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公元500年¹，定居在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不寻常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媲美地中海古文明，只有一项例外：文字。除了归类在“蛮族”这单一名字之下，他们在不断涌现的欧洲社会的历史描述中相对默默无闻。虽然我们对这些民族有大量了解，但对古典作者的书面材料的优先采用直接忽略了关于他们的丰富证据。他们的遗迹遍布欧洲地表，地下则埋藏着他们的住地和坟墓。然而在大众想象中，他们是应为罗马的崩溃和其他反人类罪行负责的暴力、嗜血的杀人狂。

本书试图纠正对蛮族的这一传统指责。为了防止读者将本书想象成“阿米尼乌斯的春天”²，让我强调下，本书无意将史前北欧居民描绘得比他们本身更为文明。他们的恶名已经广为流传了许多世纪，这一点也让他们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然而，我们确实应该关注谁建造了巨石阵，制造青铜器和铁器意味着什么，尤其应该关注，希腊人和罗马人向北扩张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直到本书所涉这段历史的很晚时期，我们才得知生活在北欧地区的民族的名字，所以我们得将他们理解成由类似的物品、习俗及悠久历史联系起来的社会。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设想自己的身份，但可以确定，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蛮族。他们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的农夫、商人、金属工匠、首领、奴隶、父母和子女。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下面所称的“蛮族世界”（Barbarian World）。

蛮族世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实体。本书关注的3000年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转变。从爱尔兰到俄罗斯，从北极圈到阿尔卑斯山，它在地理上也千差万别。然而纵贯整个地区，古老的民族跨越遥远的距离建立了联系，延续了无数世纪的传统和记忆。蛮族没有文字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该被写进历史。

书面材料存在的问题

古典作者确实写过蛮族，直到后来才有记录的神话和传奇也可以回溯到有文字之前的历史。然而，许多写到蛮族的古典作者从未真正遇到过一个蛮族，来自间接资源的推断带来的是传说和细节夹杂的一团乱麻。后世人种史学和描述，以及旅行者的叙述是更好的资源，但它们覆盖的范围有限，提供的仅仅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状况的一些概略。

没有文字的民族相关的书面材料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强化了作者的观点。这是历史学家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提到斯坦利·鲍德温7126936时所说，“历史将会判定，那位光荣而正确的绅士错了……因为我将书写那段历史”。³所幸别人也会写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治，因此历史学家可以评价丘吉尔的叙述是否准确。而对于没有文字的古老民族而言，高高在上的文字作者的作品为了解他们强加了一个特定的视角。例如，几乎所有对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非裔奴隶生活的描述都出自白人作者之手，因为教奴隶读写是非法的（尽管一些奴隶确实学会了读写）。因此，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知识要么没有记录，要么就是被严重歪曲的。

同样的局限性也适用于史前欧洲史。希腊和罗马编史者的描述不仅写得不公正，而且也不是为不偏不倚的读者而写。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在罗马帝国边境内的被征服民族，以及边境外的未征服民族间划一条清晰界限合乎恺撒和其他罗马作家的心意。这样的区别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分并没有反映边境两侧社会和种族的内在相似性。因此，来自古典作家的关于蛮族世界的书面材料相对较少，我们也不能将它们奉为权威，只能当成一类证据，而且是有瑕疵的证据。

考古学作为主要证据

关于蛮族世界的直接知识几乎完全来自考古学。考古学研究历史民族的物质遗迹，我们从中推断出他们的生活和活动细节。几个世纪以来，大量信息塞满了欧洲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实验室，它们来自对公元前最后几千年和公元一千纪的考古研究。考古学家集中在大学、博物馆、国家和地方文物部门及从事拯救考古的私人公司里。来自北美以及远至日本的学者都参加了欧洲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蛮族世界有了大量了解，但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太多太多。

北欧和中欧的考古研究包含了对古代遗址及其所含文物的研究，也研究从河流、海床、冰川和其他不寻常地区发现的零散物品。它不同于对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和埃及文明与近东文明的考古研究，因为相比之下，欧洲蛮族的遗址平淡无奇。这里没有雅典卫城（Acropolis），没有吉萨金字塔群（Pyramids of Giza），没有罗马斗兽场（Colosseum）。除少数外来的铭刻和文本外，蛮族留下的遗址中没有文字；除了通过贸易获得的之外，基本没有形象雕塑。英格兰南部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这样一座巨大的山上要塞会让考古学家叹为观止，但在外行看来，它只是许多条围着一座小山的壕沟。即使在照片上看起来很大的巨石阵，在与主要的古典遗迹相比时也显得微不足道。

欧洲蛮族的遗址很小，地表上经常看不到。其中最明显的是成千上万座又名古墓或古坟的坟丘。它们几乎无处不在，还有许多在上千年里被毁坏。其他墓葬则埋在公墓或私墓里。蛮族的墓葬遗址经常产出壮观的陪葬。人类尸体也出现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有的干化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有的被埋在沼泽里。这些人经历了可怕的死亡。

从冰川期（Ice Age）的猎人到早期的农民、牧民和金属工匠，直到文字文明的萌芽，史前聚落的证据在欧洲随处可见。大部分聚落都不复存在，因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是会腐烂的木材，除非它们被泡在水里。因此，我们对欧洲古代建筑的了解多来自土壤里的印迹，直立的木材在这些位置被插入柱坑或壕沟。它们结构的多样性令人惊讶：长的、短的、圆的、椭圆、大的、小的。虽然我们对它们的轮廓了解很多，但对结构和屋顶知之甚少，尽管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猜测。

图2 考古人员发掘波兰乌尼奥瓦（Łoniowa）的石器时代长屋，照片上显示了柱坑和坑

古人还会在屋子内部和周围挖坑。有时候，挖坑是为了用挖出的黏土刷墙，还有一些坑被用于贮藏物品。完成最初的用途后，这些坑通常被当作垃圾坑。考古学家喜欢垃圾。垃圾里的破碎陶器显示了地区差异、年代差异及与其他遗址的相似性。用坏的工具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技术和用料的信息。动物骨和烧焦的种子让我们得以重构古代食谱。水下埋藏物包含花粉、昆虫和植物残骸，给出了该聚落生活的一幅广阔图谱。一个满满的垃圾坑里能找到书面来源中找不到的许多故事。

最后还有举行仪式的遗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巨石阵。一些遗址突出于地表，如石圈，另一些则隐藏着。丹麦的约特斯普林船（Hjortspring Boat）上有战败的入侵军队的武器、盾牌和工具，是胜利者为表示感谢而献的祭。石刻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异常丰富。沼泽和其他湿地以及现在已不可见的小树林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

尽管有如此丰富的信息，但如果没有适用的分析技术，遗址和文物本身能告诉我们的就非常有限。陶器和工具可以根据形制和装饰分类来显示遗址间的异同。古植物学家和动物考古学家研究种子和动物骨。化学家从陶器里的肉食和奶中寻找动物脂肪残留。墓葬提供了保存在牙齿和骨骼中的古人DNA。来自牙齿的锶同位素比值给出了某人的迁徙信息，有时这种迁徙距离远得惊人；这些信息可以告诉我们某人是在当地还是外地长大的。计算机使海量信息的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虚拟再现文物、房屋和聚落。

许多人将考古学比作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考古学家经常回答说，是的，它可能像拼图游戏，但有人扔掉了90%的拼图块，而且盒子里没有图样。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是，尽管老式的钥匙孔现在已不复见，考古学就像透过钥匙孔弄清一个房间里有什么。新发现导致旧结论受到质疑。考古学家们对古代社会应如何重构就常常意见不一，因此，我们现在对蛮族世界自以为是的了解绝不应看成是不可更改的。

时期确定

做考古研究，我们需要知道物品的年代。考古上的时期有两种：相对时期和绝对时期。因为考古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年代较久的物品埋藏在年代较新的物品之下，通过发现一种遗迹埋在另一种之下的环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遗迹间的时期关系。因此，只有在发现物品位于古人丢下它们时的位置和地层时，相对时期才可以确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不厌其烦地收集、整理了这些顺序，为欧洲古代遗址上发现的几乎每件物品的相对年代提供了清晰的概念。

绝对日期将考古发现与日历年代对应起来，但它其实并不像行外人想象的那样准确。确定绝对日期需要科学方法。当木头由于泡水或脱水而得以保存时，通过与年度降雨量变化造成的当地标准厚度顺序相对比，对树木年轮的研究可以得出年代或季节的时间。碳—14断代法又叫放射性碳定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依据的是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向氮—14的衰变。这一方法最近7126937的改进带来了相当高的准确度，使日期可以确定在半个世纪范围内。用于对蛮族世界的研究，上述两种方法是确立遗址和文物日历年代的基本技术。

图3 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肖 像，作者：约翰·威廉·格特纳，绘于1848年

遗址和文物的年代确定后，我们将它们融入更广阔的关联体系内。对古代欧洲的研究中，用于讨论较大时间范畴的基本结构被称作“三时代划分体系”（Three-age System）⁴。该体系被设想出来两个世纪之后，依然用在对古代欧洲时代的总体划分上。今天，为便利交流，考古学家使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三个简称。

1816年，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1788 — 1865）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馆长。这里的馆藏物品一片混乱，汤姆森需要想出一个合理的方式来展示它们。一个聪明的主意诞生了—根据制造工具所用材料给它们分类：石头、青铜和铁。汤姆森还将他的分类方法扩大至与这些器具一起出土的其他物品上。例如，他注意到某些陶器类型只和石头工具一起出土，而玻璃珠只和铁制工具一起出现。汤姆森的助手扬斯·雅各布·阿斯穆森·沃索（Jens Jacob Asmusssen Worsaae,1821 — 1885）将博物馆展示用的三时代划分体系带到野外发掘中。这种划分体系要求仔细观察，发现类型间的关系来建立它们的相对时期。这种对发现背景的关注确立了野外考古学作为一门专业学术学科的地位。今天，汤姆森和沃索的三时代划分体系依然被用作史前欧洲的总体组织原则。三个时代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它们也不是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拥有同样的绝对时期，因此读者不应认为这一体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套考古学家强加的体系。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他们也没有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这一点也许微不足道，但我依然会在整本书中努力区别什么是蛮族世界的居民的现实，什么是考古学家强加的解释。诸如青铜时代之类的考古学概念不仅是一段时间，而且是一套技术，是社会、经济和仪式习俗，它的根源可追溯到为后来发展打下基础的之前数千年。

蛮族世界的地理分布

60多年前，英国史前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1907 — 1995）确立了反映在考古记录中的两个大的欧洲分区⁵，他称为欧洲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温带地区。前者由与地中海相邻并向西延伸到包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区组成。它的自然植被由夏季干旱和冬季雨水造成的地中海地区的常绿森林组成。在这一地区，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在当地早期文明的基础上崛起。

在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植被被农业和工业改变之前，欧洲温带地区覆盖着落叶林。这片地区起自大西洋沿岸和不列颠群岛，穿过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最后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这片地区季节差异明显，地形复杂多变。阿尔卑斯山是最高的山脉，其次是东部的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和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巨大的平原，如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n Plain）和北欧平原（North European Plain），以及河流大动脉，如多瑙河、易北河（Elbe）和莱茵河，使迁徙非常容易。北欧平原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是一片起伏的高地山峦，同样的地形也出现在不列颠群岛。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散布在整个地区。他们与特定地区的联系带来了地区间互不相同的陶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且，这些物品的风格还会随时间而改变。三时代划分体系这一突破性观点提出之后，19世纪的考古学家很快认识到，这些风格上的地理差异是解读欧洲各地史前记录的关键。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1843 — 1921）编制了北欧青铜器物类型分布图，德国考古学家保罗·赖内克（Paul Reinecke,1872 — 1958）建立了公元前一千纪中欧的时间顺序框架。其他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对地理和风格差异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这些人中有德国民族主义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1858 — 1931）和澳大利亚—英国著名史前学家V.戈登·蔡尔德（V.Gordon Childe ,1892 — 1957）。

对蛮族世界的研究中，地理还承担着另一个角色，那就是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一直是人类体验的一部分，蛮族世界也经历了相对温暖和相对寒冷的时期。降雨量年与年之间也各不相同。这些变化会影响农业产量这类重要问题，因此人们需要调整以适应不同的条件。原材料的分布也不均衡。燧石、盐、铜、锡、木材和黄金产自特定地区，因而它们的获取和分配必须考虑开采和到达需求地的运输。最后，人会影响环境，这通常是坏的影响。今天，爱尔兰西部名为巴伦（Burren）的地区是一片光秃秃的石灰岩地貌，但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砍伐和放牧之前，它薄薄的土壤上还生长着草和树。木材被当作建筑原料和燃料，牧放牲畜阻止了森林再生，这些早在工业时代前就急剧改变了欧洲的自然环境。

“显眼区”和普通人

蛮族世界的故事以特定地区为中心，这些地区一次次作为重要发展和标志性遗址所在地出现。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欧洲史前史的“显眼区”。⁶这些通常是若干重要的遗迹遗址、丰富墓葬和考古发现异常集中的地方。“显眼区”往往有丰富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壤，或位于重要贸易路线交汇处。考古学家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因为那里总能有所发现，而且它很可能还会和之前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

在蛮族世界，一块“显眼区”也许是一整个国家，如丹麦或爱尔兰，这两国的考古记录本身便可编成一本史前史教科书。有时候，它还可以是拥有史前聚落或纪念建筑的一小片地区。在不列颠群岛、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或围绕着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的不列颠南部—古老的韦塞克斯（Wessex）王国—的中央部分就是这样的地区。在波兰，我们可以将小波兰（Małopolska）或库亚维亚（Kuyavia）这样的地区称作“显眼区”。有时候，一个“显眼区”只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如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的多瑙河、莱茵河、塞纳河（Seine）和罗讷河（Rhône）的分水岭，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它的光辉与邻近地区相比就不那么耀眼了。

本书将用相当大的篇幅关注一些“显眼区”，因为用它们的遗址和发现来讲述蛮族世界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而，我们免不了夸大这些地区重要性的诱惑，因此务必记住，在这些地区之外，人们也在生活、繁荣和挣扎。无论他们是否建造了壮观的纪念物或将逝者埋在奢华的坟墓里，也不管他们住在离巨石阵一两千米还是遥远的喀尔巴阡山谷，正是不知名的普通人的选择和工作创造了蛮族世界。

本书结构与主题

本书探究的时间和空间比大部分历史描述都更为广泛，目的是利用这一考古能力来提供一份高水平的蛮族世界概览。这一内容可以大大扩展，参考书目提供了更为深入的优秀图书和期刊的线索。最后，读者应该认识到蛮族世界的多样性。许多历史描述了在某个特定时间地点与没有文字民族的接触，但是，不同于它们制造的印象，历史上没有统一标准的“蛮族文化”。

读者可以将本书看成一次对蛮族世界的巡游。与所有的旅行一样，旅行者精心选择游览地点来获得对一个地区物品和习俗的代表性印象。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不过，本书期待读者得到一幅总体图像并且希望一次又一次回到蛮族世界来。

这场旅游将沿着一条由前至后的时间顺序路线进行，从冰原退缩后的石器时代开始，止于有文字的政体在北欧和西欧各地的建立。考古研究显然是比较性的，因此地区差异将得到强调。对特定遗址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将阐明广泛的主题，但我也承认，我会偏向一些我觉得有趣的话题，以及我到访过或深入研究过的遗址。

面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古代民族的研究，我鼓励读者关注其中一些大的主题，它们包括：创新与专门技能（对木材、燧石、石头、骨、鹿角、天然颜料、铜、青铜、铁、银和金等材料的掌握）；联系（水运工具、航海、有轮子的车辆以及铜、锡、盐、奢侈品和葡萄酒的贸易，还有对人类迁徙的同位素分析，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出，长途旅行早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隔绝（用壕沟、堤岸、堡垒和尖桩栅栏划分区域的做法，以此提供分割、保护、控制或边界）；纪念（构成了风景并向所有看到的人发出强烈信息的大型建筑的建造，反映在巨石墓、竖起的石头、古坟和石坟墩、船葬、石圈、山上要塞、城镇和恢弘的建筑上）；仪式（以仪式纪念和传承价值与信仰的习俗，这些习俗一次又一次以复杂的葬礼、向沼泽河流的献祭、庆典、朝圣和岩石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财富（社会精英用以展示地位和权力的物质财富的积累，我们一次次在包含奢华陪葬的墓葬和建筑差别中看到这种展示，它最终通向以首领和国王为形式的政治权力）；日常生活（许多人住在农庄，照管牲畜、耕种收获庄稼、制作日常物品，这些人是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他们构成了遍布蛮族世界的社会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