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体，是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而不断创新、持续演进的信息传播体系。书籍，报刊，摄影，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这些诞生在不同时代的媒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叠加且相互聚合，演进为当今社会错综复杂、作用广泛、影响深远的现代媒介系统，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都成为一个“媒介化社会”。

早在20世纪中叶，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就曾指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6996760。这个论断或许有些夸张，媒介与文明的关系也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不过，历史已经表明，任何一种新媒介一旦进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之中，成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专门组织或机构，就必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而各种媒体的彼此叠加、相互交织乃至融合共生，更是不断建构出新的信息与文化环境。唯其如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传播媒体不仅是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且成为跨学科研究难以绕开的一个焦点。

单从文化的视角看，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纷纷聚焦传播媒体，形成了以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的论述主题与学术领域，甚至学术流派与学术范式。譬如，20世纪中叶以来先后形成的文化工业批判、文化研究、媒介环境学、文化帝国主义、后现代文化等，就是这样的跨学科研究。

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媒体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认为，“大众文化”绝非字面所显示的那样是大众的文化，即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文化，而是一种控制文化，是资本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像汽车的大规模生产一样，是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的，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只能用“文化工业”概念才能表达其批判立场。1944年，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并将其与“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用“文化工业”取代了“大众文化”。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进一步指出： “文化工业”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的融合，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组成部分。其结果，传播媒体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的产物，无孔不入地挤进公众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

文化研究是伯明翰学派开启的一种学术范式。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确立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英国文化研究鼻祖雷蒙德·威廉斯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以同情的态度把传播媒体与流行文化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探讨，使传播媒体与流行文化登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主要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重新发掘“意识形态”这一关键词，使其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并通过意义生产与接受过程中的编码、解码分析，着力解析传播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受众的解读立场。正2是本着同情的理解和批判的分析，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包括传播媒体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青年文化、女性研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996761

媒介环境学是华人传播学者对北美Media Ecology（初译“媒介生态学”）的重新翻译，亦称媒介环境学派，主要包括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是奠基者，代表人物有伊尼斯、麦克卢汉等；纽约学派是光大者，代表人物有尼尔·波兹曼、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林文刚等。波兹曼认为，“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6996762。林文刚也说，媒介环境学“旨在研究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媒介系统，“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还关心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6996763 波兹曼和林文刚的论述相当准确地表明，媒介环境学是从媒介技术视角切入来阐述传媒与文化互动关系的一种诠释研究。

文化帝国主义是对传播媒体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随着20世纪40—60年代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一词增加了新的内涵：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的统治，而且包括文化上的统治。1969年，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出版《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为依据，论述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共同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传播媒体势力凌驾于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丧失的文化殖民行径。1976年，席勒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阐明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合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6996764 20世纪末，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则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后殖民主义如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透视，斯皮瓦克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都从不同角度扩展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域。

后现代文化是一个异彩纷呈的领域，这里只略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与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鲍德里亚论及传媒与文化的著作，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出版的《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往与死亡》《仿真与拟像》。在这些论著中，鲍德里亚提出，后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人们对物品的消费，主要不是为了物品的功能，而是为了物品的符号价值，一种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的符号价值。因此，传播媒体已不仅仅是再现真实的工具，而是承载“拟像”的“仿真”工具。一切都在媒介中被感知，超真实以模式和符号取代了真实，现实世界成为一个由模式和符号决定或控制的世界。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支配、“拟像理论”与媒体世界的论述，对传媒与文化作了符号学的全新解读与批判。69967651991年，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詹姆逊出版其代表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其文化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呈现出以下景观：“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现实转化成为一种影像；与此前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类像”文化。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平面而无深度，最显著的特征是拼凑，主要特征是零散化，全部特征是距离的消失。6996766

以上五个方面的传媒与文化研究独具特色，各有千秋，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充分显示了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多姿多彩。当然，把这些不同的研究放在一起来论述，似乎有些牵强。不过，只要领会其内在意蕴，又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都是专家学者秉持不同的学术立场，从不同的理论视域出发，对当代社会的传媒与文化所做的人文审视与理性思考。这些西方的传媒与文化研究，为当代中国传媒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与理论借鉴。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传播媒体逐渐获得极大发展，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结构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体上，传播媒体“从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载体，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变而成为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到80年代中后期再变而生长出日益兴盛的大众文化，就是当代中国传媒文化发展变化的基本态势”6996767。而大众文化事实上又包含了两种形态与两个阶段，即80年代中后期以通俗文化崛起，到90年代中后期又演变为消费文化（准确说是“消费主义文化”）。这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中国的传媒与文化开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文化结构：主流文化（或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既分途演进，彼此博弈，又相互借鉴，共生共荣。

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精英文化的退潮与大众文化的崛起，使得传媒与文化成为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一时间，“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审美文化”“文化研究”等，成为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研究的对象。宏观层面，比较注重文化结构的探讨，关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与互动关系；至于具体论域，则开放多元，既精彩纷呈，又难免杂乱，实在难以备述。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传媒与文化在全球的扩散进程，构成了当代中国传媒与文化现实演进的某种镜像。学界对当代中国传媒与文化发展变化的理论阐释，又往往以西方传媒与文化研究为参照。然而，当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现实语境是如此悬殊，天差地别，这就给当代中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也可能出现简单套用、挪用、借用西方相关论述而不切实际的“理论旅行”。所有这一切，自然使当代中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学术光谱。

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现实，正确处理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科学引导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当代中国无法绕开的时代课题。2012年，笔者牵头申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研究”。课题立项以来，负责人先后组织了两届“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高端论坛”，主要成员先后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 多篇。为集中展示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选取其中28篇论文编辑为《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一书，共分为六编：一、新媒体与文化生态；二、大众传媒与价值形塑；三、新电视媒体与文化传播；四、媒介叙事与国家形象；五、文化软实力与国际传播；六、媒介身份与形象建构。此外，两届高端论坛的会议综述作为附录收入，对前面六编的有关论域作了适当扩展，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

衷心期待《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的出版，对当代中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有所促进，对当代中国的传媒发展与文化建设有所裨益。当然，究竟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还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董天策

2019年10月18日

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