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编辑此书时，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后记，因为对书稿不太满意，就放下了。不过，后记却发表了。杨显惠老师看后，批评我后记写得太多了，把自己都暴露了。他话说得很含蓄，但我能理解，他认为作家还是隐藏一点的好。所以，这次重编此书，我犹豫再三，决定原后记废弃不用。其实，很多话是不需要说的，读者读的是你的评论，不是你的隐私，或者你的生平。我看歌手大赛，反感于某些选手在台上爆自己的悲惨，或可怜。因为这种做法在中国很容易“骗得”评委的眼泪，由此而影响到打分。但是，我还是无法把自己完全藏在幕后，那就简单说几句吧。我从事文学评论十多年了，应该说还是付出了心血的。张爱玲说：“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这话放到我的评论上，还不算大话吧？曾经到某高校演讲，一位硕士生问我的批评理论是什么，也就是说我用什么“理论”来“批评”。我当时回答他，我没有“理论”。他愣了一下，我又告诉他，我凭的是我的文学直觉。他似乎还是不明白。多少年来，我们靠“理论”进行文学“批评”，误人误己呀。我这样说不是否定理论，理论很重要，但理论必须通过学习化为自己的血液，然后通过“直觉”表现出来。张爱玲在《私语》中说：“一切要让人在切身体验中发现它”，可谓至理名言。当代作家，还有批评家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没有感觉，没有对文字的直觉。我经常说，文字必须要经过人的身体，成为一种生理的东西，没有疼痛感的文字，是无生命的。我从小喜欢文学，孩童时代放羊都要“研究”那些山山水水，似乎很文学。后来上大学中文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毕业后长期从事中文教学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真正走近文学应该说是在2003年，那一年由于偶然的机遇，我误闯当代文学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在与国内作家的交往交流中，在一个个文本的具体阐释中，我渐渐接近了文学，同时也似乎渐渐远离了文学。这些困惑都呈现在我的文字里，尤其这册小书，作为我的第四本论著，更多地承载了我的痛苦，作为文学的痛苦。现在人们都习惯称我为批评家，甚至酷评家。其实从内心里我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有更大的野心，我想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当然这个目标暂时还无法达到，仅在途中而已；其次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因此，称呼我的评论为文化批评也可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一直在思考中华民族往何处去。自己是从事文学研究，也就只能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切入，写下自己的反思，自己的心得。有心的读者可以从我的文章里触摸到我的心跳，看到我的良苦用心。古人说，天地人神。可是我们远离天地太久了！一个文化人如果一不知天命，二不接地气，那他的文字就只能是温室中的花，好看而不中用，根本经不起风霜的打击。我一直在批评学院派的所谓文学论文，有某知名学者撰文批评我，说我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因此才仇视学院派。其实，我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我也是一名教授。我只是对文学过分学科化、技术化、工匠化看不惯而已，并没有仇视。我以为文学更多的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存在状态，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现在的学院派由于学科体制的需要，在所谓学术的名义下，屠宰文学，摧残文学，使得我们的学生越来越不知道文学为何物。阅读他们的文学论文，满篇是后现代名词，到处是德里达、海德格尔，其实，他们对这些扎根于西方文化厚土的大师了解多少真需要质疑。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与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党八股，“言必称希腊”，并没有多少差距。中国的文化创新、中国的文学创作，还是要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厚土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鲁迅说，从文学概论里走不出作家。我认为也走不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一名文学批评家，他必须把根扎到民族的大地去，一个与本民族的文化连接最紧密的人，才能知道它的疼与爱，才能与它生命相关。我们必须向别的民族、国家学习，这种学习也不能限制在几个名词上，而是要触到他们文化的生命线上。在十多年的文学评论实践中，我也积累了不少的个人体验。新世纪以来，是文学评论日益学院化、技术化的时期，文学评论文体日益规范化，语言日益教条化。但我一直在抵制这个倾向，我顽固地认为文学评论必须首先是美文，而且必须与你所评的作品息息相关。我们有些学院派的文学评论，其实把文章中的作品换一个别的作品都依然可以说得通。王朝闻说，一个美学家必须掌握一门艺术，这样才能深入美学的堂奥。从事文学评论的人，从事一下文学实践对于体悟作品的细微之处，非常有好处，因为道心唯微，艺术的奥妙就在它的微细之处。我个人本来最早就是写散文的，前后发表了200余篇。后来从事文学评论，散文的写作就很少了，但依然在坚持。近几年，已经在《华夏散文》《西湖》《雨花》《作品》《延河》《书屋》《海燕》《飞天》《黄河文学》等杂志发表了几十篇，并被圈内朋友所认可，多次入选全国散文年选。就我个人来说，对我的部分散文我还是很珍爱的。很多人说我的评论与众不同，一是随笔化，二是太刻薄。我写评论文字，总是尽量散文化、美文化，而不愿意太学术化，干巴巴的让读者为难。至于批评我为文太刻薄，缺乏对作家的同情之了解，我倒一直不十分认同。多年前，美国的一位朋友陈瑞琳女士，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评论家，她看了我的那篇关于西北中短篇小说的文章，给我发来一个短信：“你这文章能发表，那编辑真是开了宏恩！你手上那把刀子总是扎到作者的痛处，作者叫痛，编辑也不好受，我读着都心惊肉跳。”看了之后，我才第一次认真地反思，难道我的文章真的这样厉害吗？最近几年，我在西北文学方面下力甚多，尤其陕西文学，当然主要以批评为主，包括对贾平凹、陈忠实老师，我一直奉守“我尊重，我苛求”的宗旨，我认为对自己喜欢的作家，进行廉价的吹捧，是一种亵渎。古人说，恒言其君之恶者为忠臣，我愿意做一个如此的批评者。还有一些批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作家及其作品渐渐消隐，批评文字也变得似乎无的放矢，也只好弃之不觉可惜了。岁月不饶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的文章可能会更加沉稳、博大一些，岁月会磨去我身上的年少轻狂，我的心智能走向一个化境吗？我期待。此书的绝大部分文字，都是2007年以后写的，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小说评论》《中州大学学报》《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在此特向李辉、吴义勤、陈歆耕、张燕玲、高海涛、周玉宁、朱竞、石一宁、李建军、李国平、任芙康、黄桂元、马青山、赵月斌、刘海燕、郭文斌、闻玉霞等先生（女士）致以谢意，没有他们的约稿、支持，这些文字是不可能产生或发表出来，更休谈产生社会影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感谢责任编辑罗莉。她们为此书付出了很多心血。我的第二册文学评论集，也是这里出版的。感谢苍天厚土，是它们让卑微的我像草一样生活于这片土地，一条大河穿过的城市，并写下这些文字。诗人阿信说：“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亲，感谢我的三叔，感谢我的妻子党淑芳女士，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宽容和支持；感谢儿子艺村，他给了我许多的文学想象和人生体悟。也感谢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甘肃省委党校，虽然，我现在又回到母校西北师范大学，担任传媒学院的教授，但党校二十多年的愉快生活，还是让我挂怀的，那里的宽容、敏锐、时代感，还有每年变化不定的课程，强迫我不断成长，最后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文学评论家。这是出乎我之意外的。当然，也感谢我的学兄徐兆寿博士，没有他的厚爱，也就没有这本书，我也没有机会重回母校任教。2015年6月26日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