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一系列暴力征地、强行拆迁、产权纠纷、环境污染、公共产品不足、治安隐患、资金流失、动力不足等问题，笔者把这些问题的产生归结于传统的以官僚为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建立在官僚垄断的基础上，公民参与有限，难以克服委托代理失灵、信息流通不畅、激励机制不足、有效回应缺乏、管理碎片化和管理缺乏弹性的弊端，导致社会的隔离、行政能力的不足、贪污腐败的盛行、社会信任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灵、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均。农村城镇化是各种资源、生产要素、人才不断向农村集聚，形成城镇的过程。面对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给农村带来的变迁，农村社区迫切需要治道变革：通过公民真正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

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最初表现形式和民主的基石，也是善政和良治的核心要素，公民参与是利益群体实现利益诉求的权力博弈和社会资源的价值分配。本书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以制度的历史性、多层次性、系统性的特点作为分析框架，以社区公民治理理论、参与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公民资格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话语民主理论作为理论来源。首先，分析了历史上农民参与的三个特征：沉默式参与、动员式参与、抗争式参与。其次，本书通过三个典型案例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公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问卷调查，得出我国现阶段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存在动员式参与、控制型参与、利益缺失型参与、政治缺乏型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的弊端。最后，笔者从这些问题出发，探讨影响公民真正参与社区治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一是中央政府较多地垄断农村城镇化政策制定权和资源分配权，使得农村社区公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不足。二是基层政府利用中央、地方层面的治理结构缺陷、委托代理的失灵、信息流通的受阻、参与途径的不畅架空农村社区公民的参与。三是基层政府通过控制土地资源、发展项目、发展规划、人事关系进行官商勾结，控制公民参与；另外，地区精英通过政治资源、信息优势和知识资本操控公民参与。四是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经济资源的贫乏、代表性不足、代表能力有限、专业水平不足、公民文化缺失、公民理性缺乏更进一步弱化公民参与。

本书最后得出结论：要实现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公民真正参与，必须让社区的公民组织和专家控制农村城镇化的政策议程和社区资源，制定符合公民意愿的公共政策；不仅要依靠社区层面自主治理的科学设计，更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完善各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通过构建完善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来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打造清廉透明的行政环境、强化政府执行力；通过保持司法、大众媒体的独立性、公正性为公民参与广开言路；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预算、转移支付体系和公平的民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资源向社区倾斜来扩大农村城镇化的物质基础，激发公民参与的动力；通过构建职业公务员和专家有效的专业咨询、引导和扶助、网络沟通机制优化公民参与；通过政府委托代理、购买服务，规范、培育、发展多元的非政府组织，壮大公民参与的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美德、公共理性，打造法治文化、公平正义、多元有序的公民文化教育体系来夯实公民参与的文化基础。

本书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从国家和社会普遍联系的观点，对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进行整体分析，认为社区层面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依赖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的实现则依赖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一系列完善的、连贯的、整体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同时促进资源和社区政策制定尽量下放到社区利益群体。运用公民治理理论，对公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治理结构、选举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评估机制进行了优化设计。本书大量使用第一手的实证资料，将相关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动态演绎相结合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提供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研究框架。

总的来说，本书对如何维护农村社区公民权利，促进农村城镇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政治风险，促进农村治理绩效和打造服务型政府，激发农村城镇化发展动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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