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影响人类21 世纪的两件大事之一。从表现过程来看，城市化是以土地城市化为基础的人口城市化发展过程。201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56.1%，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然而，我国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和 18 亿耕地红线的硬约束，使我国城市化进程可能将面临土地资源短缺的“瓶颈”，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一潜在的困难，使我国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本书从城市土地利用角度出发，将“城市”理解为“一个被大小不等并占据一定土地资源为前提的多种功能分割又相互合作的结构体系”。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城市土地应该做何调整，使其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引擎与新动能，也是当下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书拟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存在阻尼效应吗？或者说城市化发展存在土地资源“尾效”吗？二是如果存在阻尼效应，那么基于总量—结构的辩证思维，城市用地结构调整能成为缓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土地资源“尾效”的重要手段吗？进一步地，如果城市内部用地结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那么这个传导过程是什么？背后的经济学解释是什么？又是什么关键因素在影响着城市内部的用地结构？

接着，提出本书的研究假设：①土地资源对城市化发展存在阻尼效应；②用地结构调整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用地专业化对城市化的作用具有边界效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适度提高住宅用地和压缩工业用地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③产业结构是用地结构调整对城市化影响的中介变量；④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和财政缺口方面的偏好是影响用地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由此，展开本书的假设论证：

（1）本书首先借鉴前人有关阻尼效应的研究方法，以C—D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构建阻尼效应数理模型，然后利用我国大陆除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外的29 个省份200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最终得到29 个省份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效应，结果表明，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效应是存在的，其值为0.003859，即若没有土地资源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平均加快0.003859，并且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效应整体上呈现出自西向东逐步增强的趋势。而且发现土地资源对我国地区城市化进程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其中临界权重矩阵下得出的莫兰指数为0.24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为0.103。上述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的土地资源“尾效”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引领下，调整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破解土地资源总量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约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出路。

（2）基于文献梳理，本书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的专业化集中度赫芬达尔（HHI）指数，以表征城市内部建设用地专业化程度，以期从整体上考察城市内部的用地结构特征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中国200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或者不控制其他变量，基于城市功能视角下的土地资源利用的专业化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进而提高了城市化进程，但这一效应存在边际效应，即代表城市功能的土地资源利用专业化超过一定边界则将抑制中国城市化进程。总体来看，中国土地利用的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化存在倒“U”形关系，在统计上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考察土地资源利用专业化集聚在区域上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土地利用的专业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并分别通过了5%与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对城市化具有重要的调节效应，而在西部地区这一作用并不明显。对基于上述实证结果的经济学解释是：土地利用的专业化集聚所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性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具有边界效应，城市化的持续推进需要通过多样化来克服专业化集聚的风险，其作用机制在于代表城市功能的某类土地利用的专业化集聚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但这种持续的某项功能专业集聚会对相关功能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最后可能影响城市化进程。

（3）从理论上分析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对城市化的影响是基于土地利用结构导向下的产业结构演变，并由此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基于此，通过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土地利用结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格兰杰原因，且两者没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然后运用200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讨论了产业集聚结构对城市化的影响效应，以期为用地结构调整提供政策支持。结论表明：从非农产业整体来看，反映马歇尔外部性的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化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反映雅各布斯外部性的产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行业的层面来看，制造业的多样化集聚是推进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而制造业专业化则显著地抑制了城市化进程；采矿业无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都对城市化存在负效应，而且相比较而言，采矿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作为城市化发展后续动力的服务业，其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这为产业所依附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思路。

（4）基于上述分析，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的过度专业化集聚会抑制城市化进程，表明这是一种土地资源错配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考察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化的影响，本书重点关注了城市土地利用中与城市化关系最为紧密的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的配置情况，考察其对城市化的影响。运用200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从全国整体来看，住宅用地加快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工业用地抑制了城市化的进程。分地区来看，住宅用地在三大区域对城市化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工业用地对城市化的抑制作用具有空间差异性。用地结构的不合理配置最终会对房价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城市化进程参与者的住房成本。基于 GMM估计发现，近年来，用房价格，尤其是居住用房价格上涨加剧了半城市化进程。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住宅用地的紧缺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与此同时，工业用地过度投放降低了各产业发展的土地成本约束，进而减缓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激励机制，最终则抑制城市化。然后考察了基于政府行为偏好视角下的城市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财政缺口和增值税偏好使政府相对压缩住宅用地而较多供给工业用地，实现“一箭双雕”。

上述研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土地利用结构的配置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城分离”是影响城市化发展质量、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在本质上表现为特定空间上用地结构单一，功能“一股独大”，这类空间集中体现在具有城市化因子的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因此，加强这类空间的“产城融合”发展是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强化空间发展权共享，以空间功能的耦合为基本原则，树立空间创新的思想，着手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优化，改变空间功能“一股独大”的组织结构形态，实现“产—城—人”的有效衔接和各类要素在一定的尺度空间上集聚。一方面，通过调整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面积，适度配置住宅用地，推进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居住与生产功能在工业园区得以重组，促进工业园区尤其是近郊工业园区的城市化改造，使其适应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城市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另一方面，培育新兴产业强化城市新区发展的产业支撑，促进人口集聚，降低城市新区的空置率，改变城市新区人气不足的空间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