949年，但历史可以照亮现实，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作者对“三农”问题的现实思考。周建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中经历较为特别的一位。他硕士毕业后先在高校任教，后转到党政机关任职，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而后又脱产攻读博士学位。他既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也有对社会实际的切身认知，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学术上也有自己的追求。建伟出身农家，研究农民问题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他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正值我国“三农”问题突出、“三农”研究成为显学的时期，其硕士学位论文主题是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近年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取得明显成效，学界“三农”问题研究热潮已过，甚至有趋冷的态势。不过，冷却也带来了反思，对学术研究特别是理性思考可能更有利。我向来认为，对博士研究生，应当给予比较大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空间。在入学时，我即向他们传达这样一种理念：攻博期间，要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研究基础和学术兴趣，认认真真思考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今后的学术方向；认认真真读一些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很有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受益终身。博士学位论文既是对学生学习研究的检验，也是对导师指导原则的检验。我和建伟商量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学科方向，结合我的指导理念和建伟的理论基础、学术兴趣，没有费太大周折，就定下了论文的方向和主题。但我还是有所担心，学术界非常重视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能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机结合，有所突破，在分析视角、理论建构、学术观点、资料运用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是对作者的考验。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个磨练身心的过程，我想对建伟也不例外。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三年的努力，他拿出了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认可。我想，这是对作者潜心努力的最大肯定和鼓励。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建伟选择以学术为事业，留在高校工作。如果说博士学位论文是学术人的一个小高潮或小高峰的话，那我们有理由期待“后博士”时期学术研究新高潮或新高峰的到来。期待并祝愿建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稳步前行，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是为序。201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