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周树智
(西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会长,西安,710075)
摘要:自古以来就有哲人研究价值问题。英国哲学家休谟1740年开创了以实然与应然二分为核心的价值哲学研究逻辑前提、起点和开端。1864年德国哲学家洛采第一个明确提出“价值哲学”名词,洛采之后的100多年里西方价值哲学研究产生了主观主义价值论、客观主义价值论和折衷主义价值论三大学派。他们都在价值哲学研究道路上竖立起了一座座里程碑。而今西方抽象价值哲学研究旧范式已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气息奄奄,走到了尽头。与其相反,东方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方兴未艾,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中国学者创造的价值与现实有机统一的价值理论与现实对象相一致的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为价值哲学研究开辟了广阔道路,在价值哲学研究道路上竖立起一座新里程碑,这是中国学者为世界价值哲学研究发展应尽的责任和贡献。
关键词:西方;抽象价值哲学;东方;现实价值哲学;范式转型;新里程碑
2011年12月11日由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价值哲学高层论坛暨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在西安交通大学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共成立90年与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来自陕西省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60余人汇聚一堂,从价值哲学的独特视角共同聚焦中共90年的历程与当前重大现实价值哲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入的思想交流。本次学术会议在人类价值哲学研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标志着人类价值哲学研究从形而上学的概念思辨的纯理论的抽象价值哲学研究旧范式,转向对现实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在人类价值哲学研究道路上竖立起了一座巍峨挺拔、金碧辉煌、光芒四射的新里程碑。
反思人类哲学史,应该说在人类哲学史上从一开始就有哲人对价值进行研究,只是人类早期的价值研究还没有明确使用和出现“价值哲学”这个名词概念。人类早期的价值研究主要表现在哲人对人类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研究,教人做一个正直的有价值的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东方中国就出现了周公旦父子的《周易》、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在西方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等,特别是智者学派开创者普罗太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人类价值研究在西方中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神学取代了哲学和人学,哲学和人学成为神学的奴仆,后代西方人把中世纪称为欧洲的黑暗时期。同一时期,在东方中国孔子开创的儒家道统还在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封建统治文化的灵魂,特别是宋朝大儒张载在陕西凤翔府眉县横渠镇创立的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而和必解”等观点
人类近代社会在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也叫人文主义运动。经过人文主义运动,神被打倒了,人又重新站立起来了。正如后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正确指出:“上帝死了,人还活着,必须重估一切价值。”
可惜的是同一时期的东方中国还只有伦理学,没有经济学,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伦理学道统中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弊病却充分发挥了效用,致使中国这个君主高度集权专制统治的超稳定的封建主义的老大帝国日益走向衰落。
在人类哲学史上真正开启被我们今天称之为“价值哲学”的逻辑前提、起点和开端的第一人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他在1739—1740年著《人性论》,言他发现由“是与不是”联系起来的事实命题与由“应该与不应该”联系起来的道德命题是相互对立的,不能由“是与不是”联系起来的事实命题里逻辑地推导出来由“应该与不应该”联系起来的道德命题。休谟讲:“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与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
休谟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从道德伦理学角度,深化了休谟的抽象的道德价值哲学研究。
在人类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价值哲学”这个概念的人是德国哲学家洛采。洛采1864年出版《微观世界》,将世界划分为三大领域即经验事实领域、普遍规律领域和价值领域,提出前两个领域是手段,只有价值领域才是目的。他的学生文德尔班指出:“价值学或有关价值的学说是最近才独立出来和日趋完善的理论。在近代哲学语言中选用‘价值’一词是由洛采首先开始的。”
洛采之后的100多年里西方“价值哲学”发展很快,可谓学派林立,概括起来有三大倾向,即主观主义价值论、客观主义价值论和折衷主义价值论。主观主义价值论代表人物有洛采、文德尔班、尼采、詹姆士、培里等。洛采的学生文德尔班评价洛采的“价值即目的”说,说它的实质是“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客观主义价值论代表人物有摩尔、莱尔德、舍勒、哈特曼等。英国哲学家摩尔1903年著《伦理学原理》,创立常识哲学。他说:“我坚决认为,许多不同事物本身就是善的或者恶的。”
折衷主义价值论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怀特海,1924年移居美国,著《过程与实在》,创立过程哲学。他一方面主张价值是客观存在,说:“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而过程是事物的变化。”
洛采之后的100多年里西方价值哲学研究产生的主观主义价值论、客观主义价值论和折衷主义价值论三大学派,深化了前人对价值的理解。但是,他们在总体上都是沿着休谟开创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思辨的纯理论的抽象价值哲学研究传统范式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主导人们思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居于统治地位,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伴随左右。
二战之后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价值哲学兴趣不大,价值哲学基础理论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许多西方学者转而研究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价值哲学研究长期停滞不前,而今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休谟开创的西方价值哲学研究范式传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思辨的纯理论的抽象价值哲学研究范式传统。这种抽象价值哲学研究范式传统有优点,就是它的抽象性,保持了哲学应有的本性,同时,表达了人的主观情感对价值的影响,从而使西方价值哲学研究能够持续几百年。但是,这种抽象价值哲学研究范式传统也有很大缺点,也在它的抽象性上:其一,它是抽象的观念价值哲学,主观随意性很强,凭主观情感、兴趣、意志、欲望、需要等去想象、理解和规定价值,很难找到价值真理。其二,它是抽象的形而上学价值哲学,凭主观直觉、玄想、概念思辨和逻辑推定价值,形式上很客观,结果却是陷入价值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泥潭难以自拔。其三,它是抽象的纯理论的价值哲学,理论与现实严重脱离开,理论不能反映、说明和指导人们的现实价值生活。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思辨的纯理论的抽象价值哲学研究范式传统的根子就扎在休谟提出的价值与事实相对立的观念上面,因此,西方学者只知价值与事实相对立,不知价值与事实相统一。当然,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思辨的纯理论的抽象价值哲学研究范式传统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当代西方现实社会状况变化这一大背景所致。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不仅全面资本主义化了,而且完全现代化了、工业化了、商业化了、网络化了,同时,人也被物化了、机器化了、异化了,自然环境也恶化了,资本家和官僚们更加贪婪、狡猾、奸诈、霸道,工人和市民们不知如何才能生活下去,人们失去了价值追求,道德文化生活陷于混乱和危机之中。因此,当代西方哲学家不可能再沉醉于对这种抽象价值哲学研究之上,他们的兴趣已转移到反对西方现代化,号召人们从西方现代化里解放出来,结果是兴起了后现代主义。
正当西方抽象价值哲学研究陷入困境、日暮途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时,在世界东方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才刚刚兴起,如朝阳出海,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光芒四射,方兴未艾。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与1978年中国发生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的哲学大讨论有直接关系,因为这场大讨论使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此前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闭关自守,以阶级斗争为纲,关起门来搞“革命”,文斗武斗,人人自危。人们的思想被个人迷信、教条主义、极“左”思潮和“两个凡是”所束缚,人们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犹如一声春雷,把人们从沉睡中惊醒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人们敢想了、敢说了、敢为了。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革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3年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诱因在中国知识界又发生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论,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解放运动,人们深入反思“文革”十年期间人的异化、人对人的摧残、迫害,从而呼唤人道主义,要求重视人的价值。正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价值哲学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一个新的生长点。自1980年至今的30多年,研究价值哲学的文章有上千篇,著作几十部,全国性的价值哲学研讨会达13次,国际性的价值哲学研讨会也有多次,国际价值哲学学会一致推选中国学者为该会主席。
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大家公认改革开放新时期价值哲学研究开端的标志性论文是1980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杜汝楫先生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第一场大争论也是就“满足需要”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概念展开的。青年学者郝晓光1987年1月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的否证》一文,指出“所谓普遍价值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句马克思的话,是马克思对阿·瓦格纳把价值一般等同于使用价值概念的否证。不过,郝晓光却走向另一极端,只承认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概念,却未说明价值一般概念,从而引起李连科、刘奔、李德顺等与他争鸣。虽然争论双方分歧很大,但是大家都一致赞同马克思给新哲学的使命和价值追求所作的规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011年12月11日由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在西安交通大学隆重召开的价值哲学高层论坛暨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是一个重大标志,标志中国学者完全从休谟开创的价值理论与现实对象相分离的抽象价值哲学研究旧范式里走了出来,全面开启了价值理论与现实对象相统一的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这种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真正实现了价值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编入本书的论文就是最好的说明。
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的特点是:第一,它在价值形式上把价值看做现实个人的存在方式
价值哲学研究应从抽象价值哲学研究旧范式转向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因为抽象价值哲学研究旧范式的价值理论与现实对象相分离,丧失了生命力源泉;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的价值理论与现实对象相统一,永葆生命活力。现实价值哲学研究新范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辟出一条广泛深入研究发展价值哲学的广阔道路,在人类价值哲学研究道路上竖立起了一座巍峨挺拔、金碧辉煌、光芒四射的新里程碑,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价值哲学研究应尽的责任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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