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原创逐渐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从学术史或学术研究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学术原创为学术研究者所体认，实在表达了一种不良景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自在”的状态，而远未达到“自为”的状态。研究者对此做了很多的“破解”，如“先验批判说”、“问题意识说”、“依附说”、“本土说”、“精神自觉说”等等。那么，如何于现实情景中对学术原创问题进行破解呢？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有一定的意义：“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札记》，转引自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告诉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应具有一种从“追根问底”到“把底问破”的精神，另一方面应进行一种研究理念的置换，即确立“新的思维方式”——从旧的语言圈套中解脱出来，进行“话语”解放。而这种“话语”解放与其说是外来“压力”的结果，毋宁说是研究对象本身“自然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得自主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主要是回应此前30年间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的设问方式以及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的精神与人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转引自王永斌《知识镜像与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自主性：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集体无意识，“每当一些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或热点问题凸显出来时，总有些论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乐此不疲地紧随其后，不经科学地思考，甚至未经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当我们将这些人的研究置于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根据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学术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时，或者试图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时，却只能发现……他们的研究在学术上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不仅没有在前人就此问题而形成的知识脉络上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证明或证伪，也没有做出理论上的创新，成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研究此一问题的知识基础，更没有对这些问题转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前提做出追究”。邓正来：《研究与反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而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学术原创，所谓原，就是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视角、思维方式、命题的言说等构成的论述框架与范式，成为同类研究的起点，并为这一点预设一个问题阈，使其后的研究以此为原点；创，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概念、范畴、命题和观点，并以此有效地影响社会生活。这正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原创难以进行（持续）的症结之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有效地应对社会实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解答并预见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引进了若干来自西方的话语形式，诸如依附理论、增长极限理论、全球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公共性理论、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交往理性和后现代思潮来解答中国问题。但存在的问题在于，“这30年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不足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因为在这30年里，主要是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评判标准的，而在这种评判标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办法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邓正来、黄琳：《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传播》2009年第1期。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仍然受着前苏联和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在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面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实际状况显得相形见绌，难以匹配国家发展的趋势和所拥有的地位。“在西方情境发展出来的各种学科被当作具有普遍规范性的学科，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它们能够主宰行动，又能够决定诸种假设性的普遍范式。西方社会科学对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作是加入普遍的学术共同体的门径。”［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57页。那么，究竟如何确立一种合理的理念以求得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解放与进步（学术原创）呢？邓正来先生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其时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获得“科学”的合法性与自主性，进而获致独立的学科地位；二是社会学科向学科化方向的努力，驱动了大量引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努力。相应所对应的问题大致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失序”，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移植”品格。1990年代中期，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时，“失序”为主，“移植”为次，更大的紧张来自学术场域如何独立于权力场域的支配，其次才是在国际知识生产与消费结构中，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37页。黄宗智则对此破解到：中国社会科学者怎样才能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们真正需要深入最基本的事实中寻找强有力的分析概念，建立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能解释与指导实际、又能与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就当前现实来看，世界社会科学有两大中心，一是欧洲，二是美国。基于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轨迹，欧洲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发源地，基于独特的强国路径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的中心。美国社会科学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中心，并不是因为它对欧洲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比较到位，也不是因为它以美国经验证实或证伪了欧洲社会科学理论，而是因为美国社会科学有效解释了美国经验。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非常值得中国社会科学借鉴。陈柏峰：《乡间小路与社会科学大路》，《学术界》2009年第3期，转引自王永斌《知识镜像与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导论。而体察我国的中国经验研究，存在着“脆弱的、很少的经验资料，和没有让本身逻辑呈现出来的经验研究，很容易被强大的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预设所吞噬，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通病，这种经验研究，看似经验研究，却只是伪经验研究”。贺雪峰：《社会科学研究应进入中国经验》，《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0日。邓正来先生对此也有深刻的知识体验，在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中，他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知识规划”的概念，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知识的生产处于“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第一，存在着一种“规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同样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41页。通过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邓正来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邓正来：《从“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http://www.aisixiang.com。由此，在当前，我认为，既然我们处在知识情景中，要与知识为矢，那么，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理解就是必要且合理的。在此，“地方性知识”观对我们思考学术原创问题有特别的意义。“地方性知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观念变革的产物。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指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知识”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地方性知识告诉我们，所谓“知识”，是随着我们的创造性参与而正在形成中的东西；知识在本质上是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知识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的东西。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一起共同地构造了知识。知识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没有旁观者，而只有实际的参与者。“参与”是表达“地方性知识”的一个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告诉我们，我们对知识的辩护只能伴随着知识的生成过程来进行，任何独立于生成过程的辩护都是无效的。如果说知识必须根植于科学的研究实践中，而不是被完全抽象化于表象理论中，并且理论只能在其使用中得以理解，而不是在它们与世界的静态相符（或不相符）中得以理解的话，那么对这样一种知识的辩护就既不可能用形式的论辩来证明，也不可能用先验的方式来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础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综上可以看出，地方性知识并未给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框定界限，相反，它为知识的流通、运用和交叉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参与”、“过程”、“情景化”、“局域性”构成了“地方性知识”的精神实质与主体概念，而这不正是我们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所缺乏并期待的吗！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只有在其“自身”的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建构而生产出的社会科学（地方性的）知识才是自主的，才是有深度意义的、有效的知识，也才具有原创的特质。于此，作为对我国学术自识与自主性命题富有智慧见解的邓正来先生强调道：“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也不可能仅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它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其他场域间关系的问题。”邓正来：《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他从两个向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席：在国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席，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更为根本的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契合’所致。”在国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屈从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附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4页。我们知道，学术原创是学术得以发展、繁荣的生命，是学术得以存在的理据。在社会的转型期，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向哪里去”是我们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那么，我们由此可以认为，理念自觉、精神自主，建立于本土，服务于本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知识）可以说正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当下理路，也是进行学术原创的一条合理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