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素忍博士的《〈艳异编〉 及其续书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们知道，就明代的小说研究看，白话小说尤其是“四大奇书”的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相对而言，文言小说的研究则要薄弱一些，多集中于“剪灯系列”或具有一定影响的中篇传奇小说。而对明代大量的文言小说选本的探讨，虽说近年来学界已有所涉猎，但研究的还远远不够，其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故本书的问世，一定程度上是对文言小说选本研究的推进。

学术研究是需要相当时间积累的，对相关文献材料的熟悉尤为重要，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别说发现新问题，即使是阐明、解决学界已有的老问题，恐怕也是痴人说梦。一方面，需要阅读、熟悉文本，一些经典的作品，还需要不断的反复阅读，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另一方面，对作者的生平家世、所处时代的政治及文化背景、学界的研究动态等相关背景知识也得相当的熟悉，也就是说，做学术研究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所谓“厚积薄发”是也。赵素忍2001年入学河北师大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研习元明清文学，对明代的文言小说尤感兴趣，毕业论文即以《剪灯新话》为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论文得到了较好评价。其间硕士毕业后到河北经贸大学任教，讲授古代文学，并给学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程。2009年又回河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小说选本上。可以说，她对明代的文言小说摸爬滚打了将近20年的时间，有了相当的积累，具备一定的发言权。我很赞赏赵素忍的这种没有材料不乱说话的学术态度。而学界存在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如对文本不熟悉，对他人研究领域、研究动态根本不熟悉就随意发表观点，胡乱妄加评说狂妄自封为“专家”的人，两者相较，其学术态度何啻天壤？某博导教授就常犯这样的毛病。这样的学术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

学术研究需要创新，需要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老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而一些老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一些新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在遵从学术规范、在以材料说话的前提下，对一些新、老问题，学界难免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的意见，看法相左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定于一尊，也就不存在学术争论了。当然，有些问题大家达成了共识除外。譬如我们以张燕瑾、吕薇芬先生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水浒传》主题为例，该书说：

在《水浒传》主题的研究中，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的见解，没有统一见解未始不是好事，至少说明学术讨论中定于一尊的时代已经结束，何况《水浒传》本身的思想内容丰富多采（彩），复杂，三言两语的概括确实难以涵盖全书，那么主题的多元就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具体说，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有以下多种说法：“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忠奸斗争说”。这是影响较大的三种说法。除此外，还有“人民起义说”“双重主题说”“谏书说”“伦理反省说”等多种说法。所以作者总结说：“《水浒传》的多元主题，各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反映了《水浒传》的部分（或大部分）实际。”6968035

其他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主题的研究都存在这种现象，有的甚至多达几十种。而对这种种纷纭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而绝不是人云亦云。当然，我们反对毫无根据的耸人听闻的标新立异。正如上文所说，在遵从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水浒传》不同主题的提出，自然是“各人讲各人”的，至于结论是否被他人接受，自然也得“听凭众人”——也即是读者自己的判断，或接受赞成，或不接受反驳，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学术常态。如果认为这样的学术常态是“不正常”的话，那只能说持此观点的本身就不正常。

我很赞成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在参加《文学评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做的《中国学术目前最紧缺的仍是专精之学》的发言。他说，他很赞同左东岭先生有关“博与专”关系的见解，但同时认为，在目前的学术界，总体上不是“专”的太多太多，而是“专”的不够。“做学问本来就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做学问既不能发财，也无法拥有权力，所以假如你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来，那它绝不是最好的选择”，“做学问的意义，是让自己感到人生有趣味……就是自己喜欢，自己高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潘教授的意思是，读书需要广博，而研究则需要专精，且浓厚的兴趣则是支撑自己研究的动力，在研究中获得自己人生的趣味。

赵素忍君就是这样以浓厚的兴趣，二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于明代的文言小说研究，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努力探讨、解决一些学术疑难问题，并有不少新的发现，从而发出了她自己的声音。她对《艳异编》及其续书的研究，既有对学界已有观点补充丰富，也有辨析修正，亦有颇多新的发现，择其大要，兹举数例如下：

第一，该书是从选本的角度探讨《艳异编》及其续书的，小说选本具有其独特性。整体上看，选本体现了选编者的小说观念、眼光、美学追求，选什么，如何选？与时代风尚、读者需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选本中的篇目是选编来的，虽然有些篇目可能经过选编者加工、改写，甚至是大幅度改编，但总体上并不能代表选编者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情况，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如引用《艳异编》中的作品对王世贞进行评价就是如此。

第二，该书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归类了相关问题，从中得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结论，提请学界改变自小说学构建之初就存在的某些定论，或研究者们对相关问题普遍存在的误解。她在认真仔细翻阅从汉魏至明代的大大小小的小说集和相关研究后，解决了若干小说研究大家存在的某些问题，如孙楷第先生说《艳异编》“其文录《太平广记》者甚多，占全书十分之七”。6968036 这一观点一直被学界相袭沿用，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小说家类、陈大康先生《明代小说史》等皆持此说。该书以具体翔实的文献资料，通过查找《艳异编》相关篇目的来源，一一比勘后发现两者相重篇目共112篇，仅仅是“十之三”的份额，证明孙楷第先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广艳异编》也是如此，该书579篇作品中，共有315篇与《太平广记》相关，倒是占有“十之五”的份额。不过即使多数篇目与《广记》相关，但也未达到学界泛泛而言的“十分之七”的程度。这也恰好印证了在谈恺重新刊刻《太平广记》之前，该书只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部分文人间，而《广艳异编》成书于谈刻本之后，编选者可以方便的阅读到《太平广记》，该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更大影响。

第三，赵素忍君一篇一篇地翻检故事来源，看似“很笨”的功夫，其实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了证据，许多问题也就很清晰了。对《琅嬛记》成书问题的判断，最能体现出赵君素忍的研究价值。

《琅嬛记》是学界公认的伪书，但其成书来源如何，又是如何作伪的，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却从未有人提及，通过对《广艳异编》故事源流的整理，彻底解决了《琅嬛记》的成书之谜：

《广艳异编》中《紫竹小传》是一篇篇幅较长的传奇，《琅嬛记》却将其割裂打散，分散于上中下三卷中为九个故事（为节省篇幅，这里只选择前两个故事。又，为论述方便，将《紫竹小传》拆分成9 个小故事），不仅主干情节相同，就是连接语也基本相同。通过比对，可以确信这两者同出一源，或者《琅嬛记》把《广艳异编》的故事割碎；或者《广艳异编》把《琅嬛记》中的故事连缀成篇；或者两者同出一源，《广艳异编》是直接抄录，而《琅嬛记》为掩人耳目则将长篇故事割裂打散，改为饾饤，并且加以解释将其典故化，分拆于不同的卷中。其中既有长篇传奇，也有短小的志人、志怪。

第四，该书的一些论述或可修复断裂的小说发展史链条，有利于勾勒出更为完整的小说流变史，对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叙述上的一些不够严谨处亦将有所纠正。如在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多认为《剪灯新话》是“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通过研究后则发现，小说发展的真实情况可能不是如此。在《艳异编》所编选的361篇作品、《广艳异编》所编选的598篇作品中，都是汉魏唐宋的优秀传奇志怪之作。而《艳异编》及其类似之作在当时颇为盛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言小说经典多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太平广记》《艳异编》等书反复刊刻，后人又仿照体例从中编选，直至民国时期仍有《旧小说》等文言小说选本出现。唐传奇编选的现代经典之作——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等就是在此基础上编选的。虽然说小说编选者并非这些小说创作者，但他们是这些小说成为经典的推动者；他们并没有创作小说作品影响后人，但他们的编选内容决定了后世读者读到的是什么，进而影响后世的小说创作和文学风尚。因此，相对于《剪灯新话》等明代文言小说作品，这些选本才是真正的桥梁和过渡，唐传奇的传统在明代以《艳异编》等小说选本的形式存在，并未间断，干宝的搜神雅好也以此种形式在明人中承接，并传递给后人。这样的结论或可更符合小说发展的实际。

《〈艳异编〉 及其续书研究》的写作虽说很辛苦，但是这样的辛苦没有白费，其所得所见，形成了一篇篇理路明晰的文字，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赵君自己努力的结果。忝为导师，也为她感到欣慰。

由于工作、家庭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该研究也留有一些缺憾，一些问题未能给以充分全面的探讨。如《艳异编》与《说郛》《古今说海》等小说丛书、类书的关系，与《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中篇小说合集的关系，以及对晚明小说选本整体风貌的关照。如果能做这样的综合考查，其意义、价值则会更大。

学术探讨是永无止境的。赵君素忍以她的坚韧、毅力，善于思考的特性，会不断的开拓新的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是我的希望与期盼。

是为《序》。

霍现俊

2019年3月16日于河北师范大学半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