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郑易生研究员和王世汶博士主编的《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首卷出版，在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获得广泛好评。随后，《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至第七卷相继出版，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2021年，恰逢距第一卷出版已有20年。在这20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八卷主题为：减污降碳20年，以环境污染治理和碳减排为主线，回顾和评论过去20年中国环境质量和环境政策的演变。

围绕污染治理和“双碳”目标主题，本书分为五个篇章。第一篇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及政策进展”，该篇由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与土壤修复以及环境监测等四章组成，分别介绍了三类主要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进展和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情况（王世汶、杨亮）。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就，部分污染物排放量得到控制，可吸入颗粒物、SO2、NOx等常规污染物的排放量开始处于下降趋势，但VOCs、氨等污染物排放仍处于上升态势，臭氧污染突出。中国水环境治理从“点”到“线”、再到“面”，呈现出了从单一治理到多元治理，再到综合治理的阶段性发展态势。中国水污染治理重点从早期的工业和市政污水末端治理，逐步扩展到农村污水处理、水环境综合治理和黑臭水体治理等。在固废领域，近二十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方式逐步取代了填埋模式，在危险废物治理领域，近十年得到全面发展和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我国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得到广泛重视，发展较快。我国环境监测事业起步相对较早，从初期的以工业领域废气、废水、废渣的“三废”为主要监测对象，正在逐步拓展成为覆盖城市、区域、流域的包括生态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的综合性环境监测体系。总体来看，随着国家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污染防治的范围逐步扩大、防治力度逐渐加深、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本书第二篇为“中国碳排放与“双碳”目标”，该篇介绍了中国碳排放现状、碳达峰碳中和形势与开局思路，介绍了美国和欧盟应对气候问题的政策，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有重要启示。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项承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碳排放现状和气候治理政策综述》（蒋金荷、马露露）回顾了全球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过程、中国气候治理政策及碳排放情况，认为“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节能减排效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长“弱脱钩”。由于世界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逐步转变为引领者和主导者，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与开局思路》（张友国）回顾了中国低碳战略目标的演变过程，其主要特征是从节能这一间接、隐性的碳减排目标逐步过渡到直接的碳强度减排目标、继而演进到碳峰值、碳中和等碳总量控制目标。该文指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新发展阶段中国低碳发展确立了新目标、注入了新动力，符合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内在的演化逻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开局应围绕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和协同性、加强国际合作、动员全社会力量，深度融合低碳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作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美国历届政府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并非总是一致。《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特征分析与展望》（蒋金荷、黄珊）提出，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今，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随着不同党派执政而变化，国内政治生态与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限制了气候政策的连续性，气候政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拜登政府积极的气候政策无疑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更上一层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各国为应对经济衰退和环境危机推出绿色发展规划，《欧盟绿色新政的主要内容、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朱兰）回顾了绿色新政的出台背景和战略意义，并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和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后欧盟的两次绿色新政为例，归纳其主要内容和特征，了解不同时期绿色新政的政策框架和重点演变。

第三篇主题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部分不仅探讨环境问题，而且关注污染问题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因果关系。绿色是农业的底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是绿色的现代化。《农业绿色转型的政策演变及实践探索》（金书秦、冯丹萌）将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农业绿色转型政策举措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理念形成期（1978—1994）、起步阶段（1995—1999）、创新探索转型期（2000—2012）和优化转型期（2013—2020）。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阶段性，可划分为“去污、提质、增效”3个阶段：去污就是生产生活过程的清洁化，实现增产增收不增污；提质就是实现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通过完善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增效就是绿色成为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逐步凸显，成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加快推进产业体系绿色现代化：模式与路径》（张友国）认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也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或者说要建立一个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结合理论分析与现实观察，不同地区产业体系绿色现代化的模式可归结为绿色经济主导模式、低碳经济主导模式和循环经济主导模式。文章分析了产业体系绿色现代化面临的绿色转型原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提出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倒逼产业体系绿色现代化等实现路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目前，黄河流域不仅面临资源性缺水，而且面临水污染的严峻挑战。《黄河流域干支流水质演变与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李玉红）分析了黄河干流和支流水质的演变特征，发现2012年以来黄河水质显著改善，而干流水质不但好于支流，而且较早实现了水质好转。黄河干支流水质差异反映了沿岸城市在经济增长和污染治理能力方面的显著差距。省会大城市率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治污能力增强且污染治理任务减轻；而各级支流沿线的小城市和县域污染治理任务重且治污能力较弱。黄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不但要加强末端防控，还要着眼于各级城市利益分配格局和发展方式的调整。巢湖是我国重点治理的三大湖泊之一。2011年，原巢湖市被拆分，巢湖成为合肥市的内湖。《区划调整与环境治理——基于巢湖撤市的准自然实验》（李静、王敏、王姝兰）研究发现，区划调整后巢湖主要的污染指标如化学需氧量和溶解氧都不同程度地恶化，巢湖拆并的环境政策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该文认为原因在于快速地拓展城镇空间、巢湖管理体制不完善、地方绩效考核偏重经济等。要治理巢湖，必须回归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初心”，摈弃传统的经济先行的发展理念，强化精准治理和问责机制。

第四篇主题为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由三篇文章组成。《中国资源利用政策体系研究》（王红）综合梳理了我国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体系，包括政府文件、法律制度、行政规章、发展规划以及各种具体的激励性、指导性和限制性措施。文章评价制度政策的实施效果，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资源产出率提高、资源综合利用规模不断扩大。针对当前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文章提出未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在我国西北农村地区，不断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水资源使用危机日益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这说明现有水资源管理方法亟待改进。《我国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发展与挑战：以我国西北四条河流为例》（张倩、KuoRay Mao）回顾了我国水资源管理方法。农业税费改革之后，我国开始采用基于项目制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办法来应对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系统退化问题。虽然这一方法在减少荒漠化、水资源短缺和生态退化问题上有相当多的成功经验，但其实施也遇到了很多限制和障碍。由于忽略了地方社会经济背景和内在的矛盾关系，导致各种措施面临种种限制因素，引发了新的不确定性。“绿水青山”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关键问题及制度保障体系》（孙博文、彭绪庶）从理论层面廓清了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特征和产业匹配模式。该文分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诸如生态产品概念界定泛化等理论问题，以及生态产业“生态溢价”空间不足等实践问题，提出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包括完善要素保障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多元生态金融制度以及法律保障制度等。

第五篇为机制保障与社会参与，包括环保产业、绿色金融、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等四篇文章。《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历程、问题与对策》（王世汶、杨亮）回顾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进入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2年以后呈现出了快速的超常规发展，是国民经济体系中发展轨迹独特、成长较为迅速的新兴产业。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优胜劣汰，中国的环保产业已经基本建立起了可以对应中国污染当量和经济产业结构类型的环境产业体系。绿色金融为减污降碳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贾晓薇）回顾了中国与国外高收入、中高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各种绿色金融制度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产品制度缺乏标准、政策支持体系滞后、中介服务体系落后、信息沟通机制不畅等不足，提出加强绿色金融法律、市场、监管、机构和信息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多元共治”，而多元共治的基础是信息全面公开。《环保组织视角下中国环境信息公开20年回顾与展望》（张静宁）从环保组织的视角，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分为启蒙和起步、深化和完善阶段，并且以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信息公开为例，介绍了环保组织与政府部门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互动。回顾环境信息公开20年，后10年也是我国环境信息公开体系逐步构建、发展变化最大的10年。从申请公开答复称企业排污数据属于“秘密”到排污信息公开属于常态，从环保部门收到环保组织建议信质疑是否会“敲诈”到商讨如何一起解决问题，反映了生态环境部门和企业对于信息公开态度的变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新生事物，但已成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述评》（葛枫）将我国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发展历程分为2014年前的探索期和2015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期。2014年的新环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力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活动。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主、案件数量少但影响大、涉及领域广泛、诉讼时间长且成本高的特点。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存在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特点，应重构民事公益诉讼功能、完善体现预防功能的程序，激励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书必定存在各种不足，欢迎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编者

2021年12月