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由此可见，诗词创作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后来，他形容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七绝·屈原》) ;称赞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七律·咏贾谊》) ;勉励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他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沁园春·雪》) ;他肯定曹操，因为曹不仅凭卓越的军事才能建立了伟大功勋，而且“东临碣石有遗篇”(《浪淘沙·北戴河》)，文采飞扬。可以说，诗词创作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自1915年起始终没有动摇过。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参与创作实践。“他一生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虽日理万机，而胸中始终有个诗字在”。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他诗词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公开出版的更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一书仅收录作品67首，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影响巨大。自8岁进私塾起到83岁辞世之日止，毛泽东一辈子都在研读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他刻苦钻研的态度，以及阅读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普通人。由于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成了一位“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他的谈话常涉及孔子、孟子、庄子、墨子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的语录，“对于这些思想，他比任何人了解得都要多”［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李庆田译，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正因为如此，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国而忘家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生命追求;道家藐视世俗价值的气概，乐享生命自由的境界，超越生死美丑的达观等，都在他人格思想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的诗词作品也处处流露出传统文化精神，有研究者指出，阅读毛泽东诗词“应当看到它浓缩着全部中国文化，表现了中国诗歌的重要文化特性”魏家骏:《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文化》，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毛泽东17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家乡韶山，26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湖南。对于家乡湖南，他有着无法割舍的深厚情感，这在《七律·答友人》、《七律·到韶山》等作品中均有表现。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湖湘文化探究大本大源，追求人生至理的哲学思维;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经世致用，康济时艰的力行思想;心忧天下，舍我其谁的爱国情操;“与为奴死，宁为鬼雄”的倔强个性;“扎硬寨”，“打死仗”的坚韧品质;不尚空谈，不务虚荣的求实作风等作为文化基因，在他的人格思想中均有充分的体现。湖湘文化还深刻影响了他的诗词创作，有研究者说:“毛泽东诗词中随处都体现出湖湘文化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陈亚南、薛辉:《毛泽东诗词与湖湘文化之关系》，载《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毛泽东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他虽然不主张在青年中提倡旧诗，但他坚信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他不仅爱读《楚辞》，爱读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而且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涉猎非常广博。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全文背诵不计其数的诗词作品，平时谈话，作报告运用古典诗词中的句子，总是信手拈来，自然贴切，令人叹服。他深入研究了古典诗词的格律，研究了赋、比、兴以及起承转合、用典等古典诗词常用手法并在创作中运用自如。他的诗词作品从内容看虽是实实在在的新诗，但却保留了中国古典诗词所特有的神韵。毛泽东身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封建思想与科学、民主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也是一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思想冲突交融时期，民族文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与挑战。毛泽东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深入探索了民族文化的特性与出路，他既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又是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者与强力摧毁者;他既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广泛接触与吸纳了西方众多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但他对西方文化往往又显现出本能的拒弃心理。有学者曾以“无产阶级新世纪的但丁”来称誉毛泽东蔡清富:《毛泽东——无产阶级新纪元的但丁》，载《党史文汇》1996年第3期。，肯定其在反思传统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方面的独特地位。毛泽东诗词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民族文化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而对整个民族文化转型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崛起紧密相连，他不仅和战友们一道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深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与主要规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他还通过诗词创作，历史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条件下所呈现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的象征人物”;戴木才:《毛泽东人格》，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毛泽东诗词是独具风神的艺术品，但不仅仅是一般的艺术品，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现代史上吐纳风云、评说春秋、飞扬情志的文化现象”。杨义:《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讨论毛泽东的人文价值与艺术魅力也无法离开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诗人，更是一位具有极好文化素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深远文化影响的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可谓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因而，从文化的角度研读毛泽东诗词应该成为毛泽东诗词研究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者指出:“只有站在哲学思辨的高度，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诗词伟大深邃的意蕴，才能真正把握到诗人诗词的真谛。”萧礼荣、胡国强:《论毛泽东诗词的文化精神》，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但是，过去数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批评、美学批评、传记批评和艺术批评等方面，“忽略了韶山乡土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诗词的关系的研究”。龙剑宇、胡国强:《毛泽东诗词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页。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关注到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讲，研究工作的系统性还不强，有影响的成果还不多。因此，尽管至今为止，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著作论文已汗牛充栋，而且每年都有新的增加，但选择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诗词，总结其文化成因、分析其文化内涵、挖掘其文化价值、梳理其文化影响，无疑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我们进行一番艰苦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