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在前近代银钱并用的货币体制下，为减少银钱兑换交易成本而设立的货币经营形态。清朝乾隆年间，除了经营货币兑换外，钱庄也经营存放款业务。一个主要的标志是在北方各省，钱庄开始发行钱票，并在一定区域流通。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10页。上海钱庄特指在上海创办的钱庄，因与山西票号一样，曾在金融界起到“执牛耳”之地位而得此称。上海钱庄早在乾隆年间已经非常繁荣，当时经营规模很大，并且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同业组织——上海钱业公所。近代以来，上海钱庄发展迅速，其业务经营不断扩大，包括兑换、存款、放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各种信贷活动。钱庄多元化的金融功能及广泛的业务范围俨然如同现代化的银行。1927年以前，上海钱庄业非常繁荣。1927年以后，随着政府控制的加强，上海钱庄一度极端衰落。之后，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上海钱庄适时调整各种制度，从而能够历经抗战时期、孤岛时期、汪伪政府统治时期、战后国民政府控制时期，最终接受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而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传统的民间金融机构的钱庄，在与现代化的银行业务和功能相近，历史环境相近的条件下，何以能够兴盛，并曾起到甚至现代银行也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而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又何以走到历史的尽头？这是值得理论界和实业界人士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为更好地解决当今民间金融发展走向的历史反思。本书主要从制度演化视角切入，试图以近代民间金融机构上海钱庄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惯例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历时性地考察100年间上海钱庄发展的历史阶段及惯例、国家与法律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近代上海钱庄组织经营网络、管理制度的变化及其发展路径的演进。本书旨在揭示近代上海钱庄兴衰的根源，总结历史规律，为当前民间金融的法制化发展提供历史的启示和经验。本书的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如下：一是运用惯例理论和国家理论详细而全面地分析了上海钱庄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认为近代上海钱庄发展路径是自发演化与政府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海钱庄兴衰的制度性根源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政府行为的作用；二是详细考察了上海钱庄组织网络及融资网络的构建及作用，指出关系网络和科层治理是影响上海钱庄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三是深入分析了上海钱庄内部控制管理、行业自律管理和政府法律监管三个层面的内容，指出针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制度特色，加强法律规制是政府当前处理民间金融问题的关键，并提出对待民间金融的政策和法制化监管的建议：首先，政府应放开准入门槛，给民间金融一片蓝天。其次，在处理与民间金融关系过程中，政府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改变过去过多行政控制的做法，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再次，民间金融机构要依据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制度特点，不断进行适应性学习，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复次，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各种功能，以协调政府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最后，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准入、业务、退出等各方面的法制监管，使民间金融发展有法可依，从而达到规范化、有序化、法制化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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