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助推中非共同发展的中非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伙伴关系

刘鸿武

［内容摘要］2014—2015年度是总结评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效果并考虑2015年后新发展议程的转折之年。总结过去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大陆的实施情况，分析比较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取得的成效及所展现出的南南合作新趋势新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出非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总体上说，非洲大陆发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提升与经济发展能力如何塑造这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核心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前提，又离不开非洲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思考与观念文化的重建。在这些方面，中非合作都有很大的拓展提升空间，也是未来15年中国对非战略与政策必须着重用力的方向。本年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的结构安排与议题设置，在承袭往年基本格局的基础上，也秉持上述理念着力拓展了新领域新议题。

对于非洲大陆的发展问题来说，2014—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是总结评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效果并考虑2015年后新发展议程的转折之年。15年前的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拟定出一套到2015年应该完成的目标和指标。这是一幅由世界各国和主要发展机构共同描绘的发展蓝图，人们承诺将全力以赴来满足全世界贫困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集中在非洲——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

也就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拟定的同一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创立了中非合作论坛。15年过去了，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和非洲得以实现的最重要力量，中国对于推进非洲大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在这15年中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议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国家。

如今，15年发展进程已然过去。总结过去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大陆的实施情况，分析比较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取得的成效及所展现出的南南合作新趋势新特点，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非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回顾多年来非洲大陆发展的成败得失并展望发展路径选择，可以看出，非洲大陆发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提升与经济发展能力如何塑造，而这两个核心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前提，又离不开非洲对于自身发展道路自主思考与观念文化重建。在这些方面，中非合作都有很大的拓展提升空间，也是未来15年中国对非战略与政策必须着重用力的方向。

一 巩固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依然是非洲实现发展关键

自2014年年初起，西非数国爆发埃博拉疫情，来势猛，传播快，夺去大量当地民众生命并呈全球扩散之势，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危害。长期以来，各类疫情反复肆虐非洲，实际上暴露出非洲国家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目前中国正致力于与非洲国家建构命运共同体，此次国际社会通力援助非洲防控埃博拉，非洲国家对中国有很大期待，中国可把握机会，充分发挥自身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与制度优势而有特殊的作为：除采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并做好中国自身的防范外，更应着眼于非洲国家能力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根本需要，倡导标本兼治，以更积极主动的举措，切实推进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制度建设合作，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政府危机管控机制，推进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这对提升我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制度感召力，夯实中非合作的基础，将具有战略性、基础性作用。

（一）疫情快速蔓延暴露非洲国家面临严重治理困境

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大规模暴发扩散，与其说是一个医学方面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治理的问题，它反映出长期以来在非洲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缺陷。瘟疫扩散危害是人类自古以来面临的挑战，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医学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已经逐渐获得了控制疾病大规模流行的能力，但长期以来非洲大陆一直是世界上疫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所以如此，在于非洲国家长期缺失有效能的政权建设与强有力的治理体制。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各国独立以来，非洲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此次发生疫情的西非诸国，都是长期政局动荡、历经战乱的弱势国家。

长期以来，一些非洲国家陷入“有社会而无政府”的国家失序解体状态，既无条块分明上下联通的中央政权系统，而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又形同虚设，这是非洲灾害多发、危机四起的制度根源。冷战结束后，西方强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自由化进程，在观念和意识上鼓吹削弱国家主权与政府权威合法性的舆论，明显地从外部消解了非洲国家的主权合法性与政府行动能力。在国家一体化融合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照搬西方竞争性多党政治，引发持续的群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而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尖锐的对抗性政治诉求，也从内部进一步撕裂了国家统一意志，瓦解了国民团结精神，这一切让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进程日益陷入前途不明的泥淖中。

观察分析非洲大陆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可以说最大问题之一是迄今为止一些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依然模糊不清，有效率的、具有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国家政权与治理体制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长期以来，在对待非洲政治发展这一复杂问题上，如何能做到实事求是依然是个问题。比如，在今日的非洲，判定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是立足现实需要并经由治理实践来判定，还是用照搬某种意识形态僵化教条来判定？是根据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合理性之优劣来判断，还是以一己标准或好恶而给各国政治随意贴上民主或专制的标签？这些基本的核心问题，在今日的国际社会和非洲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中并未形成基本的共识。但客观的情势却是，在国家组织机制趋于瓦解、政府治理能力严重缺失的混乱情形下，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广阔无边的热带雨林、草原荒漠中陷入一种无助的、自生自灭般的艰难处境，一旦发生类似埃博拉疫情这样的突发灾难，积贫积弱的非洲国家往往是应对乏力，陷于失控局面。

（二）帮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是推进中非制度深度合作的特殊机会

在人类历史上，各类瘟疫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许多文明曾因一场失控的瘟疫而毁灭衰亡。在全球一体化高度依存的今天，人类的福祉安康已经连结为一个整体，面对非洲疫情，国际社会必须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对于非洲的发展与安全，我国一直积极参与，贡献巨大。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国际努力中，中国分两方面采取行动以有所作为。一是应急的治标的，二是长期的治本的。

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应急的治标举措可包括如下方面。第一，继续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派遣疫情防控专家，利用中国在非医疗队、援建医院及“抗疟中心”的组织机构与服务体系，帮助相关国家培训专业人员。第二，中国应加快相关防治药物与疫苗研制，利用过去研制抗击疟疾研发青蒿素的经验，开发中医中药资源，加快抗击埃博拉病毒药物的研制开发。第三，总结推广中国抗击“非典”“禽流感”的经验，并结合非洲疫区实际情况，编制适用于非洲国家的《防治埃博拉病毒手册》，印制分发疫区相关国家机构与民众。第四，重视国际舆论与道德高地竞争，建立国际卫生防控合作基金，向国际卫生组织或非洲地区组织提供“埃博拉药物疫苗研制开发专项国际基金”，设立专项研发基金推进国际合作。

除上述应急举措外，中国着眼于非洲国家能力建设与发展的长远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倡导标本兼治，以积极主动的举措切实推进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制度建设合作，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政府危机管控机制，推进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与制度感召力，有力夯实中非合的基础。

（三）推进中非治国理政合作的长久之策与根本之举

非洲国家治国能力的提升与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根本上还是取决于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实践过程，寻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国家治理模式。但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支持与配合也是十分重要。在此方面，中国可以有更积极的对非合作长远性战略性举措。

第一，结合中非发展实践，以此次帮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为抓手，通过积极有效的形式鼓励非洲国家开展国家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的思想对话与思考讨论，以此提升非洲本土知识精英与政治领袖独立观察思考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意愿与能力，探寻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

第二，以适当方式形象生动地向非洲介绍中国在“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救助”中得到检验的国家动员体制、应急机制，展示中国有效能制度与体制的特点与优势。鼓励非洲国家根据自身的社会需要，更重视有效能的、本土化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制度模式和治理经验在非洲的影响力。

第三，合作建立中非防控疫情的长效合作机制，适时召开“疫情防控与灾难救助中非合作研讨会”。让中非双方智库精英、防控专家、政府官员就疫情蔓延的制度原因、社会影响、治理对策进行深入研讨，建言献策，提出具体的标本兼治的长效管控政策。

第四，做好顶层设计谋划，调整援外政策，加快实施“思想与制度软援助战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中国对非政策与援助方式进一步做出战略性结构性调整，规划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中国思想与制度走出去战略”，不仅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与技术硬援助与合作”，同时也积极稳妥地实施“思想与制度软援助与合作”，以充分发挥中国在推进发展、治理贫困方面的有效能制度的优势，来弥补中国在非战略竞争的短板，摆脱战略困境，实现中国与西方在非洲战略竞争优势的主客场转换。

（四）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合作是中非合作升级版的核心内容

总体上看，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中非合作已经推进到提质升级的关键节点上，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战略竞争将更趋复杂多样。放眼当今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竞争，中国一直存在一些结构性短板与战略困境需要破解。冷战结束后，西方在非洲持续实施“民主援助”战略，输出西式民主、人权、多党制等意识形态，扶持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非洲国家由于投入不足，在思想、学术、媒体领域长期受制于人，处于集体“失语”状态而被西方话语主导。

长期以来，西方建构的这一整套观念体系，成为一堵无形的话语高墙，阻碍着非洲国家的“思想发展权”与“话语发展权”，也成为遏制中非合作进一步推进的思想高墙。为此，中国应主动采取切实有效举措，努力跨越这一西方思想围堵的高墙，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中国的传统对非政策做出战略性提升与完善，规划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中国思想与制度走出去战略”，支持非洲国家的学术团体、思想智库、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支持非洲智库建设，推进中非思想交流，探讨中非制度合作新途径，从而提升“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制度”在非洲的影响力。这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战略性、基础性的推进作用。

二 助推非洲新型工业化以实现中非发展利益的深度融合

中非制度合作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出发点与归属，还是为了提升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能力，是为了提升非洲国家的政府组织管理本国经济生活的行动力与执行力。在此方面，推进中非产能合作、提升非洲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国家能力，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领域。

（一）非洲工业化的曲折历程与现状

在近代史上，非洲曾经为欧美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过重大贡献，也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非洲的黑人奴隶开发了美洲的矿山、种植园，大西洋贸易贩卖的黑人奴隶支撑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初的原始积累，亚拉巴马、弗吉尼亚的黑人奴隶生产的棉花让美国得以在18世纪进入世界经济圈。随后一百多年欧美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又让非洲成为欧美工业化得以完成的劳动力市场来源地与商品销售地。

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把非洲大陆带进工业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对非洲大陆有一笔巨大的历史账单。西方从来没有想过要在非洲大陆推进工业化，它也不认为非洲可以走工业化的道路。作为当年西方的殖民地，非洲一直是目前世界上工业化水平最低的大陆。今天，西方国家由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主要依靠金融、信息、高科技发展，也没有能力来拉动和推进非洲的工业化了，西方对于非洲的资源、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下降，因而它们往往会以保护环境与资源的借口批评中国等新兴国家对非洲资源与市场的开发利用。

从经济体量上看，2014年，中国GDP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而非洲大陆54国为2万多亿美元。非洲经济的落后事实上更多地表现在现代制造业的极度落后方面。为了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联合国于1989年将每年的11月20日定为“非洲工业化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每年这一天都会举行专题研讨会。然而，迄今为止非洲大陆依然是世界工业化的边缘世界。2013年中国制造业已占全球制造业的22%，但整个非洲大陆，若不包括南非，50多个国家工业产值只占全球工业产值的0.5%左右，40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加起来，大体只相当于目前中国一个东部省份制造业的规模。

从产业结构上看，2014年中国工业产值约占GDP总额的36%，而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约有一半的国家制造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低于5%。目前在非洲只有南非、毛里求斯、肯尼亚、突尼斯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大部分非洲国家不存在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仍处于全球工业化的边缘世界。南非虽然是非洲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但即使如此，2013年南非制造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只有15.2%。

非洲工业化进程落后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原因十分复杂。非洲50多个国家，许多国家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市场规模小，难以形成工业化所需的规模经济效应。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单一经济结构一直没有根本性改变，而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资金积累困难、教育落后、人才短缺、政局动荡、冲突战乱等各种因素在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但非洲国家一直有追求民族工业的梦想，因为这是非洲真正走向经济独立与发展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多数非洲国家，还有非洲的各区域与次地区组织，以及非洲联盟，都提出了宏伟的工业化目标和战略。如肯尼亚提出要在2020年成为工业化国家，尼日利亚提出要在2030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是，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比如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南非，达到5000亿美元，但其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依赖石油行业，制造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只有6%，而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仍停留在对原材料进行简单加工上。在这个国家，即使是石油经济也是低端的原油出口，石油加工和冶炼业十分落后，每年进口燃油所需的大量外汇，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二）非洲工业化的新趋势及其特殊优势

但是，非洲工业化依然有光明的前景，这也是非洲各国追求的方向与目标。非洲联盟在2008年专门通过了囊括7大类共计21个项目和49个计划的“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2014年非洲联盟正式通过了《2063愿景》规划，将工业化作为非洲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系列举措与规划。

近年来，非洲工业化出现新趋势，前景看好，发展环境与政策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比如，北非国家突尼斯工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左右。为发展工业，突尼斯兴建了大量公路、码头、工业园区等配套设施。目前，汽车零部件、机械加工、电子配件、医药化工、时装皮革产业逐步成为新的5大工业增长点。

尼日利亚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政府成立国家研发与创新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工业化发展指导。尼政府强调，非洲若想摆脱发展困境，必须要走工业化道路。2014年2月，尼出台“工业革命计划”，目标是在5年内将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从目前的6%提高至10%，成为创造就业和包容性增长的驱动力。南非政府近年对产业政策做出了调整，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发展、重视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努力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全国运输能力，建设与邻国联通的交通网络等。但南非制造业要想突破，需要提高广大黑人民众的教育与技术水平。

过去15年，非洲大陆的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增长位居全球前列，有约2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有十多年保持在6%到10%，中产阶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旺盛的消费需求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市场保证。此外，非洲大陆掀起的跨国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会让工业化进程走上快速路。

非洲目前的总人口近11亿，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相对较低。随着非洲国家对教育不断增加投入，非洲地区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得到提升，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也在不断增强。这为非洲工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非洲部分国家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将不再只是梦想。

（三）非洲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选择

21世纪的今天，非洲推进工业化必须更新观念与拓展视野，寻求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大致说来可在如下方面探寻努力。

一是要充分利用非洲自身的各种比较优势，在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深加工上形成产业优势，并尽可能地延伸产业链，提升非洲在资源与市场开发中所获得的利益比重；二是利用非洲丰富的农业资源，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农业进程，形成面向全球市场的非洲绿色农业、生态农产品和食品产业链；三是大力发展新型的环保产业，包括环保机电、环保化工和环保建材等；四是积极承接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转移出来的优质的劳动密集型日用消费品工业、家用电器制造业、民用建材业和小型电子电器装配业；五是强化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区域交通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提升工业化的能力，提升非洲内部贸易比重，通过一体化形成全球竞争力；六是在工业发展中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将信息化、互联网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与工业化结合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非洲大陆的政治风险、虚弱的国家治理体制与政府能力，在一些国家从西方移植的强大的工会力量与国际化的NGO背景下，对于非洲工业化也有消极或复杂的影响。因而非洲国家如何保持政局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护好国外投资者权益，对非洲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依然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非贸易与投资合作快速增长，市场依存度加深，经济结构的梯度衔接特征开始显现，双方推进工业合作、制造业对接所需的一些基本要素与条件逐渐积累起来。2003—2013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由0.75亿美元增至33.7亿美元，存量由4.9亿美元增至261.9亿美元，在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3000家。中国对非投资行业分布也逐渐多元化，根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2013年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采矿业（69.2亿美元，占26.4%）、建筑业（68.4亿美元，占26.1%）、金融业（36.6亿美元，占14%）、制造业（35.1亿美元，占13.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3.4亿美元，占5.1%），而总的趋势是中国对非投资在服务业、制造业领域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采矿业和资源型行业。

不过，目前中国对非投资的总量与存量在规模上都还比较小，未来拓展的空间很大。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大体上目前中国对非投资在中国海外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到5%，在整个非洲的外来投资中，来自中国的投资也低于总额的5%。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与贸易增长并不完全吻合，中国企业更愿意开展对非贸易而非投资，长期在非洲扎根、融入当地社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尚比较少。

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帮助非洲建设铁路、公路、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帮助非洲实现新型工业化，通称为“三网一化”计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要增长1000亿美元，双方贸易总额增长到4000亿美元。2015年4月，中国外交部长访问南非，提出中国将支持非洲实现新兴工业化、支持非洲提升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支持非洲安全和平建设，表明中国日益重视对非投资合作与产能合作。

（四）中非产能合作的基本思路与政策举措

中国助推非洲国家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大致需要遵循如下路径与原则。

一是努力实现中非产能优势与需求的对接合作，将中国的发展优势与非洲的发展优势对接起来，将中国的发展需要与非洲的发展需求对接起来，形成中非优势互补的发展共同体，及梯度递进、方向一致的发展结构。作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中国与非洲都有各自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双方的目标很明确、相似，都要实现各自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在发展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对接，相互促进。中非合作不仅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从而使世界力量对比更加平衡，更加合理。

二是推进中国优质富裕的中小企业对非转移，对接非洲国家追求的新型工业化诉求，将中国部分优质富余产能及先进装备技术逐渐转移到环境与条件相对适合的非洲国家，这不但可以促进中国中低端产能的转型升级，而且可由此腾出中低端工业制造品的市场空间给非洲国家，从而实现中非双方在产能转移过程中的合作共赢。2014年中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超过22%，有220多种工业产品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产能过剩情况严重。随着中国深化经济转型升级，大量优质富余产能和先进装备技术有待向外转移，这些产能和装备技术符合非洲的需要，非洲可以成为中国产能和装备技术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之一。非洲有10亿多人口，80%的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国家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1/10，在未来10年内工资水平不会有太大的提升（不过，非洲各国的工资标准差异很大，有些国家如赞比亚的铜矿行业，工资标准已经超过10年前的中国，中国产业转移过去并无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将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非洲，是个双赢之举。中国需要思考非洲国家的真切需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创新中非产能合作模式，促进非洲工业化。

三是推进中非经贸合作的结构与层次的转型升级，通过创新举措与战略谋划，寻求中非合作的更高层次、更广阔领域，更惠民方式，实现中非合作的转型升级，提升中非合作的可持续能力。中非合作需要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中非之间从一般贸易往来，特别是一次性商品买卖，逐步向产能合作和技术转移升级；从传统的以承包工程为主的合作方式，逐步向投资与金融合作升级；从官方政府间合作为主，逐步向政府间合作与企业合作、民间合作、多边合作的领域拓展，从追求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向更多惠及双方普通民众、改进双方民生的领域转型。今后，中非合作应该提升层次，扩大投资，促进非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并努力惠及民生，扩大当地民众就业机会。

而就推进中非产能合作的具体政策与措施方面，可以考虑如下原则。

一、中国可选择若干条件合适的非洲国家作为中非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如政治相对稳定、工业化有一定规模与基础、人口规模达到四五千万以上、内需市场相对较大、交通体系较发达、产品的可抵达性较好、政治上相对比较温和或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作为中非产能合作的重点实验国家。

二、可考虑在非洲选择若干国家在经贸、投资、工业化、产能转移与对接方面进行重点支持，形成中非产能合作的战略支撑国，并且通过强有力的持续合作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国家合作与行业合作模式，从而带动整个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

三、中国对非产能合作需要考虑推进本土化进程，将中国需要与非洲需要结合起来，形成中非双方合资、合股、合营方式，形成中非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企业可考虑尽量使用非洲本土人才，包括雇用在华非洲留学生以培养在非中国企业高级人才。目前每年来华非洲留学生中，政府奖学金生与自费生共有1.7万人左右，这批人应该成为中国在非企业聘用人才的后备力量。

四、中非产能合作与转移不能一厢情愿，一定要多考虑非洲国家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包括非洲政府的需要、非洲企业的需要、非洲普通百姓的需要，虽然非洲社会阶层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诉求各有不同，但中国还是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各方诉求，这样才能降低中国企业投资的风险。

五、需要加强对非洲经济、资源、工业化史、产能政策、投资环境的综合研究与评估，加强行业与国别研究，建立有关非洲各区域、行业、国别的投资数据库，国内高校或部门应该建立“非洲产能研究中心”“中非产能合作研究中心”这样的咨询服务与智库机构。

六、创新金融政策，解决中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投资非洲的融资难问题，中国政府可考虑尽快建立“中非中小企业产能合作基金”，提供低门槛的融资渠道，服务中非双方中小企业的相互投资、创造就业和市场。目前“中非基金”和国家优惠贷款的门槛都比较高，一般中小企业达不到标准。设立中非中小企业产能合作基金，可降低门槛，提高中非投资合作的力度。

七、加快推进中非电子商务网络建设，政府做出规划，做好非洲布局，可考虑在条件相对成熟的东非、南非早做布局，可利用类似中国浙江义乌这样发育比较成熟的现有的电子商务平台，在此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八、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建立对非工业化培训机构，改善现有的对非人力资源培训模式，民间与企业适当参与，一部分培训基地可考虑前移到非洲相关国家，在当地开展合作培训。加强中国高校国际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包括面向企业需要的人才培训与专业训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发展援助专业”，建立“非洲学”新兴学科及其专门人才培养体制。

三 建构中非“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伙伴关系”的共同体

国家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思想自立与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中非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同样必须建立在思想与知识合作的基础上。

今天，中国正在为“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非洲也制定了面向未来的“非盟2063议程”宏伟规划。在此宏观背景下，双方要建构发展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和机遇共同体，必须建立可以交流、理解、借鉴的“知识与思想共同体”，必须建立相互尊重的、平等的“知识共享和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努力在人类发展进程、全球治理、国际体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发出中非双方共同的声音。

这是未来中非合作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领域。为此，中非双方智库需以持续的努力，推进双方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对方，认识变化中的彼此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开放包容、双向建构的“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这一相互支撑的“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目标，是要推动中非双方的知识思想界共同去探讨一系列涉及全球治理与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

今后，中非双方的智库与学术机构，要着重关注和讨论如下话题：

第一，共同探讨新的发展观。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实践而总结出的新的发展观，形成适应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的新的发展观念、发展的知识、发展的思想。

第二，共同探讨新民主观与新自由观。一种基于南方国家实践与需要的新民主观、新自由观。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普遍的追求，历史上和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中国与非洲，也都有自己的民主实践的理念。今天需要共同探讨什么样的民主形态，能够带来中国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团结。民主不仅要看形式，而且要看效果。

第三，共同探讨新的国家观与民间组织观。一种适合于南方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的国家观念，能形成建设性的、良性互动的国家与民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新关系结构。从历史的经验看，无论是国家与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或者是公民社会，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必需的，都有各自存在的原因。一个好的社会，是国家与民间、政府与非政府，国家与个人，相互间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它的功能是相互补充的，配合的，而不是相互取代的，更不是对立和冲突的。

第四，共同探讨新的世界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减贫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立场，共同发出中非双方的声音。

为了建立中非知识与思想共同体，我们还应在如下方面共同努力。一是应该既不迷信西方的思想，但又对西方所代表的当今国际流行话语与知识传统有充分的了解，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合理内容的过程中超越其局限。二是应该从中非双方自身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系统中总结出新的知识体系与价值理念。三是对中非双方的现状与未来做出更具历史眼光的战略把握，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形态、思想体系及其话语优势。四是中非双方需要相互汲取“非洲智慧”与“中国智慧”，在发展合作的实践过程中，共同去呈现“中国思想”与“非洲思想”的独特价值。

为此，我们也建议中非双方的高等学校、学术机构、思想智库在如下方面继续努力：第一，在中非双方建构实体性研究对方的学术机构并争取稳定的多方资金投入。第二，培养起一批专门化的、长期致力于中国和非洲问题研究事业的人才队伍，这些人需要具有长期或多次在非洲国家和中国访问、考察、调研的经历，熟习中非双方的民情，在当地学习本土语言，感受当地社会与文化。既了解中国，也了解非洲，可从不同角度开展跨学科协同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能力。第三，大力加强中国高校涉及非洲研究领域的各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扩大规模，提升层次。可与国家汉办赴非汉语教师、志愿者的选派结合起来。第四，逐渐建设好一批非洲专业图书资料中心、专业化的非洲博物馆、非洲图像影视中心、非洲网络数据库。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建立非洲翻译馆，以开展系统性的中非文献互译、出版和推介工作。第五，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大学、政府机构、NGO组织建立各种类型的中国研究中心，争取在非洲重要国家的名牌大学中建立一批中国非洲研究中心。积极推进孔子学院的本土化进程，让孔子学院转化成当地大学的外语学院，就如同英语、法语在中国大学的外语学院一样。第六，在中国和非洲建立中非联合报社与合作出版机构，联合电台或电视台，扩大中国和非洲国家在文化、媒体、出版、音像、网络等领域的产业合作，让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人民有更多途径相互接触了解。

中国与非洲作为世界史上的两大文明区域，各自都有悠久的知识传统与独特的思想遗产。今天，中国和非洲都正走在复兴与发展的道路上，中非双方的合作也日益超出政治与经济领域而向更深层次更具本质意义的思想交流与知识共享领域拓展。为实现这一目标，中非双方需以持续的努力和有效的工具，来推进双方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对方，认识变化中的彼此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正在快速推进的中非发展合作及丰富实践，是中非双方的学术思想界摆脱对西方原创知识与思想的长期依赖趋随，创造出自己的跨文化元话语体系并走向世界的一个特殊机会。

本年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总体上还是围绕着非洲大陆政治与安全、地区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社会人文与中非关系的核心领域而设置报告议题和展开论述；同时，在一些过去关注不多的环境、民生、观念、文化、思想领域加强了对策性研究。今年的报告，既包括历年都有的基础性战略性重大议题的年度总体性报告，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描述年度的新进展与新变化，同时又因时而变，增设了一些局部的、边缘性、细节性议题报告，从而让这份年度性的非洲地区发展报告有分有合，有因有果，以期逐年而上，给读者提供一个日益完整的非洲大陆发展进程全景画面与立体形态。这也是这一年度性《非洲地区发展报告》的一个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