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了《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和编撰课题，其第一、第二卷于2003年出版。次年，我在谈到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状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检讨和反思八十年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我们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想要写一部有“根”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3月23日）

2010年，在我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全部出版之后，我又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项目。前者是一个集体研究项目，后者则是一个独立研究项目，其研究对象是两千余年儒家经典的诠释历程，我于是又开始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研究之旅。其研究过程这里不必备述。简言之，那还是一种以训诂考据形式为主的经学史研究。古人有“十年磨一剑”之说，我所做的这种经学研究到底如何呢？

我自思这种经学研究，还是与前人纯训诂考据式的经学研究有很大不同。李白曾有“雄剑挂壁，时时龙鸣”的诗句，如果把我的经学研究比作“雄剑挂壁”的话，那“时时龙鸣”的声音，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只不过，它仍被训诂考证的形式束缚着。如果脱略这种训诂考证的形式束缚，那这种“龙鸣”的声音当会响成一片。这样想，便有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兴奋之余，便诌诗一首：“鱼化腾蛟语化诗，惊天泣鬼聩聋知。太阿炼就如秋水，雄剑龙鸣会有时。”这首诗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

两年前，我给博士生开“群经述义”课，略去训诂考证，只讲经典的主旨大义。后来学生肖永贵和唐陈鹏根据录音整理出讲稿，要我审看。讲稿保留了课堂上口语化以及时而插科打诨的风格，也保留了许多引申发挥、联系社会现实的例证，两年后再品味当时所讲的内容，觉得还是很有意趣的。

但重点不在于此。重点在于我所讲的内容与传统经学已有明显不同，这种不同表现为如下五个“新”：

一是理论视域新。这是指我能从价值观的理论视域来研究经学。近二十年里，我一直强调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问题：中华文化的“根”就是“六经”，“六经”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文化的“魂”。“六经”去，则学无根；学无根，则国无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可惜经学发展两千年，并无人有此认识。为什么？古人没有价值观的概念，没有价值观的理论，只会说经典如“天之经，地之义”般重要，肤廓笼统，说不出所以然。古人对于经典及其注释的熟悉程度，今人很难与之相比。但今人也有超胜之处，那就是理论工具的强大。我们可以用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经学；可以用诠释学的理论研究经学；可以用“文化记忆”的理论研究经学；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新的理论视域，我们才敢于打出“新经学”的旗号。在我看来，只有用价值观的理论，用“根”与“魂”的概念去看待经学，经学研究才能获得新的生机，经学也才有重新研究的必要。否则，我们花那么多精力研究这些“老古董”干什么？

20世纪初，蔡元培作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废除尊孔读经”，其后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不从“六经”讲起，而从诸子百家讲起。蔡元培为之作序，称赞其书：“截断众流，这是何等的气魄！”然而在我看来，“废除尊孔读经”“截断众流”，无异于对中华文化斩“根”断“魂”。我辈处于一百年后的今日，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接“根”续“魂”。我们不要再做斩“根”断“魂”的人，而要做接“根”续“魂”的人，开创“新经学”。

需要指出的是，以新的理论视域来研究传统经学，并不意味将经学加以华而不实、花里胡哨的所谓“理论包装”。说实在的，这样的经学研究还不如那种质朴的旧式经学研究好。新的理论视域是让我们有一双能透视的眼睛，帮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二是时代意识新。经典文本看似不变之物，经典诠释看似陈陈相因，实际并非如此。你只要多读几部注释，就会发现经典文本在理解上充满歧义和变量，可诠释的空间十分巨大。而在理解和解释上，最大的变化原因，来自“时代意识”。对于经典中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提出：“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在我看来，经学也像其他学问一样，守旧则死，开新则活。一部经学发展的历史，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是“求新”的历史。皮锡瑞的“守旧”一词用得并不准确，经学实际上是在守护“底线”，比如“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一代一代接着讲，不能放弃。但不能认为经学整体仅仅是守护“底线”，而不求与时俱进、向前推展。

今日之时代，既不同于自汉至清的传统经学时代，也不同于20世纪批判经学的时代。此一时代的经学研究目标，是要开创“新经学”，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向传统复归。我所说的“新经学”，是与传统经学相对的概念。谈经学，首先要以传统经学为基础，不能脱离传统经学的学术规范来标榜“新经学”。但“经以载道”，经学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并服务于时代需要。今日中国随着世界大潮已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经学当然也要有新的发展、新的面貌。我们今天讲“新经学”，要像方以智所说的那样，“坐集千古之智”，使经学中的智慧和经验融入今日的时代意识中。这种经典阐释的目标朝向现代中国以至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这是大目标，不是小目标。当然，我们在提倡“新经学”的同时，也不反对“旧经学”。“旧经学”仍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空间。有人喜欢按“旧经学”的路子做学问，也应予以尊重。

三是破译思路新。经学研究有经学本身的问题。一些研究是非常具体的，并且是不容忽视和绕过的。那种两千年未曾突破的课题，今人有无机会和能力进行实质性的突破？若能做到这一点，就能让那些从事旧式经学研究的人也心服口服。传统经学曾被称为“专门之学”，又被视为“学究之学”。“专门之学”就是只专一经，或一经之中只专一传。如治《公羊传》者不治《左氏传》之类，违反者被视为背叛“家法”。“学究之学”就是“学究一经”。因为学问不能宏通，所以历史上的许多经学问题不能解决。东汉郑玄之所以受后人推崇，是因为他能突破“师法”“家法”，遍治群经。但即使如此，历史上仍有不少大的经学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关于汉代齐诗的“四始五际”说。这一学说最初记载在《诗纬泛历枢》中，主要是三段话：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

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

两千年之间，学者对这三段话只是转录，无人解释，遑论破译。我破译了这个学说，并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此学说实际是关于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时间节点理论。这个理论非常重要。这个破译，得益于我对汉代象数易学的了解，以及对诗经学的了解，同时也得益于我平时对历史上改革和革命历史规律的关注。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中有简单的介绍。欲知其详，可索阅《哲学研究》2013年第2期《齐诗“四始五际”说的政治哲学揭秘》。

此外，在周易学史上，“艮之八”“随之八”“得贞屯悔豫，皆八”一类也向无善解。毛奇龄甚至最后说：“吾不解也。若此者，阙之可也。”（《易小帖》卷四）而我认为，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能够说清说透，具体情况也会在本书中做一个交代。还有，书中关于今文《尚书》属于老古文的观点、《大学》除了“三纲领”“八条目”之外还有“五心法”的观点，虽然算不上“破译”，但也属于创新之见。

四是研究取舍新。研究内容的取舍，要抓大放小。这里所说的“大”是指经典的主旨大义。“小”是指训诂考据的学问。在传统学术中，关于训诂考据的学问就称为“小学”。清代“小学”蔚为大观，盖过了经典主旨大义的学问，以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谈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批评说：“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说来奇怪，中国经学传承两千余年，其间经部之书汗牛充栋，却很难找到通论儒家经典主旨大义的书，绝大多数有关经学的著作都是在讲训诂考证，似乎只有以训诂考证的方式说经，才叫“经学”。历史上，正是经学传统中的这种“繁琐哲学”把经学做死了。如果我们今天还走这样的老路，同样会把经学做死。在我看来“主旨大义”好比是西瓜，“训诂考证”好比是芝麻。只搞“训诂考证”，不求“主旨大义”，就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芝麻再多再好，毕竟堆不成西瓜。

我并不是完全反对训诂考证的方法。我自己也做训诂考证，毕竟有些疑难问题，非训诂考证没办法解决。在考证方面，我也非常自信，并且出版过《义理与考据》等论著。我要强调的是，经学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考证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握经典的主旨大义。

五是治学工具新。古人治学也有其工具，如“类书”就是。所谓“类书”，就是遍采群书，辑录各个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例如：欧阳询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白居易等人编纂的《白孔六帖》；李昉等人编撰的《太平御览》；王钦若、杨亿编纂的《册府元龟》；章如愚编撰的《山堂考索》；王应麟编撰的《玉海》；明清两代官修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等。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但类书只是方便一般学者查考的工具书，它对于大学者做学问而言，并没有太多用处。那么，大学者靠什么做学问呢？主要是靠博闻强记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奋。当年，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考据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他们的大脑有点像今天的“电脑”。他们除了有这种过人的天赋外，还异常勤奋，他们的每一份考证成绩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阎若璩曾说，为了寻找“使功不如使过”典故的出处，他曾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类似的问题，当代人利用数据库等信息技术很容易解决。利用数据库信息技术进行历史考证，被称作“E 考证”。用电子数据库去搜集资料，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而全。传统学人很难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去穷尽研究资料。而今天我们在电脑上搜索四库全书数据库，以及其他电子数据库，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穷尽研究资料。有了这样好的治学工具，我们要善加利用。不过大家在采用“E考证”方法时，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一些电子数据库在资料录入时可能会出现差错，所以大家在引用时一定要找到可靠的文本加以核对，确保无误。

我给大家讲课的内容，看似随意发挥，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讲的无论是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都是搜索查考、研究、核校过的。虽然讲得通俗，但讲的内容是准确的。

以上是我所说的本书的“五新”，也是对“新经学”之“新”在何处的回答。

两千五百年中，孔子和儒家诸贤守护和传承中华元典，厥功甚伟。今天我们正处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对于作为传统之源的中华元典仍然需要守护和传承，就像作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三江源”需要保护一样，源清则流清。但文化的源流，又不同于江河之水一去不复返。恰恰相反，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律，就是不断地“返本开新”。“返本”就是回到中华元典中去寻找智慧，“开新”就是要以新的理论视域重新诠释中华元典。如今又到了一个“返本开新”的新时期，而这正是我们创建“新经学”的历史际遇。

这部讲稿，原拟题名《群经述义录》，因为它有上述新意，所以我给它换了一个更大气一点的书名：《新经学讲演录》。在我看来，新经学的“新”在于将现代价值理论与传统经学结合起来，而成为一种新学术。其学术宗旨在于，经过现代诠释之后的经典理念能被今人理解和接受，并融入现实的日常生活当中。换言之，即以“新经学”为平台，重建“人文信仰”。本书不在乎建构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体系，而在乎一种潜移默化的信念沟通，并将此信念“见之于行事”。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我看来，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便是“载之空言”，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能融入现实日常“行事”中的信念，才会“深切著明”，焕发生机。正如陈傅良所说：“谈龙肝，夸凤髓，足以骇人之听矣，至于济饥，曾不若菽粟之有益也。”（《八面锋》卷十三）。

由于这部书由讲课录音整理而成，书中但凡出自常见古籍的引文，皆不注出处。若所引文献不常见，方注出处。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学界增加一种学术著作，而是为人们增添一点精神食粮，如果满书都是“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一类注释横梗其中，那便读之不畅了。

这部书共有十五讲。前四讲为综论，讲述经学概念的由来、经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六经”为中华文化之源、先秦大儒对于经典的传承等。中间十讲为分论，实际是对“十经”的分别讲述，这“十经”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五经”加“四书”，再加《孝经》。其中《礼经》是“三礼”合起来讲，《春秋经》是“三传”合起来讲。最后一讲是补论：以“新经学”为平台，重建人文信仰。

以上所谈，权作这本小书的序言。

姜广辉

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2019年春，时逾古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