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世界宗敎硏究所根據國家建設需要，制定社會科學發展規劃，《道藏提要》是其中的一項。《道藏》卷帙浩繁7728584，內容蕪雜，有珠玉，也有泥沙7728585。况且《道藏》有許多典籍撰者不明，時代不詳，書上標明的撰者有眞钉假，難以分辨。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仿《四庫提要》體例編製《道藏提要》，困難很大。我們深知《道藏》這部道敎典籍叢書是硏究道敎的主要資料庫，如能早日把它整理出來，將有利於道敎硏究工作開展。

自從新中國建立後，舉國上下都在進行基本建設，文化學術的基本建設離不開資料的彙集與整理，而且資料工作必須先行。我國歷代開國之初，偃武修文，必先從事資料彙集整理工作。明初有《永樂大典》，淸初編《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法國資產階級上升時期有百科全書派。只有資料充實、齊備，纔有可能蘊育新建國家的文化高潮。沒有充足的資料爲依據，談論學術文化，勢必流於空談。

中國三大宗敎（儒、佛、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學術界對儒敎典籍硏究得較多，對佛敎典籍硏究得較少，對道敎典籍硏究得就更少。造成這種狀况的原因甚多，由來已久。按照封建正統觀點，認爲只有儒家的經史子集纔有資格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佛敎、道敎典籍屬於旁支，文化價値不大。這是長期流行的一種偏見。淸朝編纂《四庫全書》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次文化叢書結集。共收書3,461種，79,309卷。存目的有6,793種，93,551卷。兩項共計一萬餘種。其中所收佛敎典籍，屬於《子部·釋家類》，共13部312卷。所收道敎典籍歸於《子部·道家類》，共收44部430卷。何以收得這樣少？《四庫全書·道家類·總叙》說：

《四庫全書》的編者把佛道兩敎的典籍歸類於《子部》，取消了佛敎和道敎與儒敎平列的地位。孔孟之書歸爲“經部”，佛道之書歸於“子部”。被選入《四庫全書》的佛敎典籍僅24種，不收經典。道敎典籍收錄較多於佛敎，所收的都是與老、莊、周易注疏有關的典籍。對道敎內外丹法、圖籙、齋醮等具有道敎特點的均未收，這是按照當時皇帝的指示辦的。

《四庫全書》的編輯原則並不是淸朝首創的。《隋書》載王儉《七志》以道佛附見，合爲七門。阮孝緒《七錄》以佛錄第六、道錄第七。《隋志》則於四部之末附載道經佛經總數。《唐志》以下，軒經目而不詳。

儒家學者總是懷有偏見，認爲佛道兩敎的典籍價値不大。我們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整體來看，佛道兩敎的文化與儒家傳統文化同樣重要，同樣影響着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佛敎道敎的影響，其深遠程度當不在儒家經史子集之下。三敎交互融攝，構成唐宋以來中國千餘年來的文化總體。不硏究中國佛敎就無從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這一點已逐漸被學術界人士所承認，但對道敎硏究的重要性似乎還沒有像對佛敎那樣重視。事實上道敎典籍中可供發掘的東西非常豐富，人們已看到它對醫藥、保健、化學、音樂、藝術等方面的有價値的內容，深入發掘，當不止這些，像關於道敎的哲學內容，硏究得就很不夠。道敎典籍在中國文化寳庫的地位決不下於佛敎，甚至更爲重要。

三敎（儒、佛、道）各有自己的典籍。佛敎道敎經歷了南北朝的大發展，典籍數量由少到多，急劇增加，道兩敎對於他們擁有的衆多書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當時稱爲“衆經”、“一切經”。如僧人玄應、慧琳分別編纂了兩部佛敎名詞檢索的工具書，兩書都命名爲“一切經音義”。這里講的“一切經”不包括中國漢唐時儒家的《六經》、《五經》，它專指佛敎經典。如果該書成於宋代，就可能叫做“大藏經音義”，現在編纂這樣的書就叫做“佛敎大辭典”了。

道敎生長在中國本土，約與佛敎同時活躍在舞臺上。但道敎的命運不濟，錯過大發展的時機，讓佛敎占先了一步。一步落後，步步落後，二千年間一直沒有能超過佛敎。唐朝道敎得到皇家的支持，受到特殊的恩寵，可謂極盛。而道敎信徒人數及天下道觀的數量也只有佛敎的二十分之一。

漢末魏晉天下大亂，老百姓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往往投靠宗敎。由於黃巾起義打出道敎旗幟，黃巾失敗後，道敎也受牽連，統治者對道敎存有戒心，有很長時期對道敎不敢信任。這時佛敎接受了中國封建宗法思想，乘機宣傳三世因果報應輪回之說，擴大了地盤，在帝王貴族支持下，招納了大量信徒。

南北朝時期，北朝道敎經過寇謙之的改造，南朝道敎經過陶宏景的改造，都取得上層統治者的支持，纔有了較大的發展。這中間已比佛敎的發展落後了若干年，錯過了大發展的時機。關於道敎典籍的蒐集整理方面，道敎也落後於佛敎一步。道敎整理典籍的做法是從佛敎那裏學來的。佛敎最先稱自己的全集爲“一切經”，道敎編集道敎全集也稱“一切經”，由於“一切經”這個名稱被佛敎占用在先，後來道敎的“一切經”則稱爲“一切道經”，以區別佛敎的“一切經”。唐玄宗時曾令編纂《一切道經音義》，等於當時的“道敎大辭典”。唐武后時出現過“道藏”一詞，但未能通行。“道藏”一詞正式確立是在宋代佛敎“大藏經”出現以後的事。

宗敎的存在和發展要靠群衆，爲了更大的發展則須依靠政府當權者的支持。佛敎名僧道安深刻懂得“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道敎的發展也離不開這一條經驗。有上層支持，可得到充分的物資供應，爲寺院經濟創造條件；有下層廣大群衆信徒纔能壯大宗敎的聲勢，有了聲勢更能引起上層統治者的重視。只有上層而下層信徒不足，則缺少存在的基礎，難以發展；有下層群衆而沒有上層支持，也不能長久7728586。佛敎、道敎在中國都有悠久的歷史，歷久不衰，除了社會的客觀原因外，與兩敎的主觀努力也有極大的關係，他們推行宗敎宣傳，旣要結交上層權貴，又要俘虜下層群衆，針對不同信敎者的需要推行宣傳內容。

道敎初創是從宣傳下層群衆開始的。東漢的黃巾是內地道敎，張魯是巴蜀的道敎，都以農村群衆爲對象。中國農村長期愚昧落後，缺醫少藥7728587。以符水治病，驅妖捉鬼，祈福禳罪，與民間巫術、占卜星相圖讖迷信活動相結合，成爲道敎傳敎活動的一部分內容。道敎典籍中也保存了這一部份內容。

道敎爲了取得上層統治階層的信賴和支持，也盡力滿足他們的需要。地主階級自南北朝開始形成世襲特權階層，卽門閥士族。

他們生活優裕，希望長遠享受富貴，卽使不能永生，也想長壽。道敎爲了迎合他們的身心各方面的需求，向他們推銷養生、服食、煉丹、房中等宗敎內容。道敎外丹敎法在南北朝隋唐盛行不衰，卽得力於上層貴族特權階層的信奉和支持。煉丹要耗資財，費人力，不僅窮人不敢問津，中產人家也無力試驗，只有特權大貴族對此道有興趣。這些內容在道敎典籍中也有記載。

道敎和其它宗敎一樣，着重宣傳神的啓示，自稱他們的經典爲神仙頒賜。他們善於製造文書以宣達神意。道敎信徒中多有書法家，最有名的王羲之手寫《黃庭經》向道士換鵝的故事流傳甚廣，王羲之是世代信奉天師道的道敎徒。

道敎宣傳的重要內容在《道藏》中都能找到，從中可以窺見道敎發展變遷的各個側面。漢末到明淸，社會思潮不斷變化，與社會思潮相適應的佛敎、道敎、儒敎也在變化。三敎之間又有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係。這種相互融通、滲透的關係在《道藏》中有表現。

綜觀道敎的發展史，大致可分爲四個段落，或稱爲四個發展時期。

南北朝時，道敎得到帝王貴族的支持，躋身於社會上層，這是它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唐朝皇族與老子攀親，自稱李耳後裔，大力推行道敎，這是第二個發展時期。北宋眞宗、徽宗先後崇奉道敎，用道敎麻痺人民，陶醉自己，藉以遮蓋北方強隣壓境造成的耻辱，這是道敎發展的第三個時期。明中葉帝王迷信道敎，妄圖長生，道士受到寵遇，出入宮禁，干預朝政，以至參加政府上層的權力鬭爭，這是道敎發展的第四個時期。

元朝初年個別道士曾受到皇帝的重視，如丘處機7728588。但元朝統治者不專重某一種宗敎，如基督敎、佛敎、藏傳佛敎也都受重視。中間還發生過一次焚毁道經的刼難。

與道敎發展的這四階段相適應，道敎典籍也經歷了四次大規模的結集活動。

南朝道士陸修靜撰《三洞經書目錄》，這是當時編纂的道敎全書目錄。“三洞”是：洞眞部、洞玄部、洞神部。“四輔”是：太玄部、太平部、太淸部、正一部。

道敎目錄起于南北朝，經歷隋唐宋元不斷編集、補充，但基本未出陸修靜最初創立的規模。按“三洞”、“四輔”的分類原則一直沿襲到今天。

佛敎經錄有按大小乘流派分的，也有按經典內容分的。道敎的典籍也有同樣的情况，如道經的十二類，卽按內容來分：

本文類　神符類　玉訣類　靈圖類　譜錄類

戒律類　威儀類　方法類　衆術類　記傳類

贊頌類　章表類

十二類的分類法，跟佛敎一樣，是爲了便于庋存，便于檢索，便于圖書管理的一種辦法。道經數量日漸衆多，遇到舉行宗敎活動，如齋醮儀式，同類的典籍放置一起，便于取用，也便于歸類。

“四輔”這一名稱最早見于劉宋時期，應在道敎風行、流派出現以後。《正一法文經圖科戒品》認爲：

太淸經輔洞神部，金丹以下仙業；

太平經輔洞玄部，甲乙十部以下眞業；

太玄經輔洞眞部，五千文以下聖業；

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徧陳三乘。

這種分類方法顯然是根據道敎流派自己的觀點，摹仿佛敎判敎方法的產物。佛敎判敎，往往給其他流派以應有的地位，把自己信奉的流派放在最高、最重要的地位上。正一派自認爲本派敎理可以“宗道德、崇三洞、徧陳三乘7728589”，境界最高。

統觀道書編集的過程，可以看出隨着歷史的發展，道敎典籍逐漸增多的趨勢。第一階段的道敎典籍約一千餘卷。第二階段的道敎典籍，唐玄宗令道士史崇玄等搜集道書約二千卷，並編纂了《一切道經音義》。玄宗後來又繼續搜求道書，編輯總目曰《三洞瓊綱》，數量增至三千七百餘卷7728590。道敎發展的第三階段在北宋，眞宗時搜集道書總集名曰《寳文統錄》，增至四千三百餘卷。這時已採用佛敎《開元釋敎錄》的分類編目法，按千字文分帙編號。宋徽宗時，崇寧、大觀年間，刊行雕版道藏7728591，道書增至五千四百餘卷。金元時期，北方也有道藏雕版，旋成旋毁，沒有保存下來。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道藏經版全毁，經典也喪失殆盡。道敎發展的第四階段在明朝。英宗正統九年（1444年），雕版刊印，次年完成，名曰《正統道藏》，共五千三百餘卷，較宋雕版道藏畧少。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又續補一百八十卷，合計起來，比宋道藏畧增。明以後，道敎與佛敎均被儒敎排擠到不重要的地位。因佛敎勢力本來大于道敎，佛道兩敎一齊衰敗的情勢下，道敎的勢力顯得更弱一些。

明中葉以後，國力衰竭，內憂外患相仍，朝廷自顧不暇，對道敎不能從財力上支持。淸朝當權者及上層貴族起自關外，承襲薩滿敎傳統，對道敎不感興趣，道敎歷代享有的特殊寵遇有所裁抑。道敎的發展在上層社會受阻，勢力轉入民間，轉變成秘密宗敎團體。這些民間宗敎也有自己的經典，但不被政府承認，不能公開傳播。日後重新編輯“道敎全書”（或稱“新道藏”）時，流傳于民間的這部分道敎典籍應當收入。

《道藏》中所保存的若干思想資料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與佛敎一樣，各個時代的重要哲學思潮，在這裏都有所反映。這些資料豐富了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如魏晉以後，哲學界關心和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本體論。以本體論取代兩漢的宇宙構成論。這一變化，說明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深入和提高。從本體論轉入心性論的討論，是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又一次提高。隋唐時期，佛敎各大宗派如天台、華嚴、禪宗等都各在自己學術領域裏有所建樹，佛敎的心性論處在時代思潮的領先地位。道敎的理論也適應這一時代思潮。世人論道敎內丹之學，多認爲它由外丹發展而來，這種說法不爲無據，但還不能算全面地說明了問題。內丹說，實際上是心性之學在道敎理論上的表現，它適應時代思潮而生，不能簡單地認爲內丹說的興起是由于外丹毒性強烈，服用者多暴死，纔轉向內丹的。“內丹說”在道敎、“佛性說”在佛敎、“心性說”在儒敎，這三敎的說法有差異，三敎探討的問題的實質沒有兩樣，都屬於心性論。道敎的《抱朴子》的道的理論已偏重于本體論，但不純熟。唐代司馬承禎的“坐忘”學說則是典型的心性論。當時道敎與佛敎相呼應，各自從自己的立場阐發心性之學。佛敎、道敎倡導于前，儒敎反而顯得落後，後來韓愈、李翱等人也跟着探索這一領域。這種理論興趣和思維到唐末、五代更加成熟，成爲學術界的中心議題。宋代理學興起，心性論與治國平天下的封建政治學說相結合，形成理論完備的儒敎體系，成爲心性論的主力。佛、道二敎沒有繼續發展，仍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反而落後了。

金、元時期出現的全眞道及其相關的敎派，與以前的及後來的許多道敎流派不同。這些特異的道敎的政治背景前輩學者已有很好的論述7728592。應當指出，金、元時期的全眞敎把出家修仙與世俗的忠孝仁義相爲表裏，把道敎社會化，實際上是儒敎的一個支派。儒敎在宋代形成後，成爲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支柱。南宋滅亡，儒敎並未受到損傷。朱熹建立起來的儒敎體系幾乎全部在元代得到繼承。政統雖然轉移而道統賡續。皇帝換了姓氏，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反而憑藉元朝強大武力推廣到更邊遠的地區7728593。儒敎勢力強大，體系完整，超過佛、道二敎，其實，它已包含了佛、道兩敎有關心性修養內容。

硏究道敎不能離開佛敎，也不能離開儒敎。佛敎與道敎看起來長期有爭論，事實上這兩敎基本上同興衰、同榮辱、同命運。佛、道兩敎都受過政治壓迫和迫害，佛敎所遭受的政治打擊的次數比道敎還要多些7728594，原因在于佛敎勢力強大達到與國爭利的地步，政府就出來干預。佛、道兩敎互相吸收，道敎吸收佛敎的東西更多于佛敎吸收道敎的東西。唐代三敎鼎立，唐中葉以後的總趨勢爲三敎合一。宋以後，儒敎形成自己的龐大體系，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吸取佛、道兩敎的修煉方法，如靜坐、養神、明心，見性等。這些都是孔、孟不曾講過的。

中國的佛敎早已中國化，佛、道兩敎相比較，道敎似不及佛敎機巧。試舉聚訟千載的《老子化胡經》爲例。老子化胡本屬無稽之談，佛敎徒中不乏有識之士，並非看不出此說的荒謬，但他們任憑《化胡經》廣爲流佈，並不進行反駁。佛敎顯然是利用道家爲自己開路7728595，雖可以認爲雙方互相利用，畢竟佛敎利用道敎的成份更多。等到佛敎勢力強大到足以自張一軍時，則發動敎徒利用一切手段攻擊《化胡經》。有關這個問題最後一次大辯論發生在元朝，假藉元朝統治者的干預，連道藏的經版都銷毁了。當然，流傳了千百年的《化胡經》，山巖海隅，所在多有，光靠一次行政禁令是毁不盡的。

我們編寫的《道藏提要》，仿《四庫全書》提要體例，介紹《道藏》每一部書的時代、作者、內容，並附有目錄索引、道書撰人編者的简介，力求成爲一部較完整適用的工具書。我們儘量利用前人硏究成果。中國學者如劉師培、陳垣、陳寅恪、湯用彤、陳國符、王明、陳攖寧、翁獨健諸先生的有關著作，日本學者吉岡義豐、大淵忍爾、福永光司敎授的有關著作，都用來作爲參考、借鑑。

道敎典籍多自稱降自天宮，具體作者難以確定。我們除了採用傳統考訂、訓詁方法，如文字、音韻、版本目錄等方面尋求證據外，還充分利用佛道二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係，與佛敎發展的情况對比；利用中國哲學發展思潮的總趨勢來判斷某一作品的時代，劃出大範圍作爲標誌，我們根據時代思潮的特徵，人類認識史的一般規律，結合中國佛敎、儒敎不同時代所討論的中心問題多方衡量，力求把一些難以確定的年代的典籍給它找出比較接近實際的時代斷限。

我們力求對祖國文化建設有所貢獻。我們的時代要求這一代人從資料整理開始，爲下一時期文化高潮的到來准備條件，做些鋪路奠基的工作，如果能起一點鋪路奠基的作用乃是我們編寫者共同的心願。

1988月10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