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出现很大的变动，特征之一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学科界限开始变得松动起来。记得2005年我参加了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心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研讨会，会上提出重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加强文献学、版本学的专业训练，也有人认为与古典文学研究比较，现代文学研究显出这方面的欠缺。去年我在苏州大学举办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研究”的研讨会上，也提出通俗文学研究要重视文献学与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建设。这些仅仅就我自己所接触到的现象而言。说实在，人文学科即使不涉及历史研究，哪怕是研究理论的，若要有所创新，必须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当然属于文献学的要求，这乃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属于必须遵循的规范。

在现代文学研究或通俗文学研究方面加强文献学、版本学，乃是针对学科的某种现状，或针对某种成见、乃至偏见。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哈佛，一位朋友听说我在做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就面露可惜，他觉得我应该继续研究古典文学，从事现代文学好像掉了架。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想想也不是个笑话，这种成见到现在大约还是存在的。

对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大家谈得不少了。当初听到林毓生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说法，不由得心头一惊。有的说五四新文学与“文以载道”有一脉相承之处，有的说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是儒家转世，这些已是说得疲了。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曾经读到郑敏先生的一篇反思五四白话运动的文章，她认为造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断裂，激进主义与二元思维难辞其咎，特别提到当初胡适说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跟红卫兵没什么两样。当然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近时的研究热点。约半个世纪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例举了《赤壁赋》及《浮生六记》等说明与古典文学的渊源关系。后来夏志清有一篇谈徐枕亚《玉梨魂》的精彩文章，说这部满是丽语绮藻，甚至运用六朝骈体的小说传承了自李商隐到《红楼梦》的“伤感—艳情”传统。最近王德威提出“抒情传统”，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更有一番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文学现代性”理论及方法问题的考量。虽然他们谈的是徐枕亚、沈从文，其实是照亮了“鸳鸯蝴蝶派”和“京派”的一大批作家。

我们也可看到近些年来，做旧体诗形成某种潮流，不光年纪大的，也有不少青年热衷于此。有些写新诗的找个山明水秀之处仿效古人“修禊”的美举也时有所闻，这与其说由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产生的焦虑，毋宁是全球化价值流通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所致。

不过，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我想那是章培恒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倡“古今贯通”，旨在打通学科之间的“鸿沟”、体现文化整体研究的观念。其后他身体力行，在复旦大学古籍所建立了“古今演变”的博士点，而陈文辉的这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就是他与谈蓓芳教授合作指导的成果之一。2011年10月我有幸被邀请作外审，读了文辉的稿子我写了以下的意见:

这是一篇优秀论文。资料全面而翔实，分析细腻丰富，富于创见，为古今贯通的学科做出建设性贡献。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近二三十年来对他的研究成为热点，为学者深感困惑与兴趣的，是传统文学与文化在他的文学思想、政治及文化立场当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在周作人身上传统的渊源与影响深而广，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专注于某方面的探讨而难以窥其全豹，而陈文辉这篇论文是最为全面深入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处理巨量资料的过程中，陈文辉把周作人置于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美学、文学与文化之间冲荡与交汇的具体脉络中，清晰而多层次地揭示他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深入理解周作人及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带来启示。具体来说该论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详实。如论文《附录》所示，对于周作人所接触的传统典籍作了几近全面的清点，且将周的文本放到具体写作语境中加以诠释。论文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以此为基础，这方面发挥了古典文献学训练优势。二、分析细密。周作人的复杂性在于他的思想并非呈现一种直线运动。在他的人生各阶段经常是互相渗透，呈现迂回纠缠的态势，传统在其中起了中介作用。陈文辉的论文以“儒家为体，杂览为用”作为主要线索，在中外、古今、正宗与非正宗、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经史与野史笔记之间的“位置交换”来体现周氏思想演变的复杂态势。特别是第四、第五章论述周作人的传统资源从晚明“性灵”到清代“理趣”的转变，更从“王充—李贽—俞正燮”的谱系来说明周氏自敌伪时期的文化选择，是富于创见、令人信服的。三、理论角度。论文摒弃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国族想象”或“感时忧国”的诠释模式，而以周的“个人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作为主线，对于“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取向具有开拓意义。四、地域视角。这也是这篇论文的亮点之一，如从周的《越中游览记录》发现其推崇晚明小品文的发端，或从大量斋号室名揭示周的家族情结等，皆具新鲜感。

另外我提了几条意见，就不必写在这里了。现在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已是考虑并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比原稿更为完善自不待言。我当时是匆匆读过，现在可看得仔细些，虽然谈不上周作人研究的专家，但益发相信这本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面向，而且如论及新文学运动之源起的章节对于治现代文学的也不可不读。

读罢全稿，不免感慨系之。周氏兄弟为留日一派，同是章门弟子，浸润于革命与复古思潮，也崇尚个人与趣味，其后两人投入“文学革命”，要说加盟于《新青年》，周作人与复古意识决裂，要比鲁迅先进一步。到《语丝》时期，尽管兄弟失和，文学上尚属同一营垒。大革命起，两人分道扬镳。鲁迅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投入革命洪流。他是条硬汉，讲“革命文学”，骨子里仍讲趣味，帮他的胡风，也是硬汉，顶“四条汉子”。鲁迅早逝，跟他的后来受罪，他当然管不得了。周作人不然。他诅咒“革命”与“群众”，谴责南方“清党”，而在北京挂上青天白日旗之后，出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实际上还是拜北伐革命所赐。他心心念念“个人”与“自由”，在“苦雨斋”中熬他的小品老药汤，把文人之“苦”现代美学化，可谓炉火纯青，其情亦可哀也已。然而到日本人来了，又出任这个那个的，仍不免有所依附。文学与个人在现代中国的遭遇，周氏兄弟可说是一面镜子。

有趣的是三十年代之后周作人自视为李卓吾同道，其实与李卓吾怎么比?皇帝要放他出狱，给他自由，他不要，在狱中了断自己，为个人赢得尊严。周作人是一味的软，所谓只欠一死，这么说太毒。如他自言，之所以不愿南下，主要是家眷牵累，一家人都靠他，包括他母亲和鲁迅的妻子。因此他对鲁迅和许广平颇有微词，认为鲁迅没有尽到儿子和丈夫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家庭本位是非常传统的。他称赞李卓吾，限于同情女性的方面，一半是，一半不是。李卓吾脱离官场后不回老家，只身在湖北坐而论“异端”之道，个人得相当彻底。

我对周作人印象不太好，与他跟“鸳鸯蝴蝶派”的一段公案有关。1918—1919年间他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指斥“黑幕”小说，也攻击到徐枕亚的《玉梨魂》，说这部小说是“鸳鸯蝴蝶派”。殊不料这顶帽子后来被不断加码，到1960年代的新文学史里成为“反五四逆流”的恶谥，涵盖了所有民国“旧派”文学。且不说其糟糕的影响，可注意的是他们都把《玉梨魂》与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挂起钩来。钱说:“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周作人说:“到了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作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地流行。”这么说不合事实。《玉梨魂》于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上，次年出版单行本，风靡一时。其时袁世凯的“复古”企图尚不明显，而办《民权报》的大多是支持反清革命的南社成员，天天骂袁世凯，被袁视作眼中钉。《民权报》1914年被迫停刊，而徐枕亚是该报记者之一。

《玉梨魂》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章培恒、夏志清等先生在思想艺术上对它作了高度评价。回到当时脉络里，周、钱不分青红皂白同声指斥《玉梨魂》，急急乎表明自己站到新文学白话的立场，两人本来属于章门“复古”营垒，因此大有反戈一击的意味。实际上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运动，写的文章都是文言，到次年该刊方明确使用白话。同样周作人在1917年6月仍用文言翻译了苏罗古勃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准备收入重刊的《域外小说集》里。这部小说集原先是他与鲁迅一起在日本翻译编辑的，语言上古色古香，完全是章太炎的语言国粹论的产物。虽然袁世凯已死，但照钱玄同的说法，对于“复古”仍在“推波助澜”，所谓“是何居心”的责问也适用于《新青年》和他们自己头上。周作人把《玉梨魂》等看作“国粹的小说”，这一点倒是对的，须联系到十余年前由黄节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领军人物是章太炎。黄节等本属南社，《国粹学报》直接影响到南社成员的文学创作。《玉梨魂》以古典诗学、甚至以骈文来写小说，这一“国粹”小说，可说是集抒情传统之大成，是一个“纯文学”样本，从而使小说占了现代文学的龙头地位。

从思想源流来说，《玉梨魂》和周作人信奉过的“复古的革命”其实是殊源而同归，在三十年代还撰文表彰黄节和《国粹学报》;但他攻击《玉梨魂》，可能对于徐枕亚的反袁背景并不清楚，但关键还在于它的“艳情”，含有对所谓“鸳鸯蝴蝶派”，实际上对上海新兴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敌视。对“艳情”的排斥见诸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一文中，即针对上海的文学市场，严厉指斥“艳情”和“侦探”这两类小说，斥之为“诲淫”和“诲盗”。周作人分享了这一卫道的焦虑，也包含趣味上对于“才子派”文学的排斥，这方面周氏兄弟是一致的。如刘半农表示了对于晚明“性灵派”及袁枚的欣赏，遭到《新青年》同仁的批评。鲁迅后来回忆说:“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不容易给我们骂掉了。”

属于个人趣味或成见尚不打紧，从鲁迅的话看出在《新青年》内部形成某种雅俗分界的共识。钱玄同说金圣叹“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厢记》，满纸‘胡说八道’”，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颇如李渔的小说《合影楼》里所描写的，好似“风流才子”与“道学先生”的对立，即一种在清初形成的反对晚明浪漫之风的思想形态。事实上新文学运动在“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下，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本与国家权力共谋，已显出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1915年7月民国政府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因袭了前清皇朝对戏曲小说加以取缔、禁毁的政策，其时袁世凯仍在当政，应当属于袁氏限制言论自由的政策部分。同年9月鲁迅担任该会小说股主任。在他主持下研究会确定了对现有出版小说的审查标准，所有小说被分成八类，每类分上中下三种。在1916—1917年受审查的书刊达六百余种，将《游戏杂志》、《香艳杂志》、《眉语》等杂志列为下等，最后遭停刊的是《眉语》，理由是“状态猥亵，意旨荒谬，几不知尊重人格为何事”等。

别的不说，《眉语》的主编高剑华与几位编辑都是女性，单这一点在现代文学史上即有重要意义。如果以停刊理由的眼光来看已出版的十八期《眉语》，该杂志以“艳情”小说为主，以裸体女郎作为封面，常刊登中外爱情图片，男女姿态和表情较为亲昵。另外有时发表高剑华和她丈夫许啸天之间的情书之类，有些肉麻示爱的表达，其实在宣扬一夫一妻的爱情观，比《浮生六记》中“闺房记乐”进一步开拓了私文学领域。同样的，1918年秋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表了《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接着周作人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攻击“黑幕”小说的文章，也是在密切配合官方对上海通俗文学市场的干涉。

这里道及有关周作人的这段故实，是在阅读陈文辉这本书时所产生的一点感想。想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不同文学流派在印刷资本主义机制中处于互相竞争的状态，关注新文学方面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能对文学场域作较为整体的考察，涉及南北地缘文化、阶级、性别等话题，也可进一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谓“新”、“旧”的问题，那么周作人尤具典型。如果把这位“老新党”与包天笑、周瘦鹃作些比较，孰新孰旧，会很有趣，大约可以破除一点概念的迷思。

文辉这本书清晰而细致地勾画了周作人与小品文的身份认同几经曲折，实际上是以晚明文学作为批评的标尺，在分析被认为代表新文学运动“思想革命”的《人的文学》一文时指出:“最终落实对人性的解放时，还是需要对人的欲望的克制，由此可见，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观念模糊中的温和态度，实质是一种保守性。”又如谈到1925年的《国语文学谈》时认为“有让士大夫统系的文学取代通俗文学统系在文学史的主导地位的趋势”。这些都能一针见血，因此说周作人后来的“由明文到清文”思想退步也是顺理成章。

2008年底，章先生要我以七十年代的新诗发展为题，给复旦古籍所作讲座，另外为博士生做点指导，由是认识了文辉。他思想活泼，虚心敏学，志向高远，跟我讲起他求学过程的一番曲折，想起自己的过去，颇有心通处。后来又见他，却在2011年6月哀风凄雨痛悼章师之时。那几天我在复旦，文辉告我他组织了一个烛光晚会，于是晚上我去了光华楼，有感于动人的一幕，写了一首散文诗。几天之后我已回到香港，接到文辉的邮件说，他在为复旦校刊编一个纪念专辑，我把这首诗传了给他，刊登在那个专辑上，此即《烛光悼章师有感》:

难忘的一幕，神圣而温馨。夜色里，每人怀里揣着一朵烛光，三三两两走下石阶，围成一颗心，映照出你，生命中永恒的一刻，幽雅而慈祥。

不知是谁的创意，把烛光放入塑料纸杯里，顶住了风。他们听过你的文学史课，文学史里没有塑料纸杯。你的人性之光点燃，在平凡里创造奇迹。

桃李满墙的校园，有过这样的烛光。但不曾有学生来一瓶酒，把你当作酒友。这样的烛光以后还会有，但只有你，与酒的传奇、悲剧的精神同在。

见我踯躅于一旁，老师招呼我过去，笑问:你手中捧着的是什么?我看看手中，自以为捧着他的光环，此刻已经化成片片鸟翼，消失在夜空里。

来，和大家喝一杯。让我们举杯，为未来干杯!老师显得那么年轻，我摸摸自己的小胡子，好不容易养起来的，也消失了。

“把你当酒友”指的是文辉。就像他在本书《后记》里说的，他在章师面前不拘形迹，而心灵感通。此书定稿后，文辉请序于我，虽然我觉得古籍所的谈蓓芳等几位老师为这部论文倾注了不少心血，由他们来写序是更为合适的。既然文辉不拘常理，我也不得不应承了。是为序。

2014年3月22日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誉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