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宗教与国际政治二者是久已存在的社会现象。宗教是人类童年时代为自己创作的一种精神食粮，而国际政治也不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博弈和游戏，古代城邦国家之间也存在政治关系。谈到宗教，人们就会联想到宗教冲突，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纯之又纯的以“神”为信仰对象并为信仰而战的宗教冲突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宗教冲突只不过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之争。探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旨在从宗教与国际冲突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矛盾运动，以及这种矛盾运动的后果对宗教的影响。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63页。这一光辉论断对宗教同样适用。宗教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历史演进对宗教也产生冲击。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就是在此过程中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是个老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有新的意义。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化对宗教和宗教问题、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的认识，深刻揭示宗教冲突的实质，拨开“文明（宗教）冲突论”的迷雾，指出宗教冲突现象的背后是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及其矛盾运动。宗教和宗教冲突问题的研究，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神学家、无神论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近现代以来，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学家、未来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深刻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有“人民鸦片说”、“终极关怀说”、“历史钥匙说”，等等，诞生了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文化学等学科体系，可谓见仁见智。人类对宗教引发冲突的现象也进行了认真思索和深切关注。冲突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引发冲突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宗教影响和包含宗教因素的影响是冲突中的一个重要的考量。“9·11”事件之后，宗教与冲突的互动愈益频繁，宗教问题与冲突问题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一直在思索这样的问题：宗教为什么能引发冲突？宗教到底是和谐因素，还是冲突因素？世界宗教（文明）之间如何相处？冲突抑或合作（对话）？当今世界为什么冲突不断？有多少宗教因素在里边？宗教有什么样的演化规律？为什么能成为国际冲突的外衣和工具？宗教是观念性力量还是物质性力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本书不揣浅陋，苦苦思索上述问题的答案，为化解冲突，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考察，分析冲突产生的根源，国际政治经济对宗教的影响以及宗教的反作用，揭示宗教在冲突中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宗教冲突产生的世俗背景。宗教和冲突就其现实影响而言，在某种意义上都充当了国际政治的工具。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伟大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呼唤着和谐理论研究的深入，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9·11”事件之后，宗教因素是驱动国际政治发展、演进的一股重要力量，并引起国际局势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宗教极端主义登上国际舞台，国际政治角色发生了变化，国际冲突有了新形态，国际安全面临新威胁；另一方面，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处理方式又推动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地区政治、安全局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大国国家战略的再次调整。宗教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西方国家不断挥舞着宗教的旗帜，以“反对宗教迫害”、“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穷兵黩武、大打出手。他们散布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挑起西方同伊斯兰世界、同东方文明的冲突。不少国际观察家惊呼，21世纪，宗教问题将是突出的世界性问题。二是宗教作为一种实体，为扩展自身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来，对国际政治产生着重大作用。当今世界许多热点问题的台前幕后，均同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有的冲突、战争直接由宗教因素引发。有的冲突又因宗教因素而加剧、扩大。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中亚被称为“东方的巴尔干”，就有宗教因素在里面。三是各种国际政治势力都在争夺宗教这面旗帜，拉取选票和信教群众，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四是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值观输出，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企图。五是社会邪恶势力也打着宗教的旗号，图财害命，危害社会。在上述影响中，最主要的方面是霸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风作浪，两者都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2006年在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在世界和宗教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的主张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既反对霸权主义，也反对恐怖主义；同时注意把恐怖主义与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教区分开来，多向穆斯林国家表示同情和友好。强调对恐怖主义采取打击行动，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有要明确的目标，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本书在分析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以裨益于对国际政治发展走向的理解和把握。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对于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当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一个解释“冷战”后全球政治的范式，认为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他的文明集团是以宗教为背景划分的。为了澄清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误解”、争论，随后他于1996年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他指出，文明的冲突是理解“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范式，并从历史、人口、政治等方面阐述了非西方文明复兴的前景，认为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联合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亨廷顿论调的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西方“优越”文明和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对西方国家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提醒。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与亨廷顿相反，他们指出，文化和道德上的居高临下，恰恰是世界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保加利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前社会党主席亚历山大·利洛夫近年来完成的著作《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极世界正在形成，国家间、文明间的关系也应发生新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展将引发当代地缘政治向新的范式过渡——这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对话的范式。维克多·李·伯克在其专著《文明的冲突：战争和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中主张：在由各种不同文明所构成的历史场景中，各种文明间的竞争、抗衡、战争与冲突是一部驱动西方现代国家体制兴起的发动机；以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二元属性为本质特征的欧洲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前现代欧洲对域外诸多非同质异类文明力量所作反应的历史后果。但他过分强调战争，强调外部异质文明因素，没有充分注意到影响欧洲国家变革的社会内部的环境和政治经济矛盾。巴里·布赞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英文2000年版，中文2004年版）中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宗教对全球市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勾勒出了宗教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画卷，打开了一个研究宗教的新的视阈。国内学者研究宗教与国际冲突、国际政治的关系的论著，有不少正是从批判亨廷顿的观点开始的。1995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书中收集了中国学者的26篇评论。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世界上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不能成为冲突或对抗的根源或借口；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正是这些特点和价值参与并创造了全球文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自诩为普世文明，更不用说要称霸世界了；世界上的冲突大都产生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于2002年编写的《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一书，既有宗教问题的理论探讨，又有对冲突热点问题的宗教因素透视。书中谈到了“冷战”后宗教的发展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化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影响、宗教恐怖主义、新兴宗教问题等，还对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印巴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进行了剖析。辛旗的著作《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认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的主题：教义、利益、疆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于2007年出版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对世界和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分析了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提出了解决宗教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的思路。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学术论文专门论述了宗教与冲突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论文有金宜久的《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和《对当代国际政治中伊斯兰问题的认识》、周燮藩的《恐怖主义与宗教问题》、梁丽萍的《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和《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陈源泉的《宗教与国际政治》、刘中民的《论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吴云贵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何其敏的《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任青的《伊斯兰教的兴起、发展及对当今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胡祥云的《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等等。国内学者对宗教的历史作用、宗教的发展趋势等论题也展开了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张新鹰的《宗教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全球化与当代宗教》、金宜久的《当代宗教的发展趋势》，等等。关于“宗教与和谐社会构建”内容的研究论文很多，有：金泽的《和谐社会建构与宗教研究》、张新鹰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对话的困境与希望》、曹圣洁的《宗教和睦与和谐社会》、李利安的《宗教力量的基本结构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王冬丽的《试论宗教的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国内相当一批宗教研究所，包括大学的宗教问题研究机构为学者们潜心研究提供了平台。研究宗教问题的期刊有《中国宗教》、《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等。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所出版不定期刊物《宗教与民族》。此外，“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和平”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不断地提供一些新信息、新思想。综上所述，国内外对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1）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从种族或阶级的偏见出发，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夸大宗教和宗教冲突的作用及其影响，其实质是为其国内的帝国主义政策作理论注脚，因而这种研究是偏颇而不符合实际的。（2）从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著来看，当代问题的研究较少，历史问题的研究多；不同宗教与国际政治某一侧面的关系研究较多，宏观把握和系统性的理论成果不多。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书把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时空内，先从宗教与国际政治的概念界定谈起。国际政治以国际冲突与合作为主要内容，以终极安全为目标，围绕国家权益和对外战略展开，在国际政治的发展中，宗教扮演何种角色、起何作用、命运如何，是本书要集中研究的问题。全书共分七章，各章内容相互衔接，逻辑递进层次分明。论述的展开以三大世界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发展为主线，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为背景，探讨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互动、相互影响、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宗教对话对和谐世界建设的作用。第一章运用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相关理论，阐述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冲突源于国际关系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永恒现象，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背景就构成了孕育冲突的大环境。人类在不同文明的竞争、冲突、融合中向前迈进。如果说原始宗教是神秘不可捉摸的自然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成了人类心灵的压舱石，那么，三大世界宗教则是人们在冲突矛盾不断的社会力量面前无助和绝望以至于渴望救世主出现的梦幻现象，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扭曲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反映。所以，政治冲突是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宗教产生以后，以自己特有的思想观念、组织方式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还应看到，三大世界宗教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国家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历史上是受到了统治者的扶植的。而波澜壮阔的所谓宗教冲突其实是国际政治—军事体系碰撞使然。第二章对三大世界宗教之间的冲突进行较为详细的历史考察，并着重分析其历史结果，对国际政治和现代世界产生的影响。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东西欧文化的分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等等，都是宗教冲突的派生物。在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大多是宗教碰撞融合的产物。第三章阐述三大世界宗教的传播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及冲突。三大世界宗教国际化的动因既有宗教本身的原因，又有国际政治经济的原因。第四章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为指导，分析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对宗教的异化，阐述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恐怖主义、邪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消极影响。第五章概述传统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复兴的现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冲突。第六章分析当今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当今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兴风作浪，宗教成为各种势力可资利用的工具，以期起到动员组织、凝聚精神的作用。第七章是对化解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展望。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铲除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提倡宗教对话，加强沟通，共同促进文化大繁荣。中华文化能为各文明和谐共处提供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在写作中，主要运用了如下方法：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对宗教的基本看法或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简言之，就是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其内涵包括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作用、形态及其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发展规律和消亡条件等。本书力求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透彻理解和掌握党的宗教政策，并以之统领全书。但是，还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及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使他们对宗教的认识及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主要是服从服务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预先提出解决所有宗教问题的一套完整的方案。如果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产生的时代背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并由此就容易把我们的工作归结为与宗教作斗争。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预言，随着科学的节节胜利，宗教将很快被逐出历史舞台。但两个世纪以来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生产力空前增长、科技飞速发展、人类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宗教也异彩纷呈，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一些地方颇有升温之势。传统宗教在复兴，新兴宗教在兴起。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围绕这些关系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式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页。。古典重商主义及以此为理论渊源的现实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支撑，本书利用它们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来分析宗教和冲突的互动现象。但是，他们的观点都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强调国家中心和欧洲中心，而本书则强调“社会空间”和“欧亚体系”，脱去“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以布赞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以宏大的视野把国际体系放在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长河中考察，这样就有可能全景式地揭示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矛盾运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种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的生成、演化过程和规律，他们的观点正是笔者所要引用和推崇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后，非洲—欧亚大陆体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这块大陆孕育了世界三大宗教，并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和国际机制分析方法等。“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6页。，同样，离开了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维度，就难以理解作为世界现象的（宗教）文化维度。本书通过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进而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宗教冲突（如十字军东征）的发生、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产生、霸权国的兴衰、战争以及不平等发展进行研究，并探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其次，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把机制定义为一个体系内限制、规范并且使其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的一系列规则、规定、章程或者程序。当今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国际机制之外，他们在全球游戏规则制定过程中和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下，个别地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第三，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宗教间以及同一宗教不同教派间产生的冲突，分析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根源；通过比较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兴衰荣辱，分析其赖以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基础及其不平衡发展；通过比较宗教在不同国家的现状，分析其在当代不同的功能和作用；通过比较宗教问题和冲突问题的产生根源，揭示其是国际政治的工具和外衣。本文将比较研究世界历史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国际行为体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进而得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比较研究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本书也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