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前就有了写一本《美国诗史》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释读美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诗人的代表性诗歌作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夹叙夹议，既勾勒美国诗歌发展的总体脉络，又总结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文化背景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特点，同时窥见并揭示代表诗人的个性风格及其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方面的区别性特征，体现成果导向的科研反哺教学的科研理念，为国内美国诗歌的教学与研究抛砖引玉。为了这一目标，我坚持从诗歌文本释读做起，基于国内外的美国诗歌教学实践和研究基础，将自己多年来所发表的20余篇相关论文汇集成这本《美国诗歌史论》，内容分为“早期美国清教诗歌”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歌”“20世纪美国现代诗歌”和“20世纪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四个篇章，集中细读了从17、18世纪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清教诗歌到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时期美国黑山派诗歌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其中包括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托·斯·艾略特（T.S.Elio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等代表诗人及其代表诗作。

第一篇“早期美国清教诗歌”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北美殖民地诗歌的清教史观”为开篇第一章，以清教诗歌、清教史观、清教想象为关键词展开论述，认为北美殖民地诗歌体现了早期北美移民对上帝的敬畏、对生命的期盼、对成功的追求和对文化的眷念。这一时期，北美殖民地诗歌创作的目的是宣扬“新世界”，因此诗歌的记叙元素多于抒情元素。诗人不仅把清教思想与历史记叙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清教史观，而且用诗人个人的或者历史的记叙来阐释清教教义，形成了北美殖民地清教诗歌独特的想象模式。虽然诗人的想象及诗歌形象化、意象化和象征性的语言均违背基督教义，但是诗歌因其独特的艺术效果而成为殖民地人民传颂上帝意旨的艺术形式。第二章叙述安妮·布雷兹特里特不但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女性诗人创作优秀诗歌的传统，而且与爱德华·泰勒一同分享着北美前一个半世纪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荣誉。然而，作为一名清教徒和一位女诗人，在17世纪北美浓重的清教主义宗教与社会文化背景下，她的诗歌创作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叛逆”，因此本章聚焦诗歌文本来重新考察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思想，窥见女性的困惑与焦虑，关注女性诗人的生命诉求，揭示这位所谓“文化叛逆者”的心路历程。第三章讨论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Michael Wigglesworth）的叙事长诗《末日》。该诗模仿民谣诗体，表达了预定论神学观点，预示了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书写了罪人的痛苦，同时彰显了神对义人的爱及圣徒的蒙恩拣选，在成千上万新英格兰清教移民的心灵深处找到了共鸣并且成为他们津津传诵的美丽诗篇，被誉为北美第一部“畅销书”。第四章讨论一位被称为“旷野巴罗克”诗人的爱德华·泰勒。他的诗歌闪烁着宗教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光芒。他模仿邓恩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玄学派宗教诗人，将神学思想深藏于日常话语之中，用奇喻、双关、悖论等修辞手法，让诗篇充满喜乐与惊奇。通过对《上帝的决心》《沉思集》等重要诗歌作品的文本释读，本章阐述了诗人舍弃都市的安逸而投身旷野的献身精神，揭示诗人将貌似简单的旷野意象与严肃深邃的宗教主题相互融合的独特的“旷野巴罗克”诗歌创作风格。

第二篇以“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歌”为篇章题目，包括第五章至第七章，以“爱默生与美国诗歌传统”为第五章题目，讨论爱默生主张抛弃经验，凭借直觉去感受世界和追求真理。他坚信自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质外化，是个象征体系。诗人是“见者”“言者”“先知”和“语言创造者”，唯有诗人才能刻画自然并揭示真理。本章旨在考察爱默生超验主义诗学理论所包含的“代表性人物”“智性感受”“化石的诗歌”“催生韵律的主题”“解救万物的神”五个基本要素在惠特曼、弗罗斯特、奥尔森等重要现当代美国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体现，进而揭示爱默生对构建美国诗歌传统的贡献。第六章通过爱默生的《斯芬克斯》一诗的文本释读，解读诗中人斯芬克斯那耐人寻味的“俯伏世界”“同一造物始主”等一系列精妙的意象及诗中为了强化自然事物间“多样统一”（unity in variety）的关系而采用的一连串逆说悖论，再现宇宙万物间存在着一种精神连续的现象，让生活在19世纪物质文明欣欣向荣时期的现代美国人不至于因为过分专注于个人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忽略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的关系及自然事物之间的神圣关联，最终导致“丢失”在“自我迷宫”之中的恶果。诗人呼吁人类命运和生命意义都存在于大自然之中，人应该走出自我生命意义的迷宫，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把自然事物与精神事物融为一体，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答案，才能够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了惠特曼创作民族史诗的伟大抱负，他不仅要赞美他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粗人”“曼哈顿之子”，而且要歌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宇宙”。《草叶集》融国家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话语于诗人自己的、个人的、自我的话语之中，它不仅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且展示民族精神，既是一首赞美诗人自我的抒情诗，又是一部讴歌美国人民的民族史诗，一部“抒情史诗”。

第三篇讨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现代主义时期的三位代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托·斯·艾略特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第八章以弗罗斯特《论爱默生》一文为基本线索，结合爱默生与弗罗斯特诗歌及散文文本释读，着重从诗歌语言、格律、图征性意象、“二元论宗教观”，以及“自由的焦虑”等方面，阐释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对弗罗斯特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第九章对弗罗斯特“最出色的十四行诗”《割草》进行格律分析，不仅发现弗罗斯特驾驭十四行诗这种格律最严谨的英语诗歌体裁的娴熟技艺，而且证明了这首十四行诗并不像弗罗斯特诗评家马克森（H.A.Maxson）所认为的那样“离经叛道”，而仍然是弗罗斯特“一首最先进、最具有创新意识的十四行诗”；第十章讨论了弗罗斯特自己认为是“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的一首十四行诗《彻底的奉献》。在他看来，美国人要想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并充分实现自我的价值，就必须完全放弃自我、彻底地奉献。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我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剥夺，而另外一方面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没有像神圣的爱情那样，做到双方在灵魂与肉体上的完全结合。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被克服。于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软弱”来自自我的“捆绑”。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

艾略特认为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多样和复杂的，而且描写这种多样和复杂的现代文明的诗歌艺术形式也应该是多样与复杂的，因此诗人“肯定是费解的”。第十一章在研读艾略特关于“感受力涣散”“历史意识”“个性消灭”等核心诗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荒原》中的动物话语，对“一对破钳爪”“在两种生命中颤动”“我们是在老鼠窝里”“画眉鸟在松树里唱”等经典意象进行文本释读，揭示艾略特反对浪漫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个人情感、张扬个性立场的观点，并为艾略特强调历史作用的“非个人化”诗学与诗歌创作理论寻找佐证。艾略特说《荒原》仅仅是他个人对生活发出的满腹牢骚，然而他“个人的满腹牢骚”却代表了战后西方社会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幻灭，《荒原》也因此成为一部划时代的“抒情史诗”。然而，不少诗评家认为，《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诗歌创作的艺术顶峰。艾略特本人也认为《四个四重奏》是他最优秀的诗作。因此，第十二章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讨论艾略特在这部长诗中描写一个皈依宗教的人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刻画诗人的个人经历、社会的历史事迹及诗人对人类命运的种种感想，融抒情性与史诗性为一体，真可谓抒情式的灵感与史诗般的抱负完美结合的典范。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一文中说：“这个世界主要的辉煌壮举就是造就了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包含着所有人的性格特征”；在《草叶集》中，惠特曼不仅“歌唱一个人的自我”而且“也唱出‘民主’这个词，‘全体’这个词”；在《帕特森》中，威廉斯写道：“这座城市/这个人，一种认同。”可见，爱默生笔下这个“包含着所有人的性格特征”的“一个人”在惠特曼笔下变成了一个包含“自我”和“全体”的人，而在威廉斯笔下，这“一个人”又进一步与一座“城市”相互“认同”。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围绕“一个人本身就是一座城市”这一主题，深入揭示威廉斯创作《帕特森》的心路历程，并且通过解读威廉斯《帕特森》中的代表性奇思妙喻，挖掘帕特森其人与其城之间的隐喻性关联，揭示现当代美国抒情史诗创作中戏剧性地让人与城相互捆绑和相互认同的一个艺术特征。

第四篇聚焦美国后现代时期最具实验性和代表性之一的黑山派代表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投射诗诗学理论及其投射诗《翠鸟》和长诗《马克西姆斯诗篇》。《翠鸟》是奥尔森早期最杰出的诗作，也是他投射诗诗学理论最成功的一次创作实验。虽然仍受庞德和艾略特的影响，但奥尔森更加注重威廉斯的诗歌风格，不仅对自己生长的故土充满信心，而且不遗余力地去挖掘美国本土的、具体的、地方性的文化内涵。第十五章从赫拉克利特关于唯有变才是不变的辩证法观点切入，紧扣该诗的主题“不变的/是变的意志”，通过诗歌文本的深度释读，分析投射诗诗歌语言、表现形式和主题呈现的基本特征，揭示奥尔森寻求变革后现代主义时期美国诗歌的理论与实践。庞德自称其长诗《诗章》为“一张嘴道出的一个民族的话语”；威廉斯在他的长诗《帕特森》中说“一个人本身就是一座城市”。不论庞德还是威廉斯都注意到了现当代美国长篇诗歌创作的一个共同特征：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因此，第十六章通过对查尔斯·奥尔森的投射诗诗学理论及其诗歌作品的文本释读，揭示诗人在其长篇史诗《马克西姆斯诗篇》中，将史诗般的抱负与抒情式的灵感完美结合的艺术魅力，从而为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现当代美国长篇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虽然我能够坚持学习，艰苦奋斗，但毕竟错误难免。然而，有了这番努力，我信心倍增，相信自己能够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的感召下，在学界导师和同仁的指导下，在北京联合大学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在美国诗歌的教学与研究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黄宗英

记于北京西二旗智学苑家中

201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