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二卷，上接三国，下迄东晋。这一时期（共一百六十五年）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不同于汉魏佛教。

汉魏佛教传播地区有限，信教人数也有限，多为上层贵族。时人认为它与黄老差不多。西晋时期，北方各民族，五胡十六国之间种族偏见极深，互相敌视，战胜者对战败者往往不分贵贱尽行屠戮。儒家教义被视为汉族的信仰，而佛教来自西方，比较容易为北方各民族接受，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佛教在上下各阶层取得信仰的统治地位后，对消除种族隔离、融合民族生活习惯起过促进作用。“佛是戎神，正所奉祀”（石勒答王度奏），足以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态度。战争、杀伐连年不断，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佛教宣传因果报应，戒杀生，劝说统治者少杀戮，为来世积功德，对当时文化落后、嗜杀成性的上层贵族来说容易接受；对当时饱受苦难的下层群众来说，也可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安慰和“来世”幸福的虚幻许诺，因此它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机会。

由于佛教的势力增大，这一时期，译经的数量及质量均超过汉魏，后来影响中国佛教的教派及宗派的重要经典的汉译本已基本具备。翻译质量也有所提高。三国及其以前，译经大都为少数信奉者参加，译经费用为信徒捐助。两晋时期的译经已由国家举办，有较为完备的译场组织，财力及人力均极充足。汉译经律论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介绍过来的。鸠摩罗什的汉译本给我国翻译事业增添了光彩，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汉魏时期佛教重要人物都是翻译家，而两晋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以中国学者为主力军的佛教理论家，即所谓义学沙门。两晋佛教理论与当时中国流行的玄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流派。佛教思想大量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以后，使中国的佛教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中观学派，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传播中心，培养出一批佛教理论家。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逐渐被一些人了解，并发现它与魏晋玄学理论有区别。有的佛教徒不甘心使佛教当玄学的附庸，企图自张一军。这也是鸠摩罗什念念不忘的心愿。但由于玄学的势力十分强大，影响又很深远，来自西方的佛教中观学派，虽曾博得一时的赞扬，但终不能有所发展。当时佛教大乘中观学派既要摆脱魏晋玄学的束缚，还要与佛教内部的小乘流派做斗争。鸠摩罗什处在两面作战的境地，不得不发出“折翮”的哀叹6779136。

两晋时期佛教的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凉州是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有许多重要佛经的翻译是出自凉州。西方僧人到中国内地，往往先到凉州熟悉汉语。且该地不像关中是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北方广大地区常遭兵火，那里还比较安定。北方也有僧人文化人到那边避乱，这也是促使该地形成文化重镇的一个因素。鸠摩罗什借重姚秦的势力，在长安开创了关中中观学派。慧远继承道安在襄阳的传教事业，在庐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佛教中心。当年，道安在襄阳传教，也曾形成了一个佛教中心，培养了不少有才干的僧人。但时间短，又值兵荒马乱的年月，他的事业受到不少限制。慧远传教活动时期，东晋社会比较安定，他又善于交接官府，弟子遍天下。庐山慧远僧团不但是江南佛教中心，在全国各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他善于政治活动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学说适合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他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与佛教的出世观念结合起来。慧远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容让6779137，对鬼神学说的迁就，对佛教大小乘宗派矛盾的调和6779138，从而使他的佛教思想把许多对地主阶级有用的东西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慧远在当时佛教界中，据有崇高的地位，就在于他的理论能够满足那个国家的需要，而不在于他的理论中包含了多少真理。实际上，佛教教人成佛寻求涅槃，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大骗局，误尽苍生。

汉魏时，黄老与浮屠并列为祠祀崇拜的对象。佛、道二教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他们自己中间，都没有分清两者的区别。两晋时期佛教势力转盛，这时道教也有了发展。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争辩。这两种宗教为争群众、争君主的支持，争宗教宣传的地盘，各自制造自己的理论根据。

这时出现了《老子化胡经》，此经相传为道士王浮所作6779139。故事内容大意为老子西出关，度流沙，教化胡人，创立佛教。佛教创立者不是西方圣人，而是东方去的圣人老子，佛是中国人的弟子。化胡之说起源甚早，并在佛道两教中广泛传布，长时期内没有人表示异议。因为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刚开展传教活动，势力不像两晋时期那样强大，因处于劣势，巴不得攀附道教以自重。哪怕是传说也好，能与老子有些瓜葛，对佛教有利无害。佛教徒虽心知老子化胡说不足据，但予以默认。等到佛教势力逐渐强大，遂不甘心屈居道教之下，要独立门户，才对老子化胡之说展开攻击。佛教徒也制造了老子为释迦弟子的传说。说释迦生于周昭王时，远远早于孔子和老子，以抬高佛教，贬抑道教。化胡之说本出臆造，不值得费精神为它论辩。但这一争执的形成过程刚好反映了佛、道两教势力消长的痕迹。作为背景材料，也值得注意。6779140

总之，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随时变换着自己的面貌和精神，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它已成为中国封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和中国的官方支持的哲学发挥着同样的职能。以平等出世的姿态为世间的不平等制度辩护。其理论虽超然物外，其社会作用半点也不超然。佛教在西晋初期完全依傍玄学，为玄学作注脚，等到势力稍大时，外来佛教徒虽也企图自张一军，但未能实现。它能做到的只限于对玄学的支持和补充。佛教推动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深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至深且钜，这个作用我们不能低估。

两晋与南北朝相衔接，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基本未变，东晋与南北朝的学风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佛教中有些学派还在继续形成和发展中。由于南北双方政治上长期分立，地区文化的差异也较两晋时期更为显著。儒、释、道三教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这是本书第三卷所要涉及的内容，这里从略。

本卷第二章《六家七宗》一节由余敦康执笔。全书由刘苏同志担任抄写及校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